当然，我并不怪这几位家长，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谁又愿意拿孩子的前途去冒险呢？如果不被逼到这一步，我也不会和周小萍老师撕破脸啊！
但是这事总得解决呀，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我约见了市里一位副市长的秘书，因为他是我的同学。见他之前，我写好了一份题为《老师的爱心哪去了？》的文字材料，如实反映了南小老师周小萍用搬凳子、搬课桌、扇巴掌以及用惩罚性劳动等粗暴的手段处罚学生的情况。
他看了我的材料，赞叹道：“真不愧是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问题剖析得非常到位，佩服佩服！”
我说：“取笑了吧，在你大秘面前，哪敢班门弄斧？”
他认真地说：“我讲的是实话。最后那几段，还真的不是我们能写得出来的。”
我接过来看了一下，原来他所称赞的正是我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些看法：
现在都说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老师缺少了爱心。
过去，我们通常把人民教师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现在严峻的事实是：我们的许多老师已经没有了爱心，可以说，只是在培养“工程师”，不见了“灵魂”。人们希望我们的老师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孩子们的分数上，要注重素质的教育，问题是我们有不少老师本身的素质就成了问题。
老师可以一点不去顾及孩子们的感受，不顾这种处罚将会使得孩子的人格、性格和自尊心受到扭曲，这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今天，老师可以仰仗自己的权力，随心所欲地打骂孩子，把孩子的作业本粗暴地扔到地上，当众羞辱；强行搬走凳子和桌子，无端地惩戒孩子--这些，对于尚未涉世的孩子无异于是在实施一种暴力。试想，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也有了一定权力的时候，他们将会怎样对待别人，对待社会？
人在阴影里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如果孩子们学会的只是强权、暴戾、非理性以及自我心中的怨怒，那么将来，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丧失的就是一个人最需要的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
他很爽快地问我：“你有什么想法吧？”我说：“能不能替我把这份材料转交给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希望他能过问一下这件事，把这位不称职的班主任换了。”他露出了为难的神色。说道：“这事恐怕不好办。我相信，这材料转给了分管市长，他是会重视的，但不大可能会因为你一个人的意见，学校就把班主任撤换了，除非有许多家长一起联名。”
我不得不实话实说：“这一招我不是没试过，可萍城的家长们顾忌太多，都不愿意出面。”这些情况，他当然不是一点不清楚，于是就说：“因为咱们是老同学，我就不转弯抹角了。其实我就是把你的这份材料转给了分管市长，他也未必会处理。你以前也在机关呆过，应该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也许十分重要，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件极小的小事，谁会为这点小事去得罪人呢？以我的经验，就算这材料转过去了，分管市长就是处理，他也只能是批给教育局；教育局即便过问了，也只是会把它批给南小。你不是说周有背景吗，你想想，校长会因此而撤换一个有背景的老师吗？”
我越听越悲观。他还在继续分析：“最终的结果是，周还是班主任，但你们的关系已变成了水火，小明在她手下还有好果子吃吗？就是最后把周调到其他的班去，小明也未必就有好日子过，因为你这也等于是告了这所学校一状！”他的这些分析，判断，我并不感到意外。老公在帮助我修改这份文字材料时，我们就已经把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只是我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能有哪位负责任的领导站出来予以干预。老同学的话使我一下回到了现实的社会中，希望彻底变成了失望。这时，我说出了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打算：“既然这样，我就谁也不找了，干脆找个媒体把这篇文章发出来，到时候看他们解决还是不解决！”我这样一说，老同学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步棋千万走不得！你想想，你把这事在媒体上捅出去，多损害萍城的形象呢！”我问他：“那你说，萍城是个什么形象？”他嘿嘿地笑着，说道：“现在萍城不是在千方百计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嘛！”他见我不吭声，就又建议：“我的意思是可以给小明在南小换一个班，或者换一所学校，这些，我都能够帮你办到。可到底选择哪一种方式，最好也听听孩子的意见，家长千万不能包办，否则引起孩子的反感，效果还可能会更差。我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我把儿子转到了四中的一个班，因为我老婆的一个同学就在那里当班主任，都知道那个班很好，没想到儿子很反感，去了后学习成绩急剧下降，高考考得很不理想。所以说，并不是家长认为好的孩子也一定就会认为好。”
他说得推心置腹。
我叹息道：“两年前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你呢？要是早听了你的这番话，我肯定不会把小明转到南小去，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郑重其事地开了一个会。我和老公征求小明的意见：是继续留在周老师的班上，或是就在南小换一个班，还是转去别的学校？
小明想也没有想就表了态：“我想回北门小学！”老公问：“都离开一年多了怎么还想回‘北小’？”小明说：“那里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孙老师是班主任，她对我也很好，我喜欢那里！”
我答应道：“那就好，爸爸妈妈这次坚决听你的，会尽力去为你办。”一听说可以重新回到北门小学，小明别提有多高兴，一再说，这次回去他的画在班上肯定是最好的了。以前好朋友吴远旭画得比他好，现在肯定不如自己了，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于是我给当秘书的老同学回了电话，告诉他，小明想去北门小学。他很快来了电话，说他已经找了区教育局的苏局长，苏局长要我直接去北门小学找曾校长。我正准备出门，他又来了电话，说是要我最好就直接去找分管教学的张副校长。
我知道张副校长是位女同志，过去我们曾在一起吃过饭，有时在街上碰到了，她还非常客气。我想既然苏局长也打了招呼，又有张副校长这个熟人，肯定不会有问题了。我信心满满地去了北门小学。
到了北门小学，找到张副校长，说出我们的要求时，才发现今非昔比人事皆非，情况有变，她已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她说得很绝情：“小明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实验班。那时他一转走，名额就被别人占去了。去年学校已经向家长承诺过，实验班决不再增加一个学生，就这已经有了五十多人，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我虽然很是意外，却也并不介意她的“变脸”。想想当初小明从这里转走的时候，她们确实是不太舒服的，觉得我们这是看不起北小，这位张副校长还出面劝说过，希望小明能留下来，后来见我们去意已定她还十分惋惜地说过：“又转走了一位好学生！”现在我们竟又找上门，求着她把小明转回来，她的这种态度应在情理之中。不过最后她还是给了面子，说：“苏局长都打了招呼，无论如何我们也是要接收的。但小明只能去普通班了。普通班行不行，你们考虑一下吧。”事已如此，我只得说：“我们先回去问问小明，明天再答复你，行吗？”晚上小明回来，我就把去北门小学为他办理转学的情况说给他听，他半天没吭声。
我知道他非常失望。我心里也很难受，但不得不征求他的意见，让他自己拿主意：“如果转到北门小学别的班，你愿不愿意？”他一口拒绝了：“不去！”我说：“如果就在南小换个班呢？”他说：“我不想换了，再换班，同学又都不认识。”我说：“如果转到别的学校去呢？”小明突然不耐烦起来：“不去！我哪里也不去！”这让我有点意外：“你不怕周老师还会处罚你吗？”他说得很自信：“我表现好了就不会被罚！”
接下来，他讲出来的一番话让我目瞪口呆。他说：“别的老师罚人更厉害，有时会罚学生两手各提一只垃圾桶，头上还要顶着一个扫把；作业不做完会罚抄几十遍；课文背不出来就罚你站在外面，不准进教室！”
我问：“谁告诉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明说：“周老师讲的。”
想不到周小萍居然会这样忽悠孩子，连小明也相信她的那些惩罚在南门小学还是最轻的。
回不到北小原先的那个班，小明就心甘情愿地留在周老师班继续读书，这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因为这让我想到了“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假如你把一只青蛙丢进热水里，青蛙当即就会本能地逃走。可是，如果你把青蛙放在温水中，让水的温度慢慢升高，青蛙就会因为适应了这种慢慢变化着的环境，感觉不到危险，便不会逃，但是当最后温度高到无法承受再想离开时，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逃生的能力。
我担心我们的小明是不是已经成为一只丧失了正常知觉的青蛙？等小明睡下之后，我把我的担忧告诉老公，问他怎么办。老公说：“怎么办？只有离开。”
“你是说离开南小？”“必要的话，就离开这座城市！”我有些疑惑，问：“回安徽合肥？”
老公说：“到北京去。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地，我相信那里的文明程度以及教育资源都应该是中国最好的。”
我说：“北京好是好，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法在那里读高中，更不用说在那儿考大学了，现实吗？”
老公提醒道：“你忘了燕子的建议？咱们也去买一个天津的‘蓝印户口’！先让小明在北京读书，等到初中毕业了才转到天津去读高中，在那里参加高考。”
我觉得好笑：“咱们现在只有几万块钱，怎么去天津‘购房入户’？”老公这次变得十分坚定，他说：“钱不够，咱可以卖掉一套合肥的房子，换一套天津武清的房子。”我很是奇怪：“你的决心那么大，真到那儿去？你不是说武清环境不好吗？
怎么还要去买武清的房子呢？”老公说：“我咨询过杨新岚，她的一句话让我下了决心。她说你买天津的房子主要是为孩子买教育，至于环境，你们都能同山里的农民吃住在一起，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再说她还答应借钱给我们。”
杨新岚是《当代》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我们的不少作品都是由她担任责编，是我们多年的朋友了。
听说小杨愿意借给我们钱，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忙问：“能借多少？”老公说：“大概能凑个二十多万吧。”“太好了！”我好一阵惊喜。“她能帮我们解决这么多，那就没问题了。
剩下的，我再向萍城的朋友们借。”我激动得觉也不想睡了，来到小明的房间。此时，小明已经睡得很熟，大概梦到了什么开心事，脸上正荡漾着甜蜜的笑。我用指尖轻轻碰碰他的脸，睡梦中，他居然嘿嘿地笑出了声。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儿子，把你转到萍城的南门小学，让你受苦了，这是妈妈一时糊涂，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为了结束这个错误，弥补对你的亏欠，妈妈会不惜代价去为你办天津市的‘蓝印户口’！”
回到书房，见老公也没倦意，在看一本刚收到的杂志，我就和他讨论起小明以后的事。老公提出小明下学期就转到北京去读书。一听这学期一结束就要将小明转走，我忽然变得胆怯起来：“太匆忙了吧？”
老公有些诧异：“你的意思是，小明还在这里读一年？”我说：“我也不知道。可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做这样的决定了。我现在好像患了一种‘转学恐惧症’，只要一提为小明转学，我就害怕。我是太害怕再看到小明在陌生环境中那种无所适从的样子了。小明现在除了愿意回到他原来呆过的北门小学实验班，别的学校和别的班他都不愿意去。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小明的意见，不要再替他作决定。要去北京，也得等他小学毕业升初中了，他们班上的所有同学都要重新选择学校，各奔东西了，那时他会感到很自然。”
老公苦笑着说道：“这可不是你的处事作风啊。好吧，那就再在这里呆上一年。可我觉得，不管还在萍城呆多久，我们也得先去把武清的房子买下来，把‘蓝印’办了，谁知道这政策会不会变？”
我想想，也是。现在的许多政策说变就变，早先北京、上海不也都搞过“购房入户”么？说声停，就再没有一点动静。既然要买天津的‘蓝印’，迟买不如早买。能解决问题的，是做法，不是想法，要行动起来。于是下了个决心：“好吧，趁着元旦放假我就去一趟武清，把房子定下来。”
第二天我就给两位老同学打电话，向她们借钱。虽然她们都担任着一官半职，但她们所在的单位基本上都算是“清水衙门”，又没有什么“灰色收入”，手头并不宽裕，但两人还是给我凑了十万元。
接着，我便与北京的杨新岚联系，没想到她二话没说，隔天就把二十二万元打进了我的银行卡；她凑齐了二十万，那两万是著名编辑周昌义拿出来的，算是对我们的支持。
这让我没法不感动。就这样，我把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以及我们自己积蓄的，归在一起算了算，觉得买套天津武清的两居室应该没问题了。要说缺也就还缺个两三万，我把这消息告诉了老公，老公也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