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的时候，歌德曾向奥古斯都公爵解释当时的情况：
我的确不是革命的赞同者，革命将带来善果或恶果还难以预料，但恐怖行为在我周围不断地发生，使我既震惊又愤怒，某些人想在德国发动类似法国事件的事实，使我无法继续沉默下去。
同样地，我也不是傲慢任性的执政者的支持者，我确信革命不是国民的责任，这个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如果政府能不断地追求公正，适应大众需要而改革政治，社会将呈现一片清明；如果对人民的意愿不辨是非便横加否决，则人民群起反抗，革命因之而起是不可避免的。
就因为我憎恶革命，所以被认为是当权派的同党，这真是极大的误解，我绝不认为现在的政府没有缺点。如果现存的政府一切都是优秀善良的，我倒很乐意成为他们的同党，但是现存政府的缺点是有目共睹的，被视为当权者之友，即意味着冥顽不化。时代在进步，人类的观念也在随时发生改变，1800年认为完美的制度，到了1850年可能就会被视为落伍。
1792年，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夏天，联军的一场战事失利之后，歌德便与这时代的大事有了直接的接触。身为普鲁士联军指挥官的奥古斯都公爵邀请歌德作为随员，赴前线参加战斗。
30年后，歌德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有关资料的详细研究，写成了《法国的政治运动》。在这本书中，歌德叙述了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对在秩序与非秩序、维持与破坏、掠夺与付出之间维持生命的艰难的感叹。这部作品没有热烈的情感，只有旁观者的冷漠。
歌德到达前线后，对战术丝毫不感兴趣，他的多半时间都花在观察炮轰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上。有一次，在普鲁士的阵地里，歌德甚至无视那些猛烈的炮火，兴趣浓厚地观看积水的炮弹坑中，悠游自在的小鱼。
1792年9月，普奥联军再次战败。这时，真正预见到神圣罗马帝国即将瓦解的，似乎只有歌德一人。
今天已经结束了，法国军队的阵地仍完好无恙……友军从炮火中撤退，但我却并不觉得惊讶。最令我震惊的是全军士气的变化：今天早上，联军还一心一意想歼灭法军，士气高昂。我之所以加入联军，也是由于这股亢奋的军心以及对奥古斯都公爵的信赖；而现在大家却都垂头丧气，茫然不知所措，士气已低到极点，甚至有人开始诅咒天怎么还不亮。
我们依然围聚在一起，但却不像往常一样升起炭火，也没有年轻人欢乐的呼叫声。大部分人都沉默不语，只有少数几个人偶然交谈几句，大家似乎都已经丧失了思考力及判断力。
他们叫我对这件事情，向大家做个简短的谈话，以提高军队的士气，但我想说的却是“从此时此地起，历史就要展开新的一页了”。
一个星期后，联军溃败。士兵中有的断手残足，有的病容凄恻，有的长吁短叹，他们零零落落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踉跄行走。歌德在撤退中，辗转回到魏玛，暂时从战争的残酷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第二年2月，联军卷土重来，且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国家。夏天，联军包围了法军占领的缅因兹市，跟随着奥古斯都公爵的歌德又再度目睹战争的惨烈。
7月，联军攻下缅因兹市，在法军战败撤出时，发生了一件事。歌德在缅因兹市公路的关卡附近，看见一群憎恶法军的人们，袭击一支由城中撤出的流亡法军。歌德一无所惧地走过去，阻挡了愤怒的人群，让这支军队继续通过。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悲天悯人的胸怀。
我在排解这场纠纷之后，走到一位朋友家，他用英文夹杂着法文向我说：“他们哪里冒犯了你？你干涉这件事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才不担心这件事呢！”我回答道，“就如同我把你家前面的广场收拾干净一般，这不是件很好的事吗？激烈地煽动民众的情绪，就如同在广场上撒下对任何人都无益的碎片一样，才真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法军静静地经过我们的窗下撤退了，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群众也慢慢散去，他们走到街上寻找失散的亲戚及在战火中幸免于难的财产。当他们看着满目疮痍的街头景象，又发现自己已孑然一身时，难免迁怒于这些敌人，于是积压在心中的怨恨形诸于色，使他们向正在撤退的法军做出报复性的举动。
我不顾危险地对撤退中的敌人表示同情，我善良的朋友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我反复地指着他家前面的广场加以说明，最后，我焦躁地说：“要我忍受这种混乱无序的场面，我宁可犯罪”。
1794年，歌德在关于缅因兹战役的报告中，再次清楚地阐释了他对朋友所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使科学与艺术的神圣之火在灰烬中得以继续保存，直到战争的黑夜过去，和平的黎明亮起为止。”
与席勒的友谊
意大利之旅结束后，回到魏玛的歌德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冷落，精神上陷于孤独状态中。与席勒的友谊是这一时期让他觉得心境得到滋润的唯一一件事。
席勒出生于1759年11月10日，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文坛，席勒则以诗剧《强盗》一跃成为文坛的宠儿。
从歌德与席勒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宣扬的思想上来看，这两个人能成为知交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歌德经常强调，两人的相识是“极幸福的事情”。
歌德与席勒之间几乎隔着一道难以超越的鸿沟，尤其在学问兴趣和对自然的态度方面，这种差异特别显著。席勒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他认为人类意志和自然力量的冲突是一种能够激发人心的助推剂。而对歌德而言，历史无论在文化方面和伦理方面都是令他十分讨厌的，他认为历史是“一张错误和罪恶的，纷紊狼藉的桌子”，其中没什么是非正邪可言。他所感兴趣的是对自然的研究，他觉得自然统一和谐的大秩序，可以作为人类建立生存法则的榜样和楷模，可以纠正人类每每陷于错乱的行为。
他们俩之间不仅仅只有上面所阐述的这一点差异，更大的差别是他们对于抽象思想的态度。在这方面，席勒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要求的是“理论”和“观念”，他在自然现象上加以观察，将复杂的自然现象归到同一概念的解释上。而歌德却是现实主义者，他对于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自然和呈现在他眼前的世界，并不作一些抽象概念的解释，他尊重事实和经验。
这些观念上的差别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文艺创作上的态度和方法。歌德喜欢实地观察事物，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席勒说歌德的这种行为只是“从外表上去看事物，而忽略了其内涵。”席勒的态度是主观的，他所侧重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物象在人的心里所引起的意念。歌德年老时，曾对他的秘书说：“席勒的大作《威廉·退尔》里的地方色彩全是席勒自己构思而成的。”《威廉·退尔》是一部描写瑞士英雄猎人故事的戏剧，席勒从未去过瑞士，却将这一传说诠释得极为生动。可见席勒的作品中主观与抽象的色彩十分浓厚。
歌德和席勒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他们更能客观而理智的批评对方，激励对方的创作。他们俩由最开始的互相冷淡、轻视而发展为真挚坦诚地相互交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前面我们提到，在创作态度上，歌德是现实主义者，而席勒是理想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必须再做更进一层的解释。现实主义者究竟是怎样的概念呢？莫泊桑说：“现实主义者，假如他是个艺术家，他为我们显示的并不是一幅生活平庸的景象，而是一个幻象，这幻象较之生活本身更完整、更深刻、更真实动人。”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者。如他自己所说：“当我观察时，我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我真实细腻地去观察当前的事物而不加增损。反之，当我运用心灵时，我又可以说我自己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不问事物的本身，只问它是否与我对它的概念相合。”
所以，所谓的现实和理想不过是更偏向哪个方面而已，正如歌德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席勒也不是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对歌德说：“诗人和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既能凌驾于纯粹的现实主义之上，而又能不脱离感官的领域。”他的意思就是说，诗人和艺术家既要着眼于实在的物象，同时又不能让物象禁锢自己的思想。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思想中，似乎有一些共通之处。
歌德说：“席勒的理想主义和我的现实主义是绝对不相悖的，我们两人的趋势没有合流前虽是各自孤立的，但最后仍是能够相互融合的。”如此看来，歌德和席勒并非南辕北辙，而是殊途同归。这可以融合的主张和思想是他们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所在。
1794年5月，歌德和席勒在耶拿大学一起听一场科学演讲。演讲会结束后，他们在路上讨论各自对演讲内容的看法和意见，不知不觉就到了席勒家。歌德觉得尚未尽兴，于是在席勒家里，两个人继续讨论自然现象、经验、观念等诸多问题。歌德又提出了他植物进化的理论，结果虽然两人的意见相去甚远，但歌德觉得席勒和他同样对自然研究很有兴趣，而且两人都承认，这些意见上的差异，只是途径不同，在将来或许会有一个共同的归向。两人欣然作别，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彼此间的友谊也就开始日渐深厚起来。
从席勒写给歌德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的处世智慧和他伟大的人格。下面是席勒1794年8月，两人交往渐深之后写给歌德的一封信的节选：
很早以前，我就在远处观察着你。我经常以惊讶好奇的心情，看着你迈出的每一步路，你用意志不坚的人绝对不会采用的最艰难的方法，探索自然界发展的法则，以个体来观察整个自然，并且以整体的立场作为观察个体的根据。你从简单的组织开始，进而研究复杂的组织，最后将那些最复杂的自然构造素材加以组合……你巧妙地把表象丰富的精神全貌，当成美好的统一体，将之归纳出来，这可说是伟大而真正具有英雄价值的。你可能不希望终生只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但是达成目标的过程却比目标本身的意义更深刻。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必须在菲迪亚和长生不死中选择一项一样，你也会面临如此的选择。如果你生在希腊或是意大利，那么从摇篮时代起，你就被理想与艺术所包围。那样你追求古典的路程可能会缩短很多。你身为德国人，而如此崇尚希腊精神，那么在希腊的古典和德国的现实之间，你一定会面临二者择一的境况……
我只是依自己的见解，来判断你的精神发展，而我所说的未必是你真正的面貌，我想你会明白的。
四天后，席勒就收到了歌德的回信，信中充满感激，毫无芥蒂地承认了他的见解：
你充满友谊的手，将我全部存在的面貌都揭开了，由于你的关心和鼓励，我将竭尽所能发挥我的才能。这个星期是我的生日，而你的信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义、最好的礼物。我很乐意告诉你我的一切活动和内心的想法。由于能力的极限和时间的限制，我想尽量把我所计划的事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让生命更有意义。
在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之后，如果你在我身上发觉你清楚地意识到，但却无法解决的某种忧郁和迟疑，那么你就会知道你的关心，对我有多大益处。
歌德与席勒经由直接的交谈或间接的书信往来，交换着彼此的想法。这为双方带来了“纯粹的乐趣与真实的利益”，歌德调整了席勒对极端物象的喜好；席勒则把歌德从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拉回到文学创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席勒，歌德就不会在写完《浮士德片断》后，继续执笔，最后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歌德曾对席勒说：
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再度成为诗人，以后，我不会停止写诗。
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还，渐渐决定了他们偏向古典主义的艺术观。歌德早年埋藏在自然科学研究背后的思想及法则，而今终于以文学的、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
1794年，歌德在席勒所编的杂志上发表《德意志逃亡者对话录》和《罗马悲歌》的一部分。两人还在这本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千多首短诗，主要抒发他们对一些恶意批评家的不满。
1796年，席勒将自己以前的诗作结集出版。在他的激励和鼓舞下，歌德也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很多旷世的叙述短诗，其中有《温和的赠辞》《赫尔曼与窦绿苔》等。
这之后，席勒开始着手他的《华伦斯坦》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歌德则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又继续写《浮士德》。
在叙述诗《赫尔曼和窦绿苔》中，歌德将他的思想和烦恼公开了一部分，这使得他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歌德和席勒的文学作品及论文，都能发人深省，而且大部分都有明显的教训倾向。随着光阴流逝，两个人共同的活动日益紧密，歌德以“极欢乐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就像看待草木萌芽、枝叶日茁的新春”。为了扩展交际范围，席勒在耶拿大学取得了教授资格，1799年迁居魏玛。主持魏玛剧院的歌德，由于席勒的加入，迸发出一种新的力量。他们开始共同尝试将很多名家的译作，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偏向古典主义的方式和原理搬上舞台。于是，这小小的魏玛，由于二人的努力，成为德国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