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公映后，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以为男女主角是影射中统特务郑苹如和大汉奸丁默邨，加上媒体大肆报道，这仿佛成了事实。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不但影响张爱玲的声誉，甚至连累民族女英雄郑苹如。甚至有人认为，张爱玲把郑苹如扭曲成交际花的模样，是因为张爱玲本身就是汉奸妻，于是对民族女英雄心怀怨恨。结果连郑苹如的家人，也要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声讨李安与张爱玲。
其实，《色，戒》的故事并不是源于郑苹如。1978年张爱玲写了篇《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开头就说：“拙著短篇小说《色，戒》，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这些材料其实就是她跟我父亲的通信内容。若要从头说起，可以上溯到50年代初，父亲在香港告诉张爱玲一个故事。当时他只说是“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叫Spy Ring（解释详见后文）”，张爱玲听了很喜欢，用她自己在《惘然记》序中的讲法就是：“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其中一个故事就是我父亲跟她说的《色，戒》，那么他是否在讲郑苹如和丁默邨呢？
我父亲在1983年曾跟水晶提到《色，戒》故事的来历，说角色原型只是他燕京大学的一批同学（见水晶《访宋淇谈流行歌曲及其他》）：“主角当然不叫王佳芝。那时候燕京有一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Cell（单位），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家里都是大少爷。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襄德，后来我在香港碰见他。他是一个头子，然后他们在北京、天津哐哐哐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国民党各方面都不是。而且特务各方面都通的，彼此都有double agent（反间谍）。日本人、宪兵队、中统、军统……大家一查，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其中有一个开滦煤矿的买办，姓魏的，有两个孪生的女儿，很漂亮，是我在燕京的学生，上面一看，也不像，就给放了出来。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从华北搬到了华南。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邨。”
我父亲随即又向水晶澄清，易先生其实也不是以丁默邨为蓝本：“我跟她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易某人绝对是-并不是modelled on（仿照）以丁默邨为蓝本；是她create（创作）塑造出来的；而且我们也同意，那个易要写得他有相当可爱的地方，要不然，那个女的不会动心-”
由此可见，《色，戒》的易先生不是丁默邨，王佳芝的原型也根本和中统特务郑苹如无关；不但无关，我父亲在1977年的信中更是斩钉截铁地跟张爱玲说，女主角绝对不能是国民党政府正统特务。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认为，一个抗日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自己人，一般读者不会接受，尤其对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的特务绝对不会变节。若这样写，审批肯定不通过。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台湾可是张爱玲最大的市场。于是他建议，一定要把女主角写成“一个普通人受特务安排，而去执行一件特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连外围都不是”。
最后是张爱玲自己想通了：岭南大学迁港后，有这么一群爱国学生，共谋由一个女生出面去诱杀一名大汉奸。因为她是以少妇身份去勾引他，所以先得跟一个同伙的男生发生性关系。结果大汉奸在香港深居简出，她根本无法接近。她觉得同伙的男生占了她便宜，而且也不是她喜欢的人，而那些同学好像看不起她，所以有点受委屈的感觉。有了这心理背景，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为被钻石、戒指迷得眼花缭绕而埋下伏笔。珍珠港事变后，这一群人来沪转学，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地下工作者看他们虽然没受过训练，但有宝贵的经验，不过觉得他们太嫩，就指派了一人参与指挥。事败后指挥人成功脱逃，而学生群体则被一网打尽。这个故事有哪一点像郑苹如事件？所以王佳芝根本不可能是郑苹如。
电影上映后，因为太多人捕风捉影，说什么“张爱玲诋毁民族女英雄”，我只好公开澄清《色，戒》故事的来历，但不少媒体依然继续推波助澜，令谣言越传越凶。这不奇怪。如果你是刊物编辑，要吸引读者眼球，你认为以下两个标题哪一个较抢眼--是“张爱玲与宋淇的文学讨论”呢，还是“汉奸妻张爱玲污蔑民族英雄郑苹如”呢？
我父亲跟张爱玲在1977年不断通信，对《色，戒》里面的细节互相探讨、修改，差不多一年，张爱玲才把小说写好，终于在1978年1月号的《皇冠》杂志上发表了。我认为，尽管我父亲给《色，戒》提供了一些大范围的提纲，但最终还是要靠张爱玲一个人想通想透。《色，戒》刊出不久，台湾一个作家张系国便以“域外人”的笔名在《中国时报》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他认为《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学，于是对小说进行严厉批评。
张爱玲很少回应评论，更抗拒笔战，但这一次指责非同小可，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谈〈色，戒〉》反驳，并寄给我父亲过目。他看后回信说“文章名字太没有吸引力而且缺乏时间性”，便把它改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因为有点一语双关，一是指王佳芝，她是外行去作特务，结果闯了大祸，送了性命，还是由于她本人不好。二是指‘域外人’也是外行，结果发表错误的意见，其原因也是出自他本身为外行。”为什么父亲要强调“羊毛”呢？因为“羊毛”是京剧界对外行的称呼。他在信中还指出，张爱玲的回应“没有致对方以重大的打击，没有击中他的要害，令他难以还手”，于是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张爱玲读后回信说：“Stephen这封信上说得对极了，我当然照改照抄。”结果她真的把父亲的话近乎原封不动地插入文中。
事实上，如果把张爱玲创作《色，戒》时跟我父亲的讨论文字公开，大家便可立即发现，像张系国这类书评人的议论根本都是废话。举一个例子，张系国为了证明这是“歌颂汉奸的文学”，写道：“‘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这话是什么意思？辣椒是红色的，‘吃辣’就是‘吃血’的意思，这是很明显的譬喻。难道张爱玲的意思是，杀人不眨眼的汉奸特务头子，只有‘吃辣’才‘胡得出辣子’，做得大事业？这样的人才是‘主贵’的‘男子汉’？”到文章结尾，他还特地写上一句：“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由作品本身，刻意扯到作家“过去的生活背景”，还要放在文章结尾加深读者印象，居心实在不言而喻。
但实际上，“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这一句根本就不是张爱玲自己想出来的。张爱玲的《色，戒》初稿里面没有这句话。父亲读了初稿后，便提出了一个意见：“结尾很好，从麻将局开始，在麻将局结束，将来评论家一定会说是象征--有一部电影好像是从打bridge（桥牌）开始，就有人说象征钩心斗角。我想最后应该加一句：马太太说：‘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易先生，你说对不对？’大家抬起头来一看，易先生已在争论声中，悄然走了出去。易先生可能听见，可能没有，让读者去猜好了。这是我唯一建议要添的地方，把吃饭拉回到麻将上来，同时又点了题。”结果张爱玲在终稿里面加了：“‘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
张系国什么句子不用，偏拿这句来大做文章去攻击张爱玲，还要放进标题，在知情者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一般而言，作家要反驳评论者是不容易的，像罗生门一样，大家也不知道谁的版本才是真相。即使张爱玲想说自己没有意图要借“吃辣”一句来鼓励读者心狠手辣，别人还是可以说她抵赖。但《色，戒》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创作过程有大量书信文献佐证，一切“作者意图”都可考本溯源，有力限制了评论者的胡乱猜测，也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罕例。
文学研究者若没有充足的第一手资料，随时便会犯下张系国的毛病，闭门造车，的确可以错得很厉害。现在写关于张爱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有市场，连带写她的文章也有市场，所以我觉得，现在更有必要把书信这类第一手材料公开。
后来还有一段小插曲。看过《色，戒》的人都记得男主角买钻戒给女主角时女主角临场变节这幕吧？张爱玲原先安排这幕发生在永安公司，父亲告诉张爱玲这是常识错误。他说：“永安公司不会有首饰部卖钻戒。现在香港各百货公司，连Lane Crawford（连卡佛）在内，也不会有卖钻石戒指的。”
张爱玲听后觉得有道理，但她不熟悉珠宝店的背景，就让我父亲告诉她房子是怎样，装修怎样，有什么样的店员，守在店外刺杀男人的情境要怎样安排。父亲很注重细节，便画了一幅图给她参考，后来张爱玲又凭记忆画了另一幅更详细的。但原来他们两个都搞错了。
《色，戒》上映后，某记者曾在香港报纸发表一篇文章，解释小说的创作过程，文中还附有我所说的张爱玲的手绘地图照片。两年后，香港一位专栏作家李纯恩到上海拍摄电视节目，拿着文章中的那幅地图，亲身走到上海南京西路（旧称静安寺路）和陕西北路（旧称赫德路）交界的十字路口，竟发现地图上所有标注都跟现实环境对不上号。李纯恩事后在专栏中说：“我站在十字路口，左对右对都没法找到方位，灵机一触，将地图正面向天一举，透过天光，像看达芬奇密码一样，从背面看去，地图上所有标志的位置，又完全正确了。原来张爱玲把地图画反了。”
可见我父亲和张爱玲虽然熟悉上海，但人的记忆还是不大可靠的。如果你真有兴趣知道当年上海那十字路的实景，我建议大家最好重看《色，戒》电影，因为李安的考证功夫做得非常仔细，比我父亲和张爱玲都要准确。
《相见欢》究竟想说什么？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相见欢》初刊于1978年《皇冠》杂志。没有什么故事性，整个短篇主要写上海解放前两个中年表姊妹-荀太太和伍太太-在闲聊往事，伍太太的女儿苑梅一直在旁观看，结尾是荀太太讲一个自己在北京时被兵跟踪的故事，伍太太仿佛听了，几个月后荀太太好像忘记自己讲过，再讲一遍，而伍太太也好像忘记自己听过-苑梅觉得很震动。这类小说自然是曲高和寡的，大家都弹多于赞。
要了解当时读者的反应，最简单的途径是看看张爱玲的《表姨细姨及其他》一文。这篇文章初刊于1979年5月11日《联合报》副刊，是为了回应林佩芬的《看张--〈相见欢〉的探讨》而写的。在《表姨细姨及其他》中，张爱玲已很有洞见地指出一般读者看不懂《相见欢》的原因：“（小说）几个人一个个心里都有个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并不像林女士说的‘槁木死灰’‘麻木到近于无感觉’。这种隔阂，我想由来已久。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是打谜。”
当时的读者反应，还可参考我父亲在1979年8月19日写给张爱玲的信，他说：“附上影印短文一篇，衣莎贝即亦舒，一向喜欢你的作品，这次忍不住了，发了一阵牢骚，可是不知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好在我这一阵修行得道行很深，决不会理她。……倒是文章中称我为‘老先生’使我一凛，想：自己到了退休年龄，真是老了。”
父亲这样说，倒让我想起《相见欢》提到荀太太有一回在菜场上给人呼作“老太太”，伍太太得悉时也“震了一震”。现实和小说似乎相互呼应。
信中提到的亦舒那篇短文是《阅张爱玲新作有感》，已收录于亦舒的《自白书》。也许它很能代表当时（甚至现在）一般读者的感想，这里就节录几句以供大家参考：“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两位中年太太‘相见欢’，说的尽是家中噜里噜苏事！家又在上海虹口，看的电影叫《醒世姻缘》……三十岁以下的读者怎么会有共鸣？
亦舒这篇短文其实充斥着错误，最明显的是把《相见欢》中提及的中国著名旧小说《醒世姻缘》误当电影，确实是无知者无畏。我因为在2010年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节录过亦舒这篇短文，结果给香港作家迈克见到，诱发他在同年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张开大嘴巴》，一开始便把亦舒这篇三十一年前的”书评“炮轰得体无完肤：“亦舒数落《相见欢》的文章虽然不长，但错误百出，粗疏程度直逼半文盲，奇怪这么多年似乎从没被揪出来清算-可见她的读者汪涵海量，容忍近年淡而无味的流水账不说，还大方慷慨既往不咎。”然后便把她的错误逐个清算，这里就略过不谈了-这大概也算是因果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