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
张爱玲在“语录”中说过人生有四件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骨、《红楼梦》残缺不全、高鹗妄改。但一个作家想写一本书、一篇文，有了构思，动了笔，结果却因故没有写成，这算不算第五件恨事呢？以我父亲宋淇的几位老友为例，都各有各的恨事。钱锺书中年时据说有部写好一半的长篇《百合心》，后来声称遗失了。到晚年时，又传闻他用英文著书，结果也没有下文。另外是吴兴华，他本来想翻译《神曲》，再写一部以柳宗元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可惜还没有写好，就在“文革”中横死。
张爱玲跟他们一样，也有不少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只是听说过的人很少。其实，张爱玲告诉过我父亲许多奇怪的想法，例如1957年，她来信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 Port直译就是“芳香的港”，即香港，书名已够古怪，结果也没有写，也不再提起。她跟我父母通信四十年，谈及的创作构思还有很多，我现在开始逐一讲讲。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
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1963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而张爱玲也看了。
那本小册子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郑和路经锡兰，为了当地争王位的事情打了一场仗，把那位夺位的人俘虏，带到南京治罪。张爱玲认为这件事有点奇怪，觉得有必要改写，于是提出了如下的故事：郑和追建文帝至锡兰，建文帝以做和尚掩饰身份。锡兰是信奉佛教的地方，当地一位有势力的公主庇护建文帝，不肯交出，结果就变成政变，最终演变成一场海战。郑和胜，擒公主，拟带回南京治罪，但建文帝逃走了。郑和继续追到东非洲，途中手下侵犯公主，为郑和惩罚。公主因郑和在锡兰大宴后不亲昵舞女，喜欢上了郑和，被拒。郑和告知公主，如捉到建文帝，就不需公主回南京，公主不为所动。郑和追到东非，打探不到任何消息，便特意让公主贿赂看守，逃上岸，公主最终靠锡兰商人帮助，到沙漠某地警告建文帝，但被郑和追踪并截获。索马里部落人听说郑和是坐“宝船”到来，于是展开突袭。在乱战中，公主受伤了。郑和抱着公主突围而出。建文帝说他爱公主，但与郑和一样和她无缘，因为他们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太监。公主才知道郑和是阉人，并非无情，相对怆然。最终郑和放了公主与建文帝，空手回国。
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对她的传统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但紧接这段话的竟然是：“给Yul Brynner（尤·伯连纳，美国俄裔戏剧与电影演员）确是难得的vehicle。”从这句话可以推测，我父亲很可能在前一封信中，建议张爱玲把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让Yul Brynner主演，“vehicle”的意思就是指作品是给他度身定做的，很能发挥性格与演技。但我有点奇怪，尤·伯连纳的光头向来被视为性感象征，张爱玲竟然认为他适合演太监？1956年，张爱玲曾在信中说：“The King and I（电影《国王与我》）我觉得像中小学恳亲会节目。Brynner的个性虽有吸力，似乎太油。”这个性跟郑和有关吗？关于郑和的故事，张爱玲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看来只能写个南宫搏式的小说。”南宫搏是跟张爱玲同代的历史小说家。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写。
《不扪虱而谈》
1988年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散文、小说集《续集》，书前有张爱玲手迹一页、自序一篇。当时皇冠的编辑要求张爱玲写一篇自序，她迟迟未写，我父亲自己隔行写了，他每写一行就空出一行的位置，方便张爱玲改写。但张爱玲并没改写，只在文章第一句话前加了条解释：“书名《续集》，是收集继续写下去的几篇散文，因为隔了一个时期没发表作品，有些人以为我搁笔了。”所以那篇“自序”，实际就是我父亲代笔的。问题是：一代才女为什么会连一篇序也交不出呢？
1985年10月，张爱玲写信给父亲说：“我想写篇叫《不扪虱而谈》，讲fleas（跳蚤）的事，目前没工夫也只好先让它去了。”这篇《不扪虱而谈》，顾名思义，就是写她的跳蚤烦恼，本来是打算放在《续集》发表的。父亲一听便回复说：“《不扪虱而谈》题目极精彩，但写起来极不容易。不过写出之后可以silence（消除）所有的窃窃‘私语’。”可惜跳蚤对张爱玲的困扰，似乎达到灾难级，结果这篇文没有写成，而她很可能为了躲避跳蚤，就连《续集》的序也无暇兼顾。
据林式同说，她自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几乎每星期搬一次家。原来她为了跳蚤问题，那几年一直过着流离迁徙的日子，还怎样专注写作？她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是“扪虱而不谈”，十分讽刺。我不得不想起《天才梦》中的那句名言：“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你说这究竟是艺术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模仿艺术呢？
《谈相面》
在1989年至1990年间，张爱玲曾分别跟我父亲和庄信正提到自己，打算写一篇《谈相面》的和一篇《谈灵异》的杂文。我不觉得很奇怪。那些占卜算命、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一直都是她的兴趣所在，随便举个例，《异乡记》和《怨女》中就有一大段写算命的。反映她这方面兴趣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当时张爱玲很有创意地把漫画与真人照片结合，画了几页插图，她把自己画成在看水晶球的巫女，又把她幻想中的各个同学的未来都画在校刊上。
上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认识了我父母，当时我们有一部牙牌签书，她便常常借来占卜。父亲在《私语张爱玲》中说，那本签书深得张爱玲欢心，“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可惜我们在搬家时遗失了。那时张爱玲跟我母亲聊天，曾说：“Medium （通灵者）--从前胡××就说我写的东西‘有鬼气’。我的确有一种才能，近乎巫，能够预感事情将如何发展。我觉得成功的一定会成功。”（见《张爱玲私语录》）
到美国后，她在麦道伟文艺营认识了一位“女巫作家”--张爱玲在信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当时那女巫作家还替她看手相，据张爱玲说，“灵验得可怕”。我怀疑她当时甚至算过命。何以见得呢？两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去学西洋占星术，老师拿来当练习的第一个例子，凑巧就是张爱玲的占星命盘！命盘上连出生时间也有记下，我友人认为，那可能是占星师自己猜的，也可能是张爱玲当年在文艺营中跟人说的。那命盘究竟准不准呢？据朋友说，只要是公开了的事实，都“灵验得可怕”。
说回《谈相面》一文吧，那是1990年，张爱玲写信给我父亲说：“提起杂文，我廿年来一直想写一篇讲相面，苦于找不到一本书：62（指1962年）左右在LA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见到，书名似是American Presidents（《美国总统列传》），自开国起，似至Nixon（尼克松）止。作者名字忘了。David Whitney著American Presidents（大卫·C.惠特尼的《美国总统列传》）到处都有，格式相仿，图片与传记内容不同。此书略大些，也没有画册那么大；最触目的是林肯照片特别清晰，耳垂分裂为二，如图。大概因为与Whitney的书太近似，被挤得绝版。那图书馆大火后重建，无法查。本地大学图书馆没有，问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也不受理。不知道可有办法买到一本？只要看林肯的照片，比我画的还要显著，简直是双瓣ear-lobe（耳垂）。”
信寄出后，张爱玲发现自己记错时间，第二天便写信更正：“信寄出后马上想起信中说62左右看到非Whitney著的，也许也叫American Presidents一书，写到Nixon止。62已有President Nixon？是72。我是十廿年来一直想写篇讲相面，不是‘廿年来’。赶紧又补这封信来，免得看得如堕云里雾中。”那时父亲多数只跟张爱玲谈些实务，例如稿费、版权、外汇等，他也许根本没有头绪是什么书，所以就没再为此讨论下去。张爱玲大概找不到参考资料，文章便搁置了。
《谈灵异》
1989年12月11日，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说：“我想写篇散文关于灵异，提起陈先生、陈太太告诉过我济安病发当时的telepathy。”陈先生指陈世骧；济安就是夏济安，他在1965年2月因脑溢血离世。telepathy是“心灵感应”，陈世骧夫妇的奇异经历，可见于陈世骧的《夏济安先生哀诔序》。《谈灵异》这篇散文，张爱玲没有跟我父亲提起，但凭她写给庄信正的那句话可知，所谓“灵异”不是指鬼魂或UFO，而是指“预感”“心灵感应”之类的现象。她晚年写给我父亲的信，会偶然提及荣格，甚至讨论祈祷功效，这些话题都符合她的“巫女”气质，也跟心灵感应有关。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她已跟我母亲说：“不得不信telepathy--有时大家沉默，然后你说出的话正是我刚在想的。”
跟《谈相面》不同的是，我可以在张爱玲的信中找到不少《谈灵异》的内容。如果《谈灵异》真有其文，她会不会把这些书信里的个人经验都写进去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以下内容其实都散见于《张爱玲私语录》，我现在试试拼凑起来，大家不妨看看这篇无中生有的《谈灵异》是否有趣吧。
某次，张爱玲写信给我母亲说：“此前不久还有一次较小的地震，中心在我附近滨海小城Santa Monica，离岸不远的海洋中。因为离得近，反而震得更厉害。前一天我忽然无故想起有一种罐头可以买来预防地震，没水没火也能吃--如罐头汤就不行。在这之前两三个星期又有一次预感应验。”
有一次，张爱玲写信给我父亲说：“你提起我那篇《红楼噩梦》，也真是巧，简直像telepathy，接信前几天正因为写小说又顿住了，想把《噩》找出来看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另一次则说：“上次到图书馆去，早上还没开门，在门外等着，见门口种的热带兰花有个红白紫黄四色花苞，疑心是假花，轻轻地摸摸很凉，也像蜡制的，但是摸出植物纤维的丝缕。当天就收到Mae种的兰花照片，叶子一样，真是telepathy。花与背景照得真美。”
又有一天，张爱玲写信给我母亲说：“我最喜欢从前欧美富家的花房。你说搬到中大校园内四年，一直欣赏这环境，从来不take things for granted（视为理所当然），我太知道这感觉了。说来可笑，从前住‘低收入公众房屋’的时候就是这样。仿佛拟于不伦，但是我向来只看东西本身。明知传出去于我不利，照样每分钟都在享受着，当窗坐在书桌前望着空寂的草坪，篱外矮楼房上华盛顿村有的紫阴阴的嫩蓝天，没漆的橙色薄木折扇拉门隔开厨灶冰箱，发出新木头的气味。奇怪的是我也对Ferd（赖雅）说：‘住了三年，我从来不take it for granted。’”
这些小事情，至少对我这个以统计学为专业的人来说，并不见得有多“灵异”，因为人生如此多事，自然不免有诸多巧合，不足为奇，但它们反而令我想到，深厚的友谊往往跟恋爱一样，都能让人们在寻常中看见神奇。
《谢幕》
1979年，六十九岁的剧作家曹禺和五十六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结婚，被誉为文艺界佳话。1980年，曹禺访美，分别到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柏克莱大学演讲。张爱玲由此得到灵感，在1980年6月7日致信我父亲宋淇说：“曹禺李玉茹结婚了，两位我都见过，所以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张爱玲打算以曹禺为题，写一篇叫《谢幕》的小说，讲一位访美的中国剧作家在美国大学的鸡尾酒会上回忆起战后上海电影公司的盛宴，用两个派对来对比今昔。为此，张爱玲与我父亲断断续续进行了达八年之久的书信讨论，可惜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