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式同描写“一床蓝灰色的毯子”，“一床”是指一张叠着一张的毯子，总共四张，而不是一张，他说得不清楚，所以大家搞错不在意料之外。但无论如何张爱玲都不是躺在地上，也不是身上盖着毛毯，而房间里也没有任何桌子。林式同没有提过什么“赭红色的旗袍”，而晚年奇瘦的隐士张爱玲也不见得会去量身定做新旗袍。
不少人争论张爱玲去世后多少天才被发现，现在许多的说法是去世后七天。我有一份张爱玲正式的死亡证书，里面写着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死亡时间是9月8日12点半，但这是发现她死亡的日期，并不是死亡当天的日期。其实去世了多少天，由法医来判断，但那份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所以那些说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没有证据证明的。以上只不过是一些例子，其他的例子多的是。
内地版《张爱玲全集》主编止庵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想必如此’，一个‘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这个世界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如果要说，就应该说些像话的话。但做到这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不知道肯定不能说话，知道一点也不该说话。”（止庵《藏拙或补拙，说话或不说话》）目前张爱玲的传记就是有太多这种“想必如此”与“理所当然”的论述，令读者无所适从。
晚年经济状况与遗物
张爱玲死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需要处理两件事。其一，处理遗体。9月30日，治丧小组的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三人在加州租船出公海洒骨灰，尊重遗愿同时遵守法律。其二，张爱玲在遗嘱中说她所拥有的东西交给宋淇夫妇，包括钱财与一些遗物。
于是林式同再去张爱玲家整理遗物，这所房子位于洛杉矶市10911号Rochester Avenue206室，根据林式同的描述：“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门。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吋，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吋，也不重。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跟我谈起过，‘有时还藉电视声音催眠’。对门朝北的窗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就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
最后一点其实不对，因为房间内有张爱玲最爱的《红楼梦》和丈夫赖雅的亲笔签名书。
“更衣室里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买，一搬家就丢的丢了。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就丢。”此外张爱玲生前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来摆东西，全用纸袋装着。
外界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去世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你可能有如此想法，但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说的，她要你“把我包括在外”。
以我自己来说，最近作家陈玉慧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数年前上门来探访我的事。她写道：“宋家现在是宋以朗一个人住，张爱玲的文件和书稿，全置于客厅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墙壁张爱玲或有关张爱玲的著作，除此，没有别的家具或装饰。”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很凄凉，反而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啊！
林式同将张爱玲家里的物品归类，分为九大块：一、银行财务及税务部分，需要让律师处理，其结果将专函报告；二、家具，包括电视、灯桌、桌子等；三、衣服，包括化妆品等；四、来往信件，分为宋淇夫妇、亲戚（姑姑与弟弟）与其他人的信件；五、作品手稿；六、身份证明，包括结婚证、公民证；七、随身用品：眼镜、假牙等；八、照片；九、书籍。
他来信咨询我父母需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运回香港。他说如果全部装箱，需要让海关检查，并要本人到海关处领取。我父母回复他说，某些普通东西不需要，如桌子、梯子、电冰箱、电视机。最后林式同以海运方式寄了十四箱东西过来，包括书籍、照片、衣物、鞋子、手提包、假发、毯子以及两箱手稿。
1997年，我母亲将一些手稿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2004年出版），《海上花》的英文译本打字稿（后来由孔慧怡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少帅》的英文打字稿（2014年9月中英对照版由台湾皇冠出版），《中文翻译：一个文化影响的媒介》的英文演讲稿（已翻译成中文，未发表）等。在1992年2月25日的信里，张爱玲曾提及一份关于林彪的英文稿，但该稿不在遗物中，现在不知所踪。
当时我母亲留下了张爱玲遗物中的一些手稿在家里，不知它们可否出版。我母亲去世后由我处理出版，包括《重访边城》（2008年），《异乡记》（2010年），《雷峰塔》《易经》的英文打字稿（后来由赵丕慧翻译成中文，2010年出版）。这里有一件轶事，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孙晓明找上门，要求阅读《雷峰塔》《易经》以完成他的硕士论文，结果我同意了。不幸张爱玲将两份打字稿的封面掉乱，结果他2009年的论文《天才梦：张爱玲美国时期的生活与写作初探》里面的《雷峰塔》应该是《易经》，而《易经》则应该是《雷峰塔》。不过孙晓明还是第一个写了有关这两本书的人。
林式同还去银行把张爱玲的存款取出。张爱玲在美国有六个户口，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林式同总共找到28107.71元美金。去银行取钱并不是凭着一份所谓遗嘱就可以拿到的，因为银行不会根据一张纸而将户口金额全数转账。林式同要经过洛杉矶市遗产承办法庭办理手续，需出示死亡证明、确认遗嘱、确认遗嘱执行人。完成后，法庭就会发指令给林式同去银行取钱。外面有一些说法是，林式同没通过法律途径就把钱取出了，因此没有法律效应。这种说法完全不可能，银行不会随便把钱给人，他们只服从法庭的指令。
林式同先把张爱玲银行的28000多元美金全数汇给我父母，并列出消费清单，包括黑箱车、冷藏、火葬、租船等花费，以及找遗产承办法庭所用的律师费、所租单位的清洁费、搬运费、电话费、邮费、煤气费、电费、把东西运回香港的运输费等。林式同告知上述费用估计是11687.03美元，我父母随后就把这笔费用汇还给他。张爱玲有28000多元美金的存款，当时美元兑港币汇率是7.75左右，所以张爱玲死后共有20多万港币，这在当时不算多也不算少，网上有人说她生前穷得要拾纸皮来糊口，是无稽之谈。
没过多久林式同也去世了。他的太太是日本人，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他是谁，让他痛心，因此他写了一本《你是谁啊！》。他寄了一份电脑打印本给我父母，应该没有出版过。书的后语是：“这是一个大时代的一对小夫妻的故事。这是个不能留学而留学，不愿移民而移民，抗日而和日本人结婚，自认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要爱国而没有国可爱的人，挣扎着度过了一生的故事。这故事由老人痴呆症的来临而结束。它和每一对夫妻一样，期间充满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要补充的是，张爱玲究竟有多少钱。上面我们说美国银行有28000多美元，扣除身后事费用后是17000美元左右。我手上有些张爱玲与我父母的通信，里面有提及财务报告，我父亲在香港帮张爱玲买了一些外币或定期存款。哪个国家利息高而通货膨胀低，赚的钱就比较多。我母亲在香港以她自己的名义开了多个银行户口，其中一些是帮张爱玲管理的存款，但也有其他户口是我父母、我三叔宋希与其他亲朋戚友的。我不清楚哪些钱具体属于哪个人，银行也不会随便给我详细资料，因为他们不可以无故揭人隐私，就算是子女也不例外。
这里有一张纸条，日期是1996年12月18日，是我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张爱玲的英文名字E.Chang，计算“绿簿子”（银行外币存款）剩余32万多美元。这不是法律认可的证据，只是一张字条。按照当年的汇率，那大概是240万港币。如果张爱玲当年带这笔存款回中国，就是个百万富翁了。今天莫言拿到100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还会给人取笑他在北京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在1995年，240万港币在内地（或香港）不是一个小数目。
说到这里，大概已澄清了张爱玲晚年的经济状况。
回看张爱玲的遗嘱附信，大概意思就是把剩下来的钱给我父母用来照顾身体。他们两个人给病魔折磨多年，医药费其实远远超过张爱玲剩下来的钱。现在我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了，那些版税收入就另有用途。
张爱玲在遗嘱附信里说要“请高手译”她的作品，现在她的作品已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捷克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其实它们都是外国出版社自己找张爱玲的国际代理签的合同，他们自己付翻译费。有些张爱玲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如《雷峰塔》《易经》《少帅》，则用张爱玲的版税入息来支付。
香港大学张爱玲纪念奖学金从2009年开始，每年颁予一位从内地或台湾来港、于香港大学修读文学科及人文学科之本科在读女学生5万港币，如今已经有三位大陆学生与一位台湾学生受惠。当年香港大学的奖学金是张爱玲后来成为作家的重要因素，现在的奖学金得以帮助背景和张爱玲相似的女学生，我相信她会同意这种做法。
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由2011年开始，每年一届，持续五届，每届将选出三至五个研究项目进行资助，论文与文字创作资助金额为五万元人民币，纪录片为十万元人民币。三年来已经有十五人受惠。实行这个计划，金钱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出版社［新经典文化、青马（天津）文化、香港与台湾的皇冠出版社］付出的人力，因为行政事务繁重。
2010年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差不多一百位学者参与，后来出版了论文集《张爱玲：传奇·性别·系谱》（林幸谦主编）。此外，浸会大学的纪念张爱玲系列活动颁出了首届张爱玲绘画奖，其中冠军奖金为五万港币，后来出版了《印象·张爱玲》一书。以上活动用张爱玲的版税入息支付。
2010年，北大百年讲堂举行了“2010北京张爱玲纪念研讨会”，各地学者聚首一堂，包括止庵、陈子善、苏伟贞、郝誉翔、符立中、格非、马家辉、吴福辉、杨联芬等。以前试办的张爱玲研讨会都会碰到阻力而停止，所以这个会议是大陆的第一次张爱玲研讨会，以后就应该容易得多了。这个会议也是用张爱玲的版税入息支付，加上出版社的帮助。
还有一件轶事。2010年张爱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我遇见一位以前的台湾记者，她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打搅你母亲了，我曾在当年打电话给你母亲询问张爱玲死讯，我也知道这是非常心烦的。”我当时也不知道我母亲心情如何，回来后看到她的日记才顿时明白。我母亲听见张爱玲逝世的噩耗，当天做了记录：“1995年9月9日，中秋节，倒数661天。惊闻爱玲噩耗（孤寂中离开人世，是祸是福？），四十余年旧事涌上心头……整天电话不绝，烦愁到极点……总解不开生死之谜。”她在日记里列了来电名单--郑树森、平鑫涛（数次）、《联合报》陈××以及其他报界人士，“都想拿资料”。信中的“倒数661天”是指离香港回归的日子。她“烦愁到极点”后，夜深去听法国作曲家马斯奈（Jules Massenet）的歌剧《泰伊思》里面的小提琴名曲Meditation来解压，“动我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