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坦噶尼喀历史写在中国瓷器上”
郑和船队空前规模的远航,带来了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交流,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也为东非纪录了历史。“自10世纪以来,已被埋葬的(非洲)坦噶尼喀历史,是写在中国瓷器上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引用别人的这句话,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来说明郑和船队是“国家贸易当局的商船队”。他说:“中国人也许从未面临过贸易上的入超,这是因为丝绸、瓷器、漆器等到处受到欣赏,很适于交换任何中国人需要的东西”。还说:“中国人想从非洲得到的东西包括:象牙、犀牛角、成串的珍珠、香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国人从名义上的贡品中,得到了他们所寻找的一切奇异之物。他们通过赠送丝绸、瓷器、漆器等‘国礼’方式,毫无困难地‘支付’了这些贡品”。这是对郑和船队“朝贡贸易”性质的概括描述,实际上是进行物资交流,也即文化交流。李约瑟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所寻求的是与外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有系统地对未知世界的考察旅行”。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李约瑟这句话,阐明了中国人的航海探险活动的实质,就是更有系统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李约瑟继续说:“中国人首要科学贡献,也许更在于他们所搜集的自然界中的罕见之物及奇禽异兽。中国人对长颈鹿极有兴趣即是一例。”还有“寻找新药”、“药用植物甚至包括庄稼”。事实的确如此。“其忽鲁谟斯,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縻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长乐天妃灵应碑记》。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郑和带去了中国特产的锦绮、纱罗、绫绢、紵丝,以及新近发展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些都是独步世界的产品。至于铁鼎、铁铫、铜器也是大宗出口货物。铜钱、金银也随之外流。从印度洋运往中国的货物更是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洲胜览》等书统计,共158种。所有这些货物都是物质文明的交互辉映。香药、胡椒、苏木和珍宝、棉布占进口货物的多数,其中,有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出产的乳香、香脂、宝石、珊瑚、象牙、犀角、名马、颜料,波斯湾的珍珠、碾花琉璃,叙利亚的拂郎双刃刀,孟加拉的糖霜、戗金琉璃器,科泽科特的胡椒,印度棉布,还有科罗曼德的稁泥布、红八者蓝布、沙马打里布、红番布(西洋布)等四大名布。
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中说道:“郑和船队在东非海岸,主要是活动在索马里、肯尼亚,向南或涉及坦桑尼亚沿岸,而这一带正是发现明瓷最多的地区。因此,东非大量输入明瓷,显然是与郑和船队访问东非,以及东非一些国家来华朝贡事件有密切关系”。事实上,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明瓷出土。作为具有交流与探险双重目的的郑和下西洋,对丰富和扩大古人类尤其是古代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当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船队到达的国家,相互馈赠的事情无疑是非常多的。忽鲁谟斯国王除了给明朝皇帝金刚钻、猫儿眼等宝石外,还送了一只名叫“草上飞”的动物。它的形状像只玳瑁猫,性情纯善;但十分奇特的是,据说狮子见了它却立即俯伏在地。后因喂养不善,半道上死了。阿丹国王送了一只金冠,还用金叶打了表文,都请郑和带给了中国皇帝。郑和还带回了麒麟(长颈鹿)和多种新植物、新药品等。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今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一度引起了轰动,而这麒麟正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第二节 青花瓷工艺流传海外
尽管北宋已有青花瓷,但迟至元代它才开始崭露头角,而是到了明朝方才进入全盛时期的,从此替代龙泉青瓷成为外销瓷器中首屈一指的品牌货。究其原因,在于元代开始使用了进口的钴料苏麻离青。此料,在高濂的《遵生八牋》中另译作苏渤泥青。它是产于非洲索马里的一种钴料。郑和下西洋开辟的摩加迪沙、布腊(剌)瓦(哇)的直达航线,是否就与青花瓷的用料有关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苏麻离青的产地的确是在非洲。
郑和时代,所造青花瓷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纹饰精而且细,多呈缠枝花卉和瓜果状,次为云龙、飞禽。钴料苏渤泥青,发色明艳,料色直透釉骨,永不会脱落,釉面见有棕眼,一如橘皮。郑和船队满载出口货物中,尤以青花瓷为重。
苏渤泥青含铁量高,含锰量低。明正德年间,已称此为回青。回青,又从云南输入。严从简的《珠域周咨录》说,苏门答腊向明朝贡物中,有石青、回回青。回回青和石青混用,可得上青、中青、真青等各种颜色。郑和时,为适应外销,广泛注意到各地的特殊需要。大批货物运往东南亚,粗花碗、碟远销东非。伊斯兰国家对青花瓷更是情有独钟,所需之物,均具特色。明初的大盘、大罐具有中东风格,专供出口之用。双耳偏瓶、双耳折方瓶则仿自伊朗13世纪的式样。永乐年间所制之两端喇叭形、细腰中空的青花座,用来承放花盆、水罐的也是模仿三千多年前巴勒斯坦等地流行的青铜座,此等器物,已在叙利亚出土。还有仿造8世纪中东式样的伊斯兰式把杯。更有伊斯兰风格的执壶、笔盒和高足盃。笔盒呈长方形,盖式却取自中国,而其花纹、铭文则取自波斯。正德年间设计的“回器”,有着阿拉伯文、波斯文铭文,其器物有盘、碗、笔山、深腹罐、炉、盒、烛台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20多件,尤以红彩书阿拉伯文瓷盘一件为稀世之珍。以上各件,均有中伊合璧的艺术风格。
明初,世界各地往往把青花瓷作为日用器皿和礼器。在加尔各答、巴黎保存有15世纪早期波斯抄本插图中,宴会用具和餐具都是中国青花瓷。缅甸则多将中国瓷罐埋在地下,或送佛庙供奉。菲律宾过节时才把青花瓷从窖中取出使用。阿拉伯、东非等地的寺院、墓柱把青花瓷嵌在墙上或柱上以供观赏和作为纪念物。蒙巴萨以北的基利菲清真寺大门上方就嵌有青花瓷盘。沙捞越和肯尼亚沿海,在高达5米的四、六或八角形的墓柱上镶有中国青花瓷。青花瓷在南海、印度洋各地,早已经超越其经济价值,而使其具有友谊的象征了。
国外多有仿效制造青花瓷的。埃及青花瓷的造型、纹饰与中国的雷同,只是器身则烧有阿拉伯工匠的名字罢了。孟加拉所仿造出的青花瓷,竟然作为贡礼送给明代朝廷。到了16世纪时,波斯阿巴斯王还从中国招聘了几百名瓷工制造青花瓷。至于欧洲造瓷,那是在1470年威尼斯的炼金术士安东尼奥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去的。
第三节 有关郑和航海的地理学著作
由于明初封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国力强盛,遂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此背景下,域外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地图学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郑和航海的成功,对中国地理学主要有如下两项贡献,即航海记录与地理著作问世。
尽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被人有意销毁,但是,经过后人的搜集,仍然留有《郑和航海图》和《针位编》篇目。《郑和航海图》今收入《武备志》中,但是,《针位编》却已经佚去了。明人黄省曾曾将《针位编》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列,可见其重要性了。
《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详细最早的海图,图上有针路——针位和航程。往返针路计109条。图上更有地名、城垣、官署、庙宇、宝塔、桥梁、港湾、礁石、浅滩等。全图地名530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五分之三弱,超过以往《岭外代答》等书的记载。明代学者称此图“详而不诬”,是“一幅真正的航海图”。
《针位编》记录了郑和航程中罗盘针所指的方位,类如航海手册。
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人员马欢写有《瀛涯胜览》、费信写有《星槎胜览》、巩珍写有《西洋番国志》和匡愚写的《华夷胜览》,就目前所知,还有此四种著作。
《瀛涯胜览》,写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不分卷。作者马欢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充当翻译。书中,“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全书分国叙写,国与国之间,大都记有航向和日程。共记20个国家,所写详略不等。多写有地理位置、气候、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商品交易、货币、文化、刑法、历法、神话传说,以及随郑和活动情况、华侨状况等。
《星槎胜览》,原本二卷。明正统元年(1436年)写成。后经他人改订为四卷,较原本有所增删,文字亦为之雅洁。1936年出版的冯承钧校注本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22国情况,后集为作者得自传闻的22国情况。作者费信随郑和四次下西洋,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丰富,有航线,也有航行日程,还有各国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气候、历法、房屋建筑、语言文字、宗教、民族、货币、贸易、神话传说,以及郑和在各国活动的情况。
《西洋番国志》,不分卷。写于宣德九年(1434年),作者巩珍,曾随郑和下西洋。记载有20个国家,其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只是卷首有永乐至宣德的三篇敕书,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作者的序言写有下西洋时曾用牵星术过洋,用水罗盘来定向,列有火长的职责,以及宝船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贮存等,对研究15世纪中国航海史来说,有极高的价值。
《华夷胜览》已佚。作者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医生,名匡愚。他是在业余时间将观察到的西洋各国山川形势,绘制成册的。今仅存张洪为此书所写的序文。序文中,流露了作者在书中记载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齐、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暹罗、浡泥等国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人物等。
郑和航海之后,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域外地理和航海的著作:《西洋朝贡典录》、《海语》、《东西洋考》、《咸宾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风土记》、《日本一鉴》等。
关于郑和航海记录的销毁,这里有必要再说几句。进入明朝中叶,朝廷中宦官与儒家官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把持的航海贸易无疑切断了儒家官僚们的财路,所以他们竭力阻挠海上贸易,一度使航海事业停滞。成化十三年(1477年),揽有大权的太监汪直寻取郑和的航海记录,有心重振中国航海事业。这时,兵部中郎刘大夏得知这个消息后,先汪一步将郑和的航海记录从朝廷档案中抽走了。刘大夏恶人先告状,向他的顶头上司报告郑和的航海记录丢失了。史书记载,有的说他把盗出的航海记录烧了,有的说藏了起来,后来不知去向何处。郑和航海记录丢失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明朝廷政治腐败,由鼎盛在一步步走向衰落。郑和航海记录的丢失,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大遗憾。
第四节 西洋吹制玻璃工艺传入中国
《事物原会》说:明初,“三宝太监下西洋”,携烧玻璃(最早译为玻瓈)人来中国,故中国玻瓈顿贱。烧者有气眼而轻。于是这被带来的阿拉伯的玻璃工匠,在中国传授了烧制钠钾玻璃的新工艺。从此,能适应骤冷骤热的各种玻璃器皿开始在中国大批量生产了。
明末,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在介绍玻璃来源时说,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莹彻与水晶相似,碾开有雨点花香者为真,炼丹家亦用之。用药料烧成者,有气眼而轻”。因为玻璃来自阿拉伯、印度,又是从海上输入的,所以叫南番。药料烧制成的玻璃特点是:“轻而有气眼,与琉璃相似”,又叫假宝石。“宝石有伪者,用料药烧成,好者与真无异,但红色者岁久则淡,中有水裂纹,所以可辨也”。
郑和所带来的玻璃工匠传授的技术,超过了此前古代两次外来技术的传入。当时,吹制玻璃的地点,可能是在广州、苏州,以及山东淄川颜神镇。淄川玻璃以青帘为贵,是以水晶(石英)和回青配方烧炼,可得艳丽的花绀青。后来,康熙时蓝彩中的宝石蓝即缘此而生,其原料仍旧是回青和蓝宝石,而这些原料来自伊斯兰国家,以及非洲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