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皇上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由翻看从皇宫外传进来的报纸，他对在国内政坛每天都在上演的闹剧很是关心。不过我也经常告诉他，不要沉浸在报纸的报道中，更不能将时间浪费在报纸上，他还有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却告诉我，他通过报纸能够知道如何从矛盾的观点中发现真相，慢慢地形成属于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自己不会被别人误导。他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不过我也庆幸他知道外面世界的途径不只是报纸一样，朝廷的官员还有一些朋友，也会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他解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就算这些人的看法有些偏激，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除了国内的政治，皇上也时常听我讲欧洲的政治，他也怀有极大的兴趣。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回想我1919年刚担任皇帝老师的时候，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是在巴黎凡尔赛的某一个教堂里，五大强国正勾勒着整个世界的新格局，试图制定出一个可悲的协议。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了这个协议，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战争。在当时的中国，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曾被德国占领的青岛的归属问题，战争开始后青岛便落在了日本手中，中国人一直强烈地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青岛，还有山东铁路以及其他利益，人们甚至要求将这些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中，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人们相信自己有理由去提出要求。但是，日本拒绝中国的要求，它们认为处理山东问题，应该由日德两国直接谈判解决，而青岛应该留给日本。当凡尔赛传来消息，日本的提议在凡尔赛和谈中有可能占上风，中国的民众开始爆发前所未有的愤怒，一场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运动应运而生，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只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师生而已，但是中国当局似乎小瞧了他们的号召力，也认为这样的运动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可是“五四运动”却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努力甚至超过了中国当局，终于使得中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德双方只能一对一地签署和平协议，和日本无关。
这一切，我们的皇帝虽然坐在皇宫里，却也一直在关注，除了《凡尔赛和约》的事情，他还关注着国内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看着各级的军政官员，还有军阀，还有国会议员们的那些阴谋。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存在着三个国会，每个国会都对外宣称自己代表人民。我经常和皇帝讨论这些问题，在课室里会讨论，在他的住所也会讨论。因为徐世昌当总统的时候，中国政治上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不过沿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谈论下去，似乎会离这本书的主题太远，我们还是回到和皇帝命运有关的事情上来。
1919年2月，在张勋复辟帝制失败的19个月之后，我开始了自己为清朝皇室服务的政治生涯。在之前我讲到这一段插曲的时候，我说过复辟失败，和其他人的不支持以及不同情毫无关系，失败的主要原因完全在于张勋一个人。他居然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愚蠢地相信仅凭自己一人之力，就能够完成大事，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其他保皇人士的支持，更不需要给那些人想要的职位，比如摄政王、亲王之类的高官。
不过在这短短的19个月里，中国的公众头脑里已经不对复辟帝制有着过多的想法，他们对民国也不抱有任何希望。当徐世昌被推为总统的时候，保皇人士的希望在此时点燃，就算徐世昌上位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赦免张勋。在当时，复辟帝制成为民众，应该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选择，毕竟民国给了人们太多美好的诺言，到最后带来的却只是灾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欧洲的报纸里看到证据，这些报道的记者大多为传教士，他们希望通过革命让民众接受新的政治局面，从而改善中外的友好关系，借此打开一扇传递基督教的大门。1919年6月23日，刊登在甘肃的《字林西报》上的一则报道比较典型，它涉及偏远西部省份甘肃省的形势：
“在民国时期，政府的苛捐杂税并未比清朝要少，反而更多，地方官员趁着动乱也越来越腐败。人们又开始渴望帝制复辟，就算清朝的统治在当时不算好，却在他们眼里要比民国政府好，这样的希望不仅是出现在甘肃这样偏远的省份，其他省份也存在。”
在许多意想不到之处或者激进分子的身上也能够找到证据，就算这些激进分子曾让西方相信，中国的民众是欢迎革命的。可是，当他们用汉语对同胞演讲自己观点的时候，却坦率得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骗过西方人，却骗不过国人。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众多的激进派领袖先后创办了革命期刊，如《新青年》《改造》《曙光》等，其中无数的文章反映出他们痛苦的失望情绪。他们未能把革命的思想灌输到中国农民的头脑中去，而农民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90％。1921年，刊登在《曙光》上的一篇文章，让那些以为帝制复辟无望的人不得不大吃一惊。
“中国农民十之八九不识字，愚蠢得和鹿豕一样，真是可怜。什么自由、权利、政治，他们哪里懂得？他们就晓得把钱粮纳上，一边过他的苟且日子罢了。有时遇见城中人还要问问‘宣统皇帝如何？’‘现在是哪一个坐在皇宫里？’往往也叹息痛恨地说：‘这样年头怎么得了！等出了真龙天子就好了！’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张勋复辟，才能得农民们的心；只有张勋招义勇兵，他们还踊跃上前。若是给他们读什么新思想，哪还能够理会？所以我们要想种种社会运动都得到农民的援助，就要先促起他们的觉悟。”
由此可见，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也相信帝制还未结束。我进宫后不久，就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中国各个省份的许多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或多或少地私下也对复辟抱有希望，甚至将这种希望寄托在满洲。
满洲是清朝皇室的发源地，尽管满族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习俗的单独民族，已在逐渐地消失，不过那里仍然有许多忠于朝廷的人，不管是汉族人、蒙古族人、满族人，还是混血的后裔，对革命都是不积极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就算皇室不和民国谈判，而是选择回到满洲建立一个新的“满蒙”帝国，完全独立于中国，军政当局，也就是张作霖政府，也绝不会敌视或者反对的。如果建立这样的帝国，在一段时间后不仅包含满洲，还会有热河、察哈尔、新疆、甘肃甚至西藏。这样一来，这些潜在敌意的地区就将民国包围起来了，而这些地区有太多是在清朝征服中国后被皇帝并入其帝国之内的。不过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许多人把现在的状况视为中国人应得的惩罚，因为是他们亲自驱赶了这个曾征服大片中国领土的王朝。
沃特金·戴维斯在其1933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1912年，外蒙古正式宣告独立。其实在1911年，外蒙古还是中国的属地，它们乐意臣服于中国，应该说是愿意臣服在清朝的统治下。在满族征服中国时，蒙古的首领们给予了他们宝贵的支持。表面上说来，蒙古人认为对清朝皇帝还是应该负有一定的义务。当清朝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国的时候，它们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再效忠满族人。这也使得沙皇俄国在其存在的最后几年中，有机会加强它在外蒙的统治能力。”
除去一点之外，这篇文章的评论基本上还算正确。其实在1911年，外蒙古就已经不承认自己“臣服中国”，而是“臣服大清国”。不过戴维斯先生在后面也补充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中华帝国”只有在西方的措辞中才存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清国”，其皇帝是“大清国皇帝”。同样，“老佛爷”的正式称谓应该是“大清国皇太后”，而不是“中国皇太后”。
沃特金·戴维斯还写道：“从名义上来说，外蒙古独立之后内蒙古依旧臣服于中国（我想他也会承认‘臣服于中国’这一字眼又把人们给弄混淆了），不过可以明确地说，庞大的民国政府在动乱时代，在内蒙古地区已经没任何真正的权威。”同时，“日本承诺可以让内蒙古实现自治，并答应给予一个统一的蒙古人国家保护，让全体蒙古人站在他的一边。日本人为了把事情做得更为妥当，有可能恢复皇帝的称号。由此，任何一个怀念过去的蒙古人都会支持日本，以及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皇帝溥仪，并为他欢呼。”
文中所提及的事件后来有所发生，沃特金·戴维斯的观点还是具有前瞻性的。
另外在《李顿报告书》中，则是直接说满洲不愿意参与革命。文章写道：“1919年革命爆发的时候，满洲当局希望张作霖出面阻挡革命党向北进军，以免满洲遭受内战牵连。借此，张作霖日后成为满洲的独裁者，甚至还成为了华北的独裁者。”正如文中所说，在民国建立之后，满洲“接受既定事实，同意袁世凯的领导”。不过这一切，都是因为皇帝颁发了退位诏书，接受“优待条件”，并且仍然留在北京。如果皇上或者摄政王以他的名义拒绝退位，并选择迁都沈阳，那么满洲就会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点是张作霖自己对我保证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