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会像外人所说那样轻易受谗言的蛊惑。在他十五六岁时，便对宫廷里的阴谋和罪恶看得甚是清楚。他对朝中官员了解不深，不过他并不相信他们的歌功颂德。但是，要是他信任的人奉承他，他也许就会认真看待了。
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有些是侍婢太监或内务府的人说的，更想不到的一些居然是从他平时信任的以为是诚实质朴的人的口中说出。对于皇帝来说，后者比前者有害得多。中国人对皇帝的推崇简直就像一种迷信。不过帝师们并不会认同天子就是天赋异禀的说法，他们会认为皇帝不过是个寻常孩子，并没有比其他孩子更优秀或更恶劣。但是很多崇拜皇帝的人则会认为皇帝不是凡人，来见皇帝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需要隆重对待。很多人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来紫禁城看看皇帝，然后跪拜在皇帝脚下对他俯首称臣。他们爱戴皇帝如同宗教信仰，甘愿为其抛头颅洒热血，就是这些忠诚的拥护者为他们拥护的人营造了一个不良的环境。
但我相信，宣统皇帝并没有在万众拥戴中迷失自己，他并不会认为穿上龙袍的他就会高人一等。他不热衷社会活动，在乾清宫的龙椅上处理完公事后，他会很快到另一个房间换下龙袍。他在私下里见别人时，只会穿平常的中式衣服，如长袍马褂，见外国人的时候更是如此。本书收录的他坐在龙椅上的照片，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允许拍摄的穿着龙袍的照片。当时是他经不住我的再三请求，才答应拍摄的。
书法也是他必修的一门功课，他的几位祖先在书法上都造诣很深。历代皇帝素来都有将自己亲笔写的大字赐给功臣、寺庙或者是一些建筑来制作匾额的传统。宣统皇帝亦沿袭了这个传统，到了春节、寿辰或是其他一些重要节日，他就会把亲手书写的墨宝赏赐给朝廷大臣、老臣、民国官员。墨宝上会盖上皇帝的御用方形印章，以证明墨宝是真品。印章会印出“宣统御笔”四字。
皇帝和他弟弟溥杰在艺术上都很有才华，在很年幼的时候便写出了一手好字，人们对他们的书法作品赞不绝口。他们也都擅长作画，宣统皇帝会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他有时会创作漫画，他仅仅需要一张小纸片就能画出一幅漫画，漫画内容有的描述的是一个奇闻轶事，有的则是报纸上的一些文字，有的是宫里生活的趣事。我至今收藏了他的很多漫画。
少年皇帝很快掌握了中国帝师传授给他的作诗技巧，在作诗上得心应手。1921年至1922年间，他向北京的几家报刊投了几首诗，投得最多的是《益世报》，诗上签署的是他的假名“邓炯麟”。“邓”在汉字中是一个寻常的姓，“炯麟”是“闪光的麒麟”的意思。那些他投稿的报刊编辑都没有知悉他的真实身份。《益世报》发表了他所有投稿的诗作，该报编辑曾经多次打听“邓炯麟”都徒劳无功。我知道皇帝曾写了许多诗，这并不奇怪，每个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大多会写诗。直到1922年7月，他跟我分享了他发表过的诗作，我才知道了他的秘密。据我了解北京城里是没人知道诗人“邓炯麟”就是宣统皇帝。我在这里公开这个秘密大概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吧。
宣统皇帝对新文化运动或者其他一些运动也有着浓厚兴趣，不过他并不喜欢以白话文写作的新诗。他还是爱好古诗体，写诗严格遵照古诗格律。他喜欢唐朝诗人白居易、韩愈以及李白的诗。而且，他真心实意推崇他的先祖乾隆皇帝的诗，并不仅仅是由于血缘关系。
我不会说宣统皇帝是一个圣明的独裁君主。他向来钦佩意大利大政治家墨索里尼，他认为，墨索里尼让意大利人过上了好日子。驻北京的意大利公使曾向他送达了墨索里尼从罗马寄来的礼物——一份墨索里尼亲笔签名的照片，皇帝收到礼物非常高兴。不过皇帝也明白，自己与墨索里尼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会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宣统皇帝能重登皇位，他是否能扮演好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的立宪君主的角色。我对他能做到这点毫不怀疑。不过需要限制朝廷旧派官员的行为，他们会不择手段意图恢复旧的统治制度。
我是“少年皇帝”的英文老师的身份，引起了一些中国报纸的注意。北京或者北方的报纸大多对我言辞得体，礼貌友好，但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南方报纸则对我有攻击性言辞。我曾收到了一大堆信件。处理这些信件让我感到头疼。信件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是对我在教育皇帝时的建议；有的是让我为他们或者他们的亲戚在朝中谋职；有的是向我告密在东北或者其他地方有复辟运动；有的是让我传递给皇帝的奏折；有的是在谴责朝中官员；有的是请我安排觐见皇帝，他们有重大秘密要禀告；还有的信件是指控我祸害民国，并且威胁让我立刻辞去帝师职位，否则就会遭遇不测。1923年起我开始遭到了暗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家长想请我去当他们儿子的老师，或者让他们的儿子在我身边研墨，这样他们的儿子既可以聆听到帝师的教导，也能与皇帝有同门师兄弟的关系。
令我更头疼的是，一些陌生人频繁登门拜访。我有一个尽忠职守的守门人，他通常不会让陌生人进门。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会守在门口，一旦看见我出门或者从外面乘车回家，他们就出手阻拦。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个身穿中式长袍、戴美式帽子、脚穿黄靴的年轻人，他的脸很白但长着粉刺。他长期堵在门口，我无可奈何，只好与他见面。他跟我说，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会员，他受神的意志驱使，特地来见我。他希望皇帝改信基督。他从腋下拿出一叠传单和小册子，信誓旦旦地说只要皇帝看了这些小册子，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升华，甚至能获得救赎。我很难知道这些小册子使多少灵魂得到了救赎，但我清楚它们救赎不了暮色中的中国宫廷。
我有一项帮皇帝处理外文信件的任务。北京邮局先把所有寄给皇帝的西方信件送到我手中。大多数信函实际上只经过我的手，并没有到达皇帝。信件内容五花八门，并非都有益处。有的是一些无名女士希望进后宫当皇妃，有的仅仅是请求得到皇帝的亲笔签名。有一封信需要提一提，信件主人自称是正在美国流亡的俄国沙皇，他希望建立一个退位君主协会，来帮助他复辟。他希望宣统皇帝能成为协会中的一员。宣统皇帝看了这封信，觉得建立退位君主协会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每个退位皇帝都会弹奏一项乐器，就能组成一支乐队，乐队成员都是曾经头戴皇冠的显赫君主，这样的乐队前所未有，肯定能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欢乐。我们都赞成用宫中御花园里的珍贵牡丹来表示遗失的皇位。皇帝说会在宫廷盛典中使用的乐器，如锣、钟、鼓和编磬等之中挑选一件乐器，这些古老乐器演奏出的“韶乐”也许不算悦耳动听，但是比起一些大家熟知的管弦乐队，演奏出来的声音也会别有一番风味。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退位君主协会可以在一个荒岛上发展壮大，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政权，比如说采用共和制，在退位君主中推举出一位总统，那样会很有意思。皇帝对我的想法表示赞成。
在我起初担任帝师的几个月里，我写了两封信，信中写到了中国宫廷里有很多不良现象，我建议皇帝应该换一个更健康成长的环境。我的这些想法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萌生。在此我摘录了这两封信中的一些内容，希望会对读者深入理解本章有所帮助。
1919年5月18日，那时候我已经担任帝师差不多两个月，我写道：
虽然知道现在提出对宫廷的一些改革的建议难以被采纳，但我真心希望，皇帝能够搬到颐和园去居住，离开目前的生活环境，这会有助于他的成长。不过，只要内务府一天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一切改革都是徒劳无补。而且我不希望太监与皇帝一同搬到颐和园，只需要侍从、皇室官员和帝师陪伴皇帝就足够了。数天前，我与载涛亲王就这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我们都对目前宫廷需要改革深以为然，不过这些改革可能会受到内务府的阻碍。
同样是在1919年，6月17日，我给一位中国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他十分关心皇帝的生活，也懂英文。信的摘录是这样的：
我即将去西山旅行，在这之前我想跟你说。我认为皇帝的生活方式很不健康，他处于众人的监视之下，不得自由。出于他身心健康的考虑，我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让他生活得更加符合他的天性，更为自然一些。他有着天子的尊贵身份，虽然已经被剥夺了实权，同时他也是一个孩子，把他作为孩子的身份忽视也许会给他的成长带来很多不良影响，这三四年正是他重要的成长时期。我认为他的生活环境需要改变。我想，如果他能有两个月的假期，放下书本，到海边或者是山上去走一走、欣赏风景，他会收获很多。在这过程中也许他会遇到很多难题，有些是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他需要学着去应对，去解决。把这个孩子禁锢在皇宫里是不合理的，他既不能感受到外面真实的世界，也没有社会锻炼的机会。
我能够体谅您和其他一些忠诚的中国人对他的想法，你们的第一出发点往往是他是皇帝，而我却会首先考虑，他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他已经失去了重登皇位的资格，为他的成长去做努力，比让他为重登皇位做的努力更有意义。即使他现在是还能掌控权力的皇帝，又或者他真的会在将来某一天重登皇位，我也依然会坚持我目前对他教育上的观点。在西方，人们不会把君主架上神坛，让他脱离凡世的生活，君主与凡人有天壤之别的观点已经不适应当下的社会了。西班牙可能是西方国家里的一个例外，不过那里经常爆发革命，君主制随时有被推翻的危险。纵观世界各国，君主制都有走向末路的趋势，时常爆发革命的当下，假如有一种君主制能屹立不倒，我认为会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往君主制里的“君权神授”的旧观念已经不流行了。我曾经与威尔士王子一同在牛津读书，他过着和我差不多的生活，后来，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被国家授予军官的职位，他凭着自身的努力获得人民的爱戴。我经常给皇帝看画报上的照片，在照片里许多英国皇室子弟被平民包围，自由地进行演说和一些活动。他现在对西方的生活习俗已经有很多了解。我有教授过他有关现代进步君主的一些理念，他学习起来并没有显得困难，不会比教导他孟子的学说的难度更大。中国民主君主的理念的出现比西方早上好几百年，所以我并没有把中国圣贤的话解释错误。
这里我需说明的是对皇帝的教育很重要。皇帝如果有可能重登皇位，成为一位立宪君主，抑或他连最后一点皇室尊严都不能保持，成了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假如我们对他的教育方式得当，不管他的未来如何，他都能以健康的身心去应对生活，也不会怨恨曾经教导过他的人。我坚持认为，把他与人群隔离，对他的成长会有极大的伤害，既无益于他作为人的成长，也无益于他作为皇帝的成长。假如只是针对皇帝的身份来培养他，如果复辟终究没能实现，他就连普通人的生活本领都没能掌握。如果把他往思想开放的爱国者或者是一位有涵养的中国绅士方向培养，他就有能力担任一个好皇帝，也可以当好一个普通人。这样的话，不管未来如何，他都能灵活应对。
我认为要对皇室进行全面改革，比如把多余的官员、仆人以及太监遣散回家，这样，皇宫就可以节省大笔开支，办事效率也能得到提高。这个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这方面我便不多说了。
以上就是那两封信的摘录。在书写这些信时我并没有清楚认知到对皇宫制度进行改革会遇到多大的阻碍，改革起来会怎样的举步维艰。很久以后，我才有所了解。当年我建议皇帝应按照“优待条件”中的第三条的规定从紫禁城迁到颐和园时，我并不清楚我的建议会引起朝廷里多大范围的反对，以及反对的原因。这些我还需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