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派员成了眼线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成立特科组织，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陈赓担任特科第二科科长，即情报科长，化名王庸，时常改变装扮，有时像商人，有时像乞丐，有时像算命先生。他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探交朋友，与上层人物及三教九流的人拉关系，获取情报。
陈赓开始了反间谍人员的选派工作，但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在他费神之际，情报科的陈养山跟他谈起一人，倒引起了陈赓的极大兴趣。
陈养山说的这个人名叫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
1925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
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他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也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
而此时，杨登瀛有一个好朋友杨剑虹，成了陈立夫的亲信。蒋介石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和共产党，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杨登瀛本身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在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当陈养山在他家中寄宿时，杨登瀛就向他征求意见。陈养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有文章可做，便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报告给陈赓。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代说：“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
陈赓马上主动约杨登瀛见面。
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说：“登瀛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
“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
“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认为目前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高，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可能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杨登瀛替他具体操办婚事。
杨登瀛接受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杨登瀛还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100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95块大洋！
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杨登瀛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登瀛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
杨登瀛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他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
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杨登瀛心存感激。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杨登瀛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出来。当然，此是后话。
就在张道藩的婚礼过后不久的一天，杨剑虹突然指示杨登瀛陪同他前去办理洽请英巡捕房发拘票、派人会同搜捕的手续，事前什么情况都没有告诉杨登瀛。直到他俩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杨登瀛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住地。幸而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已经转移，他们扑了个空。
杨登瀛马上将此事告诉了陈赓。
陈赓听后，冷静地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国民党正在‘考验’你，他们对你还不是充分的信任。古话说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取得信任，没有表示怕是不行的。今后，我们会定期送给你一些我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的刊物，像《红旗》呀，《布尔什维克》呀，等等，作为你接近国民党、取得信任的资本。当然，我们还会竭力配合你，譬如到一定的时候，给你一点关于我党活动的情况。总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叫他们拿到手，也摸不到边。”
为了巩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陈赓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甚至部署一些假机关让他带敌人去破坏。这下子，杨登瀛自然立下了许多的“功劳”。再加上杨登瀛学识渊博，谈吐高雅，故而很得国民党高官们的赏识。与杨登瀛住处毗邻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两人常有来往，过从甚密，渐渐成了好朋友。但在与国民党要员的接触中，杨登瀛越来越感到在财力方面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他不像其他的国民党调查科的特务们能捞钱，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开销都支付不起。他几次想向陈赓开口，但都难以启齿。但是，他的这种窘境很快便被陈赓得知，陈赓通过组织，马上给他弄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活动经费。考虑到杨登瀛经常要陪同张道藩等人出入各巡捕房，又给杨配备了一辆福特轿车，并派去在苏联受过特殊训练的连德生担任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间的联络。
在陈赓的资助下，杨登瀛俨然是一副阔老板的派头。这样，他便从容地出入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了。
1928年10月，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后，杨登瀛被陈立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这个命令是由蒋介石签署的：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同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于是，上海各警、特机关都把他当作“中央亲信的人”。这样一来，杨登瀛成为调查科派遣在外面仅有的三名特派员之一，这对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也就更有利了。
处决叛徒何家兴
杨登瀛根据陈赓的部署，开始与各方人士密切接触，以获取情报。劳伯森是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陈赓非常重视这个关系，为了拉拢他，曾让杨登瀛送劳伯森很多东西。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本来，劳伯森就把杨登瀛视为中国问题专家，这样一来，劳伯森便经常向杨登瀛请教，他的一些机密材料也常常向杨登瀛公开。
一天，杨登瀛坐车到老闸英租界去见劳伯森，刚刚走进英国巡捕房的办公室，劳伯森就迎上来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拥抱：“亲爱的杨，我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你一定想知道。”
“哦？”杨登瀛心中一动，马上问道，“是什么让大探长如此激动呢？”
劳伯森神秘地说：“杨先生，今天上午，法国巡捕房探长古邦来找我，说他可以破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让我配合他行动。我想我们是朋友，所以，我先告诉你，等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以后，你们就立刻将他们引渡回去。还请杨先生在上海当局面前说些好话，多付些酬劳给我们的探员。”杨登瀛闻听此事，着实吓了一跳。
“劳伯森探长，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如果你们真的能帮助我们破获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我们政府将会重重感谢你们的！不过古邦探长的情报可靠吗？中共地下人员可是非常狡猾的，别上当。”
劳伯森哈哈大笑，然后兴冲冲地说：“昨天，有一对中国夫妇来到新闸捕房，向古邦探长自首，说是愿意提供一份有三百多名在上海的中共地下人员名单。他们并提出了条件：一是弄两张出国留洋的护照；二是要一次性付五万美元赏金；三是为他俩绝对保守秘密。起初，古邦探长并不相信他们，后来他们为表示诚意，说了一个地址让古邦探长派侦探抓人。结果按照他们的指引，古邦探长果然抓到一名赤色分子，你猜他是谁？原来是中共沪西区委书记罗觉。这回古邦相信了，正给他们筹集美元和申请护照。那两个人也狡猾得很，说是等条件都兑现了再交出那份名单。”劳伯森说得轻松自在，洋洋得意，可杨登瀛却听得心惊肉跳，十分紧张。这时，杨登瀛暗自命令自己一定要镇静。过了片刻，他开口问道：“能提供这样有价值的情报，这两个人一定有来头，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劳伯森用眼睛瞅了一下杨登瀛，说：“我也不太清楚，只听古邦说是在中共内部工作，男的姓何，女的也姓何。”
离开英国巡捕房后，杨登瀛马上将情况报告给陈赓。
陈赓大吃一惊，立刻到上海地下党秘密办事处，找到军委负责领导彭湃。当气喘吁吁的陈赓出现在彭湃面前，彭湃不禁惊奇地问道：“陈赓，出什么事了？”
陈赓沉重地说：“沪西区委书记罗觉被捕了。我们的内线报告，是咱们内部一对姓何的夫妇出卖的，他们还答应交出两份有三百多人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一对姓何的夫妇？”彭湃摇头道，“我们的同志里面没有这两个人呀！”
陈赓想了想，道：“临时中央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姓何，叫何家兴。
他的妻子姓贺，叫贺芝华。外国人听不懂咱们的发音，说不定都误以为姓何。会不会指的就是他俩？”
彭湃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何家兴在苏联留过学，是1926年回来参加工作的。贺芝华留学法国，通晓两国语言，专门保管上海地下组织的文件。那三百人的名单，恐怕就是中共上海党员干部登记表。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嫌疑最大，马上监视他们的住宅，一定要阻拦他们和任何人见面，如果证据确凿，立刻执行革命纪律。”
当天深夜，在何家兴的住处附近，闪出五个黑影，这一行人神不知鬼不觉，顺墙角摸到何家门口。何家兴住的是一座法式四层小楼，这里大多是法国侨民，共有七八户人家，何家兴就住在最高一层。
这五个人中为首的是顾顺章和陈赓，其他三名同志都是红队队员，他们个个都有攀房登高、倒卷珠帘、百步穿杨的绝技。
进入楼里，顾顺章带一个队员在一楼口警戒，其他的队员迅速拔枪，跟着陈赓飞步上了二楼、三楼、四楼。陈赓轻步走到四楼拐角处，恰遇一个法国巡捕在何家门口守卫，正朝这面探头探脑，听到了声音，感到不对劲，想过来看个究竟。陈赓当即用手枪指着他，要他不准出声，逼他退到楼梯外。队员们掏出绳子将他结结实实地绑在楼角转弯处，像裹一个粽子，再掏出毛巾塞了他的嘴。陈赓带其他队员向走廊里走去，他走到一个单元的门前问一个队员：“就是这间没错吧？”那个队员点了点头。
陈赓轻轻推了推门，门纹丝不动。两个红队队员赶紧从身上摸出短斧，轻轻劈门板……屋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这时，门板锁头的位置上，被劈开一个一尺见方的窟窿。一个队员将手伸进去抽掉门锁，大家一齐摸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