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
我有个初中同学，现在迷上了姓名学。下岗之后他换了名字，他认为是自己糟糕的名字妨碍了前途。所以他儿子时常骄傲地和别人说：我爸爸叫李XX，还叫李YY。他学着儿子的话喊着那两个名字，然后郑重地告诉我，自从改了名字后，他每天都默默念叨自己的新名字，就像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念《圣经》或者伊斯兰教徒念《古兰经》一样。现在他弱听的耳朵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为了证明他的话属实，他将头颅探过来，说，你瞧，助听器已经不用了……每天在路上、厕所、晚餐、工作、看电视甚至做爱时，我也在喊自己的名字……我已经用我的名字把我的病治疗好了。
当他把这个事实告诉我时，我看到他脸上那种幸福的表情。这是个木讷的人，多年来像我一样沉默寡言。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镇，年轻时我们骑着自行车跑到新火车站看火车，那些黑色车厢次第从瞳孔消逝，把我们的头发吹得很乱。有时我躺在火车道轨上，倾听着从远方传来车轮与车轨隐约的摩擦声。后来看到电影《猜火车》里的相仿细节，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而他坐到站台上，抽着烟。他的耳朵有障碍，但并不妨碍他有双视力超群的好眼睛。当火车的烟开始从道轨的极点冒出时，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来，敲敲我的耳朵，于是我们回到站台。不久火车就开过来了。它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地奔跑着，躯体内满载着货物。
我知道有些事是我们不愿和别人分享的，这个呼喊自己名字的朋友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第三者，就像我从不把自己写小说的事实告诉亲人或同事一样（后来他们还是知道了）。白天永远是属于别人的，只有晚餐后，坐到电脑前，我的秘密才降临到我身上。我敲打着自己的文字，就像敲打着我的幻想。我喜欢我身边那些有秘密的普通人，譬如我那个离婚的表姐，我的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和刚刚去世的舅舅。我一辈子都将和他们一样，在这个小镇上生老病死，最后如麦秸一样填进灶膛，被焚烧成灰尘。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还好，他们会活在爱着他们的人的心里，被纪念，被回忆，或者被祭奠。等爱他们的人都死了，他们才会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可是，在这些朴素的生命没有被消灭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是鲜活的、他们的眼神是灵动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和那些伟大的人一样，有着波澜壮阔的秘密和甜美的生存体验。很多时候，这些小人物以他们的行为，在我眼中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尽管这传奇对旁人来讲是虚无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和敏感捕捉到了他们的秘密。我爱他们，爱他们的秘密，就像爱我自己一样。我有时候会为自己悄悄地记载了他们的爱和仁慈、欲望与痛楚而感到不安。可我还是这么做了。我喜欢将我的主人公抛入到平静的暴力中，然后让他们体验我幻想出来的秘密之旅。《曲别针》里的志国，他最后似乎是死了，死在道具手中，也许他没有死，他活了，然后他继续摆弄自己的曲别针，没有办法停止，他将延续自己的生活，无论生活是黑是白，同时延续着属于他的秘密。
有时候想，多么奇怪，我们如此庞大的民族，却是一个没有宗教与信仰的民族。人们好像也已经习惯没有忏悔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么就让秘密延续吧。我们其实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些什么东西。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个朋友会继续在时间的每个恍惚空隙，呼喊自己的名字；我也会在夜晚的郁闷中，写下那些让我兴奋或者沮丧的文字；我小说里的主人公，也会在我的冥想中重现即将被时光湮灭的内心生活——也许，当莫须有的高潮来临之际，我们会发现，我们将各得其所。
2004年
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
一晃，小说已写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我像个懒惰的工匠，每年拉拉杂杂写上几万字，大部分时间，则在散漫地喝酒、读书、访友、看电影、步行和冥想。这个我生活的小镇曾让我窒息乃至厌恶，有那么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如何逃离这里，如何与爱人、孩子在异乡怀想这里，并继续深深地厌恶这里。可白驹过隙，我仍生活在这儿，无论昼夜，被迫注视着这个小镇——犹如一头锦衣夜行的怪兽——在地球越来越快的自转里蜕变，同时将它的獠牙磨得更为尖利森亮。或许我已离不开它，或许，真的就在这里陪着它继续蜕变，继续吞噬光与影、人与畜、肉与灵。
我总是后知后觉怀疑这个时代。我一直认为，“怀疑”这两个字该是烙在作家脊梁上的“红字”。我也知道，大部分人在贪婪地享用这个时代，在它庞大的子宫里疯狂汲取养分并怡然自得。这是个怎样的子宫？它俨然只能以物化、身体化、机械化、权力化、娱乐化来做最好的羊水。作为一个老文艺青年，我从来没有甜蜜地吸灌它腥臊并存的汁液，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这样挺好。一个叫水木丁的人说：“对于热爱文学和艺术的人来说，有文学和艺术的生活才叫生活，它就是生活本身。”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能有一两个朋友每天傍晚能陪我散步，我们在喧嚣的街道上谈论着新闻、美剧、小说和电影，并且保持着通常的语速和声音；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小学三年级就矗立在那里的书报亭依然存在（只是主人由原来的周姨变成了她的女儿），我们散步累了，可以坐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翻阅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我也很庆幸，从去年开始县城终于有了一家电影院，我可以随时看我想看的电影，再也不用坐上一个半小时的汽车去市里。
所以，有时我会很小农意识地想，我想要的生活，或许就是我已得到的生活，尽管从青春期就厌恶着它，且它不华美纷繁，它不强健壮硕，但于我这种散漫温和的人而言，粗鄙、粗糙的它或许就是我的仙境，就是我的福祉。我宁愿相信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收录了十年来创作的七个中篇小说。我曾在后记里说：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除了我自己，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着骇人的偷情案、谋杀案、奸杀案、爆炸案、盗窃案、抢劫案。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孱弱的肉身形象总是和人们口头传诵的虚拟形象有着质的区别，即便我是个聋子是个瞎子，某段时间内，他们的故事也会让我变成一个耳聪目明之人——他们的故事绝对有着神启的痕迹。
《七根孔雀羽毛》《细嗓门》和《梁夏》就是这些事件的入炉再造。《大象》《小情事》《刹那记》和《夏朗的望远镜》，则是我对最平朴的人的最平朴的解读。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是一个老文艺青年对这个时代蹩脚的理解、妄想式的肢解和意象式的涂抹。它们都是现实和冥想的私生子，有真实的裂痕，也有幻灭的肌体。我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资金，我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影像，我不需要太多的观众，我只需要把那些文字变成流动的光影，让多年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县城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有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纷繁庸俗又高贵得体的生活。
文学式微的年代，传统小说变得小众、隐秘、纯粹，当然它也内敛，它也光芒四射。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继续写他纯粹的小说。他会把有灵魂、有温度的文字当成他魂灵的根。他希望由这根繁衍出的树木枝叶繁茂、葳蕤多姿、翠绿明亮，让他在这尘世的呼吸变得更顺畅、更自由、更美妙。这没什么不对。
2013年
黑暗中的河流
有时真是觉得无聊，只好一个人到河边走走。夏天尚好，天黑得晚，能看到水里的锦鲤、菱角和睡莲，还有很多谈恋爱的男孩女孩坐在廊椅上说话。风吹过来，将汗液拂去，鼻子里菖蒲、野鱼、芦苇的气味让人觉得活着真是一件美妙的事。冬天的时候，灰溜溜地走到河边，一个人都没有，植物黑魆魆的，河面黑魆魆的，人们好像从来不在冬天谈恋爱，廊椅上空空荡荡，偶尔野猫坐在上面，不晓得思索什么。一个人，在冬天的河岸上行走，就像一颗尘埃飘荡在浩瀚无际的宇宙里，没有声音，没有光亮，没有温暖的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意义。这时，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那种生存的荒芜感就会如蚁噬心，让我坐卧不安，让我在寒风中万念俱灰。这个时候，我想，哪怕有苏恪以陪我在河边走走也是好的。虽然他很饶舌，而且喜欢说一口云落腔的普通话。
初写《在云落》时，似乎还没有苏恪以这个人物。我只是想写写妹妹。关于妹妹，我已经在小说《大象》中写过一次。可这么多年过去，我对她的怀念与日俱增。我总觉得，关于她，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开始，我想写篇小清新类的短篇，好让我在得老年痴呆症前，不会把她天使般的笑容从记忆中抹去。那么，苏恪以是怎么冒出来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大抵是那种人，本来谨慎拘束，天生缺乏一种热忱，可是因为爱，或者说，因为孤独，他倒是恨不得能将自己燃焚。有那么段时间，对苏恪以的构想和琢磨甚至超过了对妹妹的怀想，这让我很惊讶，也让我愧疚，可这个人物已经诞生了，不管如何，我得好好安排他的命运。当然，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从出场开始就携带着不安分的因子，所以每一次他出场，我都有些紧张。在写作过程中，我甚至怕一不小心，他就要从小说里面走出来，活生生站在我面前，带着他略显忧郁的笑容跟我说：哥们，喝点小酒吧？我想我不会拒绝他的邀请。在我看来，他应该是真诚的。小说结尾，当苏恪以挤过人群，大踏步走出门口彻底消失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差点流了泪。我不是个矫情的人，可还是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让爱玛死去时，他悲痛难抑的哭泣声。当时我想，我为何非要让苏恪以走这样一条路？我为何不能让他快活地吃饭、恋爱和生活？我觉得自己挺残忍。或许从本质上讲，我不是个真正达观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