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财产大部分来源于民脂民膏，孔祥熙夫人宋霭龄曾经向人多次解释他们的财产是步入政界以前在山西老家经商积攒下来的。实际上，孔祥熙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早年他也捡过煤渣，后来出国留学，经商有道积累下一定的财产，号称“山西首富”。但是他的实际发迹是在当官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蒋宋联姻之后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主管财政11年之久。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孔祥熙当年的经营所得，一共只铸了3个1000两银子的“莫奈何”（晋商用语，指一种银子大圆球，强盗抢了也拿不走），也就是3000两银子。这与他和宋霭龄今日拥有的财富相差何止千百万倍。
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被称为“中国人的钱袋”。孔祥熙的“民国首富”称号由此不胫而走。这位“民国首富”不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可见其贪婪的程度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
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盛七小姐，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曾差点就嫁给了宋霭龄的弟弟宋子文（盛家很保守，看重门第，对宋家没有好的印象，认为宋家是吃教会饭的，根底不正，门不当户不对）。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是宋霭龄在中西女校时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孔祥熙权倾天下后，当年的盛五小姐、如今的林太太趋炎附势，登门来拜访老同学宋霭龄，还带着她的七弟弟盛昇颐夫妇。此后，林太太和盛昇颐夫妇就成了孔门常客。那盛昇颐夫妇也是基督徒，每个礼拜都参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礼拜，听牧师讲福音。于是，盛昇颐夫妇就和孔令侃混熟了。尽管盛昇颐是孔令侃的大辈，但居然自跌身价，和孔令侃结拜兄弟。
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了业，孔祥熙把孔令侃安排到财政部去，给他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的名义。国民政府的官制上没有这特殊的头衔，是孔祥熙特创的，向考试院申报时被铨叙部驳回。孔祥熙自己出面，找到戴季陶。戴只好卖面子，特地修改了公务员任用法，给孔一个根据。孔令侃成为特务秘书后，没有一定的职权，爱管就管，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实质上权大无比。
盛昇颐太太比孔令侃大十多岁，但美貌无比，孔令侃一见就惊为天人，心中于是喜欢上了。盛昇颐为了能依靠孔令侃捞取更多的钱财，也乐意自己的太太开展“裙带外交”，甚至故意为他们提供单独相处的机会。孔令侃很好色，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孔祥熙、宋霭龄和宋子文、张乐怡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孔祥熙、宋霭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霭龄哭笑不得。
盛昇颐“投之以木桃”，孔令侃自然“报之以琼瑶”，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盛昇颐为苏浙统税局局长。这自然是作为特务秘书的孔令侃大力举荐的结果。
抗战期间，孔祥熙由财政部部长升为行政院院长。有人进言，中央信托局因负责对外接运物资，已撤退到香港，何不派大公子去主持。喜欢发国难财的孔祥熙一听，感到这主意不错，就派孔令侃充当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在香港主持工作。
于是，孔令侃来到香港，随行的还有盛昇颐夫妇等人。中央信托局驻港机构除了抢运已向国外订购的军火外，还有续订飞机、枪械、子弹的任务，这无疑是可观的发财来源。于是孔令侃、宋子文、盛昇颐三人商议筹组一家公司，专门承接这业务。这公司定名扬子，设在香港，由盛昇颐担任总经理。
香港是个自由港，抗战后成为进出口的一条重要通道。扬子公司做起进出口买卖，交易愈做愈大。中央银行本来在上海有一个专用无线电台，上海失守后借着租界的掩护，专用电台仍然保留。为着掌握沪港两地的行情，同时与重庆联系，孔令侃在香港租了个套房，在密室里装了一部短波发报机，成为一个电台分台，自然是秘密的。
当时，孔令侃每天在香港办公，在九龙居住，中午吃饭不方便。盛昇颐夫妇就盛情请他到自己家中用午餐，并让他餐后就在盛府午睡。盛太太使出全身解数来招待，不仅每天都是上好的菜肴，而且都亲自陪着吃饭，那盛昇颐常常借故走开，饭后又安置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午睡。盛太太与孔令侃两人经常在一起共宿共眠，宛如夫妻。孔令侃把中信局和扬子公司两边的事物都交给盛昇颐具体管理，盛昇颐就此捞了大量钱财，所以他对太太与孔令侃的明铺暗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在香港，孔令侃曾陷“商业间谍门”。他在香港秘密成立电台分台，不断和沪渝两地通报，很快就被英国当局发现，这个事情是港英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
英方碍于孔祥熙的面子，作出从速拆除的警告。然而，惯于我行我素的孔令侃表面上答应英方，背地里还在继续使用。一天，正当孔令侃向他母亲宋霭龄报告商情时，被英国情报人员当场抓获。港英当局的法庭作出判决：驱逐离港，限令两小时出境。孔令侃匆忙离港时，来不及带任何东西，只是带着那位盛太太一同去了菲律宾并与之结婚。这事后来传到重庆，使孔祥熙夫妇说不出的尴尬。和大小姐孔令仪的婚事一样，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
1943年蒋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干预，蒋经国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去世，享年76岁，无后嗣。
民国竟然发行过面额60亿元的钞票
民国史上，无奇不有，国民党政府“新疆省银行”于1949年5月10日发行的“陆十亿元”面额纸币，堪称世界之最。
新疆自清代以来主要通行红钱和银橭，后来又发行了代表这两种金属币的纸钞。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发行纸币的机构有新疆藩库、新疆财政司（厅）。民国初期，新疆发行藩库官票，面额400文，值银1橭。
1928年，新疆发生政变，在民国初曾统治新疆达17年之久的杨增新被当时军务厅长、外交署长樊耀南一派所暗杀，但政变不久后，掌军队的金树仁出兵讨伐樊成功，成为新疆的统治者。金树仁上台后又发行银橭票。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为打击军伐内战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拟将新疆省银行改组成新疆商业银行。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由于新疆与苏联近在咫尺，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苏联的关系一度处于“蜜月”中。
其时盛世才为了讨好共产党，曾把中共党员请到新疆参与政事工作。中共党员到新疆工作，是1936年盛世才当面向经新疆赴莫斯科的周恩来请求后才得以实现的。中共中央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的援助，也支持盛世才。1936年底，中共派出一批干部到达新疆，共产党员孟一鸣任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共产党员林基路兼任新疆学院教务长。1937年4月，陈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负责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一年后，从苏联回国的陈潭秋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毛泽民到新疆工作。他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从延安又抽调一批干部，在1938年分三批先后进入新疆。中国共产党大批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盛世才还请毛泽民担任了新疆省银行理事长。1939年1月1日，毛泽民把新疆省银行改组为新疆商业银行，改革币制，废橭改元。
1941年秋，为人狡诈、残酷、善变，反复无常的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更于1943年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以向蒋表忠诚。
毛泽民牺牲后，他在新疆进行的币值改革自然就夭折了。新疆的货币发行，此后在国民党要员的干预下愈发失控。国民党在新疆兵力不大时，对盛世才是竭力拉拢，但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盛世才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引狼入室”。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但为时已晚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八一一黄林案”。一时间，整个迪化处于恐怖之中。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
1948年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经济失调，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新疆商业银行再次被改组为新疆省银行后，钞票面值越印越大，由最小面额1分到发行面额6亿、30亿，直至最大面额竟然达60亿元，可谓旷古未闻，创世界货币史之最大笑话。这张60亿元的钞票上印有“折合金圆券壹万元”字样。一张钞票印有两种面值，这在我国货币史上是罕见的。
更为可笑的是，这张60亿元的大面额纸币，当时只值百分之一块银元。这也就是说，按当时上海一石米的价格是金圆券4.4亿元计算，这张60亿元纸币仅仅只能买到88粒米。
黄埔史上最早的国共交锋
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天的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1924年7月6日，黄埔军校开学仅20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这是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具体体现。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须经选举产生。选举结果，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委。蒋介石对此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忧的是五名执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尽管身为校长，但在党部只是一名普通执委，从理论上讲没有特权，自己将来在黄埔就谈不上有什么作为了。如果按规矩办事，蒋介石就不是蒋介石了。他很快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抗议了。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1899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20年夏，宣侠父以总成绩第一名自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本科毕业，公费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于1922年被迫回国，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他高高的个子，长得黑黑的，气宇轩昂，仪表非凡，很受师生们的欢迎。
宣侠父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他当时很严肃地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校长蒋介石。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做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