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1903年以秀才的身份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汪精卫不仅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而且文章写得非常好。笔者考证，汪精卫与保皇党笔战时，犀利的文笔引来好评如潮，直逼得保皇党的几个大笔杆子不得已私下托人说情，要求休战。
革命初期步履艰难，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海内外民众都灰心了。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作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不料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的第一首绝命诗，就是在这次入狱自感生还无望的情况下写成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远在蒋介石之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其第二首绝命诗就是在名古屋病死前写成的。
“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这是有人曾送给汪精卫的一副谐音联，表面看是在奉承，其实“盖世”与“该死”、“罕见”与“汉奸”谐音，巧妙地讥骂了汪精卫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
名儒兼劣绅的民国怪人
北伐之前，国共合作下的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充分发动。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湖南农民协会在襄助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甚大。连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也不得不说：“北伐的胜利实赖革命的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民国15年（1926）8月11日到达长沙，看到“一路民众欢迎，农民协会组织最为整齐”，不由慨叹：“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
1927年，北伐军胜利北上控制湖南后，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更令人惊叹了。其时两湖农运高涨，风起云涌，势如燎原，“一切权力归农会”。对此，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在湖南与乡绅领袖王先谦齐名的叶德辉就是喊“糟”派。非但如此，农会仰仗他的学识和名望，请这位身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名士写对联时，叶德辉竟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出世；
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
横批：斌尖卡傀
对联不难看懂，横幅“斌尖卡傀”乍看上去颇为费解，细细一琢磨，原来暗藏玄机。叶德辉在对联中大玩文字游戏，竟然骂农民协会是杂种、畜生，是不文不武（斌）、不大不小（尖）、不上不下（卡）、不人不鬼（傀）之东西。尖酸刻薄中带着一丝调侃，还带着一丝晦涩，堪称历史上最恶毒的文痞之骂。
是可忍，孰不可忍，农会自然饶不了他。于是，当风流成性的叶德辉拥着美人沉睡在温柔乡之时，农民自卫军叩门而入，将他带走了。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根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第九条及《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第一条暨第二条，判处叶德辉死刑，并没收其财产。于是在“四一二”政变后两天，在湖南革命群众的一次反蒋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的示威大会上，叶德辉被当场处决。一个一贯反对革命的土豪劣绅、文痞学者，在“广阔的会场”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27年，叶德辉的死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在此之前，蒋介石“清党”，无数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被杀，北方军阀则以“讨赤”为名捕杀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农会也以牙还牙，在各地杀“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彼此都大开杀戒，以杀人来翼教，以翼教来杀人，大家杀得理直气壮，于是鲁迅用他冷峻刻骨之笔，写下恐怖世界的混乱和癫狂：“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叶德辉（1864-1927）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叶德辉以思想反动着称，“戊戌变法时期，叶德辉就与王先谦代表湖南反动思想，攻击康梁革新运动”（胡适语），纠集封建顽固势力咒骂变法是“毁国灭种，无父无君”，是“悖乱逆谋”，并编《翼教丛编》“驳斥”变法学说。辛亥革命后，他则以清朝遗老自命，称革命致使“国破家亡，主忧臣辱”。袁世凯复辟称帝，叶上书劝进，自任湖南筹安会会长。六十寿辰有人给他送对联：“海屋添筹，安期早熟；耆英盛会，长乐花开”。嵌入“筹安会长”四字挖苦他，他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将对联高挂中堂。叶恃才傲物，尖酸刻薄，对革命派和进步思想，常常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生活上声色犬马，肆无忌惮，仗着金钱权势，武断乡曲，为霸一方，盘剥百姓。连清朝湖广总督瑞瀓也这样说他：“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娼优，行同无赖。当米贵时，家中积谷万余担，不肯减价出售，致为乡里所侧目，实属为富不仁，猥鄙可耻。”
然而，就是这个“为富不仁，猥鄙可耻”的叶德辉，居然在学问方面造诣很深。他少年时就读岳麓书院，清光绪十八年（1892），叶德辉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进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进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在吏部供职不过两年，他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
叶德辉是清末民初湖南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藏书家、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
其藏书之富甲三湘，出版古籍之多雄视全国，研究版本目录功力之深于同时代无人能及。其版本目录之学堪称一代之冠。他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书目》及《郋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学的名着，在今日亦是学林的经典。
叶德辉之死，震惊全国，据说也是王国维朝昆明湖纵身一跃的诱因之一。但无论新派旧派，几乎没有一个人作挽词。叶氏之死，曾引起湖南文化名人及全国文化名人的巨大震撼。毛泽东的老师、曾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的易培基与当过湖南省都督、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谈起叶德辉被杀的前后经过，相对伤悲。梁启超先生剖析王国维死因时曾云：“他（指王国维）平时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数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博士作过一首《悼叶德辉》的白话诗：“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话虽直白，却又意蕴深长。惋惜、调侃、批判、敬意中带着不恭和诙谐，巧妙道出了当时中国政局的状态。但胡适在这首小诗中犯了一个大错误：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专就叶德辉之死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民国豪门间的献妻丑闻
盛宣怀在近代史上大名，他是继胡雪岩之后当之无愧的清末首富。盛宣怀作为洋务运动的一员干将，办洋务40年，一生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势倾朝野，富可敌国，创造了中国洋务史上的十余项“第一”，如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报公司、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工商业及教育文化的发展。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1916年在上海病死时，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极为可观、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然而在民国年间，依然是豪门的盛家与新贵的风光相比，自然要差好大的一截，于是便发生了盛宣怀的第七子盛昇颐主动将太太献给孔祥熙大儿子孔令侃的丑闻。
1933年9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自此掌握国家财政，想出各种招数为蒋氏国民政府筹款：增税、借款、募捐、动用战时准备金、举借外债、变卖产业、征发、印刷纸钞、实行“公库”制度。手段高超，花样出尽，极力保障蒋介石巨额的军费开支。
孔祥熙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巧取豪夺，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至少赚了30亿法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