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什刹海进行规模清淤、整修；投资建设体育场所和青少年体校。同时，许多着名的民主人士与文化界名人在什刹海附近居住，增添了“三海”的人文气氛。专家们对于《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考证、探寻为什刹海增添了更多文化内涵；对于市民而言，什刹海水面宽阔，夏天可以划船、游泳，冬天可以滑冰。随着光阴的流逝，许多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凝结成浓厚的情感。
一、什刹海的新生
自清末，什刹海水域面积逐年缩小，一方面由于上游来水日益减少，人们在干涸裸露的湖底上种植水稻，形成“以田挤水”现象，同时造成了水质污染；另一方面，沿岸商贩、居民将生活污水、粪便、垃圾排入湖内，淤积严重，使什刹海成为京城中最大的“臭水坑”。有人描述：“那时候想找什刹海，容易，顺着西北方向，往臭味最浓的地界儿走，准到。这个臭水坑每到夏季就大量滋生蚊蝇，不时流性传染病，成了北京城的顽疾。”A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长年缺乏维护，北平城内的“三海”（中、南、北海）“四海”（西小海、前海、后海、西海）几乎变成死海，周围一片颓废、混乱、败落情形。位于不远处的德胜门大街全是土路，冬季和春季刮起风来，尘土飞扬，人们外出回家满脸灰尘，进门就得先洗脸；而在夏秋季节，整条街道成为一片大泥塘。什刹海已经变得蓬头垢面，杂苇丛生，满目荒芜，两岸经常有泥土滑坡，失去了人们记忆中的柔美风韵。昔日堂皇的王府大都衰颓，皇族后裔们散尽家财后各奔东西。各种偷盗、抢劫、强奸案件频发。旧政权留下了一个萧条、破败、穷困潦倒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组建卫生工程局，对城市下水道和河湖水面进行大规模改造，疏浚、治理北、中、南三海和什刹海成为第一批实施的工程项目，专门组建“四海施工所”负责什刹海疏浚项目施工组织。
当时，规划设计内容是在什刹海实施“废田还湖”，连通西海至后海、前海水路，将李广桥明沟改为下水道；将西小海建成游泳池；组织人力对“三海”进行清淤、疏浚；修建、改建水闸；各海沿岸加砌护坡、护岸等。此次什刹海整治工程历时176天，全部采用人力施工，使用马车和汽车清运，疏浚土方合计28万立方米，完成护坡护岸6392米，码头9座，修建新建水闸4座，使什刹海水面面积达34万平方米。此次整治工程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清浚湖底淤泥，扩大水域面积；二是砌筑护岸；三是在新建、改建水闸，其中包括德胜桥上新建两座水闸，作用是保持西海水位高于后海与前海；改建清朝修建澄清闸、西压闸；四是新建2座桥、9处码头、12个排水涵洞。为了治理什刹海，市政府在财政经费紧张情况下，决定暂时停建传染病防治医院和门头沟矿区卫生院项目，腾挪出经费保证“四海工程”继续进行。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周边居民建议在什刹海沿岸安装路灯和水泥护栏，栽植树木花卉。经过整修后的什刹海，水面宽阔，积水潭与后海、前海相通，水深由1米多加深至2米多；环湖的“转沟”（过去人们为灌溉农田开挖的沟渠，又称“小河”）被填平或改为暗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政府对什刹海进行大规模整修，在市政改造与建设中，地安门城楼被拆除，分隔北海与什刹海的道路被削平拓宽，铺设沥青，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穿梭行驶；前海西边的李广桥被拆除，改为柳荫街；已成为水稻田的前海被恢复为水面，夏天可以划船、游泳，冬天可以滑冰。一些教育、医疗、文化单位陆续在什刹海周围落户。1951年北京市体育部门在什刹海前海西侧建起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游泳场——人民游泳场，总面积为33500平方米，设有标准池、练习池、跳水池，成为当时北京市区内唯一对公众开放的人工游泳场。
1951年6月6日人民游泳场正式开幕，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全国青联主席廖承志、作家老舍等出席开幕式，彭真市长为游泳场剪彩。他在讲话中说道：“过去，什刹海这个地方是北京最脏的地区，是对市民健康很有害的地方。现在我们把最脏的地方变成最美丽的地方，把有害的地方变成游泳的地方。消灭有害于人民的旧东西，建设有益于人民的新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将这样来改革与发展我们的首都。”开幕式后，领导人与群众一同观看游泳、跳水和水球表演。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人民游泳场的门票为每人2分钱，有时甚至1分钱，场内设施虽显简陋，但售票处、更衣室、自来水等样样俱全。1954年9月12日苏联游泳队与中国游泳混合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游泳队在这里进行友谊比赛。比赛结束后，苏联运动员进行滑稽跳水表演，使到场的观众大开眼界。60年代初游泳场关闭作为新建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校址。此后，前海被开辟为“什刹海游泳场”。为了安全起见，有关部门在前海游泳区域湖底铺设混凝土，安装照明灯，并安排专门负责救护的船只和救生员，成为能够容纳更多人的天然游泳场，门票仅需5分钱，而且不限时间，较陶然亭、工人体育场等处人工游泳池限时2小时、门票1角左右的价格便宜许多。当时，也有少数胆量大的青少年在安全游泳区域之外的后海野泳。1984年什刹海游泳场关闭。进入90年代后，市区内可以游泳的场所少了，人们用于游泳锻炼的花费逐渐加大，青少年对于游泳运动的热情下降，以至游泳成了奢侈的“小众”运动。
冬天，什刹海水面结冰，前海成为滑冰爱好者的乐园，不同于天然“野冰”，什刹海冰场有专人管理、维护，冰面宽阔平整，四周设有芦席围挡，晚场有灯光照明，高音喇叭播放着音乐。冰场设不同区域，技术娴熟的人在冰上自由驰骋，不时做出各种动作；而初学者大都在专门划定的练习区，由教练指导学习基本动作，不时有人失去平衡跌倒，随即又起身继续滑行。滑跑刀者围着冰场“跑大圈”，滑花样刀者在冰场里“跑小圈”；有一些年龄稍大的少年或女学生乘坐“冰车”在冰面上“溜”来“溜”去，十分尽兴。有时冰场还举办花样滑冰表演，由专业花样滑冰运动员为观众展示。50年代党和政府倡导全民健身，滑冰成为青少年喜欢的冬季运动之一。全市冬季运动会的冰上项目经常在什刹海举办。
着名作家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记述：1952年冬天，我唯一的一个冬天，差不多每个周六晚上去什刹海溜冰场滑冰。那时的冰场其实很简陋，但是第一，小卖部有冰凉的红果汤好买。冬天的红果汤的颜色，那是超人间的奇迹。第二，服务部免费给顾客电磨冰刀，磨刀时四溅的火星也令人神往。第三，最重要的是冰场上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
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北京城内的老百姓流传一句口头禅：“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有些老人表情认真地分析道：“天安门的石狮子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有长久，如今又掉了泪，看起来共产党也长不了。”言谈话语之间，表露着对于新生人民政权的担忧与焦虑。有一个五年级小学生想要亲眼看一看鼓楼上是不是真的冒烟，来到鼓楼大街一看，人山人海，城楼楼顶的一对兽头果然生出两股黑烟，令人感到奇怪，黑烟生出后，并不升上天空，而是停留在兽头头顶渐渐弥漫。小学生回到家中，向院子里的大人们叙述了所见情形，很快这一消息在街坊邻里之间传开了，于是更多人赶去一睹究竟，就连天津、河北的人也专程赶来，将鼓楼大街挤得人满为患。这一动向使正在布置建国一周年庆典保卫工作的有关方面感到很紧张，同时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市公安局组织专门人员来到现场一查究竟，他们试图登上一百多米高的鼓楼楼顶查看，但是云梯长度不够，消防队员无法上去，后来又找了私人营造厂制作足够长度的木梯，几经努力后，终于成功。经消防员与中国科学院鼓楼教育观人员一道登顶查验，发现起因是一大群小飞虫飞聚不散引起，当即使用白布罩捕捉。事后，经研究后认为，或许与什刹海的潮湿空气有关。
为此，195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刊载一则消息称：“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有关方面经侦查后认定，这一谣言源头出自北方最大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除此之外，社会上流传“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说法，也都是这一反动组织所为。1950年12月18日在市委、市政府部署下，公安部门将130名“一贯道”骨干人员一网打尽。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夜晚，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由汪东兴、叶子龙，以及保健医生、卫士等陪同，一道乘车来到什刹海北岸一个街口，下车后沿着街道散步。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为了避免打扰临街居民的睡眠，他们将脚步放得很轻，低声谈笑。有人推测，这条街道应该是烟袋斜街。
二、“国母”宋庆龄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1893-1981年）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被国际上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周恩来总理称她为“国之瑰宝”。
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与贡献，有关部门提出要为她在北京新建一处住宅，却被她几次以国家百废待举和自己常年在上海居住等理由婉言谢绝。她来北京期间，先后住在方巾巷、西河沿和前海西街18号等地，均因环境嘈杂或潮湿而感到不适应。20世纪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有关部门将已经荒芜的醇王府花园改建为宋庆龄在京居所。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正值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央规定一般不盖新房，考虑到宋庆龄特殊身份而破例。为此，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就新建寓所事宜致函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征求意见，并附上相关设计图纸，宋庆龄写给王光美回信中写道：“国家正在建设时期，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
此后，国家计委将这一改建工程列入国家基建计划，并作为当时国内20个保密工程予以高度重视，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和北京市领导万里、赵鹏飞等亲自参与规划和工程领导，知名建筑专家梁思成设计，项目内容包括在醇王府主体建筑益寿堂西侧，新建一幢中西合璧二层楼房，为此特意将园中“濠梁乐趣”景观和戏台拆除；将匾额移至原益寿堂内，另一块原听鹂馆匾额移至园内畅襟斋的东耳房；又将靠近王府的小土山推平作为广场；在后山搭建鸽子房等。该项工程自1961年8月开始筹划，至次年8月初完工，历时1年，全园占地33亩。1963年4月宋庆龄由前海西街住所迁居至此，一直到1981年5月去世，历时18载。
宋庆龄生前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有记载，宋庆龄迁入新居后，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时说了一句“就是小了点”。园内种植了桃树、枣树、苹果树、梨树、紫丁香、盆栽石榴等；中院栽植两株“西府海棠”，每年三四月份阳春，宋庆龄邀请国内外客人来园中赏花，并将自制的海棠果酱作为馈赠礼物。在她的卧房内墙边里摆放一台老式德国产施特劳斯牌立式钢琴，这是她的弟弟宋子文所赠，她常常关起门来独自弹琴。有一篇文章记述：“宋庆龄每天都要下楼到花园散步，她走在小径上，高兴地看着路旁盛开的鲜花。她走到楼后去看她的鸽子。她学着鸽子的叫声，鸽子便飞来，啄她手里的鸽食。”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以及何香凝、廖承志母子等多次来到园中看望宋庆龄；在京工作的国际友好人士爱泼斯坦、路易·艾黎、马海德等也是园中的常客。虽然宋庆龄没有子女，却对儿童怀有特殊的感情，她经常在“六一”儿童节邀请幼儿园的儿童来园中做客，为此园内专门安置了供儿童们游戏的秋千架。她说道：“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是属于儿童的”。
“文革”期间，她为许多过去的老朋友开具各种证明信，希望以此帮助老朋友们脱离“苦海”，她对于这场“革命”感到不理解；尤其对于身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在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最终被迫害致死感到悲哀。她像往常一样给刘家的孩子们寄去贺年片、日记本、糖果等；刘少奇夫妇失去自由后，子女们给宋庆龄写信打听父母的下落，她将信转给毛泽东。1966年宋庆龄曾在一封致美国友人信函中写道：“是的，因为是国家副主席，人民政府拨了一个旧日的王府给我作寓所。……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里有小溪环绕，里面有许多美丽的树木……我确实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