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宋庆龄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负责领导开放故居的筹备工作，他对故居的房舍逐一检查，指出何处需要维修，何处需要加固，何处需要出新，甚至连家具、地毯的修整，电线、电路的更新等，都周详地给予交代。198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并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悬挂在正门上方的匾额由邓小平题写，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故居揭幕。
三、文化名人足迹新中国成立时，什刹海附近王府大多已经易主或荒废。据记载，1921年恭亲王奕后人溥伟与其二弟溥儒将由清朝廷内务府颁发表示恭王府府邸部分产权的“龙票”抵押给了天主教会西什库教堂，代价为银圆8万元（有说130根金条）。据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他曾与摄政王载沣商量，准备带着由咸丰皇帝御赐的金桃皮白虹刀诛杀袁世凯，图谋清廷中兴。因清廷宗社党内部意见不一，此计划未能实施，北洋军包围恭王府，迫使溥伟流亡青岛，后转往日本。两年后辅仁大学通过教会之间关系，用108根金条得到产权，并于1937年将府邸部分作为该校女子学院，同时住在花园内的溥儒以10万银圆价格将花园售出，成为辅仁大学校园。坐落在定阜街上的涛贝勒府已于1925年租给了天主教会被用作辅仁大学校舍。新中国成立后，醇王府由载沣全部卖给了国家，府邸部分被作为卫生部所在地，花园部分则被用于“北京国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60年代后被用于宋庆龄在京居所。
1956年北京积水潭医院落成，原址为太平湖畔原诚亲王新府，诚亲王允祉是康熙第三子。嘉庆年间该府赐予仁宗四女庄静公主，又称四公主府，后为庄静公主曾孙提布扎布居住，称棍贝子府，亦称棍王府。医院施工中将原有大部分古建筑推倒拆除，仅保留后花园荷花水池、山石树木、花厅和两幢重楼。该医院建成后，兴建苏式群楼，成为全市知名度最高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尤以创伤烧伤和创伤骨科专科名闻全国。位于前海附近毡子胡同的阿拉善王府于辛亥革命爆发后，被其后裔变卖，逐渐荒废，变身为居民大杂院。
位于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故居，占地7000平方米，原为清朝贪官和珅王府花园的一部分，嘉庆年间和珅家产被查抄，花园荒芜；同治年间，恭王府在园内养马、囤积草料。民国初期，恭亲王后人将此园卖给了中药世家达仁堂东家乐松山，并改建为私宅。新中国成立后，乐氏家人将包括这所宅园在内的一批财产捐给国家。不久，国家将此处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驻地。该大使馆搬离后，宋庆龄来京时曾在园内居住。
1963年时任全国人大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迁入，直至1978年去世。庭院内有一株郭沫若亲手种植的银杏树。1954年郭夫人于立群患病去外地治疗，离京第二天，郭沫若带着儿女们从西郊大觉寺将此树移回家中院子里，当时树苗只有手腕粗细，郭老亲切称为“妈妈树”。60年代郭老搬到前海居住，将这株“妈妈树”移栽在庭园中。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京逝世，次年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病故。一年后这株“妈妈树”迅速枯槁，树皮开始整片爆裂，10年后在一场狂风暴雨中折断了主枝，却一直顽强生存。
1949年6月京剧大师梅兰芳应邀由上海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次年回北京定居，担任文化部京剧研究院院长，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中国京剧院院长。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他住进位于护国寺街9号的一座二进四合院，该院落占地700平方米，原为庆王府一处马厩，民国初期曾为禁烟总局所在地，后来驻过军队。新中国成立后，经一番修缮，外院正房被作为大客厅；由垂花门进入内院，北房为小客厅，西侧房间为书斋，由主人命名“缀玉轩”，东侧房间为起居室、卧房，另有东西厢房各三间以及西跨院。梅兰芳在此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
护国寺街52号是末代皇弟溥杰（1907-1994年）于1960年被人民政府特赦后在北京的住地。他的出生地在醇王府，这一院落原为其父醇亲王载沣置备的房产，新中国成立后被收为公产，用于街道地毯厂生产车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此处院落和房屋进行整修，添置家具，安装电话，雇用专门护理人员，并将房产发还溥杰。
西海西沿2号为清朝遗老梁巨川故居，1913年购买此宅，五年后梁巨川因不满民国初期时政，投水自尽，以身明志，人们在其殉道的积水潭西南岸旁矗立一块石碑，上书“桂林梁巨川殉道地”。1925年其子梁漱奎、梁漱溟兄弟将荒芜多年的宅院整修改建为东西两院，东院为住家，西院为花园。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地。梁漱溟遂将西院让出。“文革”期间，梁漱溟由此处迁出。20世纪80年代该处宅院住进七户人家，成为普通民居，2002年因建总政歌舞剧院被拆迁。
兴华胡同13号为陈垣故居，其中存放书籍房间，称“书库”，书箱一行行码放，背对背，形成8条甬道，被陈垣戏称为“胡同”，每当查找书籍时可依“胡同”排列顺序“按号索骥”。油画大师吴冠中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大杂院的会贤堂居住了30年。相声大师侯宝林4岁时被舅舅送给家住北京地安门侯家，其养父曾在涛贝勒府家当过厨子。侯宝林少年时先后住在地安门织染局、恭王府西侧的龙头井32号，以后又迁至其他住处；“文革”中又被迁回龙头井和位于什刹海南岸的南钱串胡同。
1956年京城有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文化学者、收藏家张伯驹（1898-1982年）与夫人、画家潘素（1915-1992年）购下了位于后海南沿26号的一处小院。他被誉为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他还是京城的“名票”。新中国成立前，他不惜重金购买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元朝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帖卷》、明朝文徵明《三友图卷》等传世珍品，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捐给国家。
他对于自己的捐献举动十分坦然，在《丛碧书画录》序言中写道：“予所收嘘不必众余身，为予由。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下放去了吉林博物馆。然而，他仍保持乐观处世态度。作家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描述：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京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了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文革”中，张伯驹夫妇居住的小院被街道居委会“塞”进四户人家，而他们老两口成了既无粮票，也无户口，仅靠亲戚朋友接济的“黑户”。有人讲述一件往事：1972年1月开国元勋陈毅因病逝世，与其相知相交甚笃的张伯驹十分悲痛，他向有关方面提出前去吊唁，因其政治身份和级别太低被拒绝，悲痛之中他挥泪写下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令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生平，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他托人将这幅挽联送到八宝山灵堂悬挂在一处不显眼位置。追悼会开始前，病中的毛泽东穿着睡衣赶来参加，他看到了这副对联，向陈毅夫人张茜询问，此联为何人所撰，于是张茜将张伯驹处境告知毛泽东。不久，张伯驹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可以办理北京户口；同年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先生去世；他的夫人、画家潘素先生于1992年4月16日去世。
四、教育芳草
1949年9月下旬，辅仁大学附中七名学生在位于恭王府内学校宿舍区采集松柏树枝，准备在学校门口搭建牌坊，庆祝即将举行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校方外籍神甫蛮横地将学生们扣留半小时。事件发生后，消息很快传开，全市各界掀起各种声援活动；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这一案件，判处两名为首的外籍神甫各拘役五日。当时这一事件被称为“恭王府事件”。1950年中国政府将国外教会主办学校收归国有，辅仁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辅仁附中遂更名为“国立辅仁大学附属中学”。1951年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附中划归北京市领导，改名为北京市第13中学。新中国成立前，辅仁附中分别男、女二校，其中女中部设在太平仓（现北京市第156中学）。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学校一直为男校，被称为“男13中”，在北京教育圈子里以学校教育质量好、师资水平高具有知名度。1955年学校高中毕业生在北京市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中获得总成绩第二名佳绩，受到主管教育副市长吴晗在大会上表扬。
195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亲笔为学校的先进集体“董存瑞班”题词：“把三好密切结合起来，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据亲历者回忆，辅仁附中时代，学校有一支紫光足球队在全市赫赫有名。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延续了足球运动传统，分别于1953年、1959年获得全市中学足球比赛冠军，并在其他体育比赛项目中屡获佳绩。此外，学校的乐队也小有名气。有统计资料，“文革”前17年间，该校考入各高等院校毕业生数以千计。1968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结束了近40年的男校历史。如今，学校高中部仍坐落在原校址，“文革”中免遭破坏的3400平方米古代园林建筑群使校园别具特色，与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楼和高科技教学设施、设备交相辉映，被誉为“王府中最美的中学”。
位于后海北沿的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该校前身为私立北京聋哑学校，创办于1919年9月1日，是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所聋哑学校。
该校创办人杜文昌先生于1914年从山东齐鲁大学毕业后，报考烟台启喑学校专修聋哑教育长达五年。1919年6月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创办聋哑学校。起初，他在位于交道口的一处福音堂借了3间平房，由于社会上对办聋哑学校普遍不信任，他只招到7名学生，校长与教员由他一人担任。1922年秋，他将学校迁至教会办的道济医院（现北京市第六医院前身）东院，学生增至30多名，办学部分经费由社会团体资助。1924年学校成立董事会，并在政府正式备案。1926年学校迁往老君堂胡同，1928年学校在后海原醇王府马厩落下了脚。杜文昌先生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专门教育一般聋哑儿童说话读书，使其具有普通学识及生产技能，成为有用的人。”他在学校门口的影壁上工整地写下校训：“做有用的人”。1946年学校改称华北聋哑学校（私立）。至1949年北平解放时，学校共有学生118名，教职员16名。
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
1949年年末，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分别为学校建校30周年题词。董必武题词：“使聋能听哑能言，造化无端自惹烦，科学神奇天可补，不平社会要推翻”。郭沫若题词：“使聋哑儿童能言并启发其智能是值得献身的崇高教育事业。”党和政府重视学校建设和发展，拨款维修了校舍，增加教学设备，充实教师队伍，扩大招生范围和数量，1954年教育部推广聋哑儿童口语教学法，在普遍采用手势教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聋哑儿童的视觉感受能力，通过观察口型（读唇），尝试学习有声语言，提高聋哑学生看话能力。当时该校是教育部选定的实验校。1958年学校办学规模扩大，共设22个教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