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教完全是宗教的口气，它的根本目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几乎全部是为政治服务的。
一当秦始皇统一了整个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中华帝国时，他和他的大将及政府官员们对盛行在战国时代的无数哲学学派抱非常敌视的态度。耗时空谈的时代过去了。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怎样来统治这新成立的帝国。他们废除了世袭的诸侯分封制度，把帝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建立起全国统一规格的道路，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和标准的度量衡制度。这些为了控制全国而计划进行的庞大的政策，常常遇到守旧的学者们的非难。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就不得不使用激烈的迫害手段。几乎有五百人被活埋致死。公元前二一三年，政府下令一切属于私人所有的书必须烧掉。着名的焚书令中说：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司马迁：《史记》卷六）
秦帝国只持续了十五年（公元前221~206）。经过七年剧烈的战争，国家重新统一在汉王朝的统治下。到公元前一九五年内战仍未结束。长时间的革命和战争使国家遭到破坏，新建立起来的帝国到处是一片废墟。米价五千钱一石。由于战争和饥荒，人口减少了一半，帝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政令，允许人民为了生存可以出卖他们的孩子和移居西边各地。朝廷穷困到甚至找不出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作为皇帝出门时乘坐的马车。大臣和将军们常常只能用牛车代步（见班固：《汉书》卷廿四）。
他们确实是处在困难时期。除了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下令容许人民休养生息以外，其他都是不切实际和多余的。所以汉初的政治家们实施和平和放任政策。学者和思想家们都倾向于崇尚道家教人清静无为、顺乎自然的哲学。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识地鼓励这种道家哲学的做法。汉初的丞相之一曹参是道家盖公的信徒，有意实施放任自流的政治哲学。在他担任丞相的三年期间，他每天饮酒，他的部下来向他提新的建议时，他就请他们一同饮酒，直到酩酊大醉，无法谈论他们想提出的新建议方案时方休（见《汉书》卷卅九）。另一位信奉道家哲学的统治者是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她是汉初四十年间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她严格要求她的所有儿孙们学习老子哲学（见《汉书》卷九十七）。
所以，汉初七十年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是道家。道家这一名称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出现的着名的折衷主义哲学，它试图把先前哲学上众说纷纭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学派中的基本学说都包括在内。这种不拘于一家之言的中心见解就是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和具体体现了“道”的概念的庄子，因此称为道教或道家。这一折衷主义学派的最着名的着作是《淮南子》，是由一群哲学家在汉高祖的孙子淮南子的支持下编纂完成的。伟大史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一篇文章里进一步概括地阐明了这种折衷的见解。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史记》卷一三○）。
这就是道家哲学，它是顺从自然主义的、唯理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种主张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赞成的；但保守者也反对。它的政治含义是自由放任政策。由它顺从自然趋势，并保持这种状况。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态度正好与当时的时代趋势相适应，使人民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享受着和平和繁荣昌盛。
太史公司马迁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武帝，公元前140~87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卷三十。又见《汉书》卷廿四）
从这些同时代的证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到——这是一个物产丰富，资财集中并崇尚奢侈豪华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使一项更加独断的政治计划和帝国的向外扩张的时机成熟了，为更具独断精神的权势和儒教政治哲学安排好了活动的舞台。
二
汉代是第一个由下层社会人民建立起来的王朝。开国皇帝是个酒徒和无赖。他的一些大将曾经是屠夫和流氓。他们对知识阶层毫不尊重。汉高祖是出名的不喜欢儒家学者，用最轻蔑的方法去对待他们。他曾经摘掉儒生的帽子并用污物把它弄脏。（《史记》卷九十七，列传三十七。观《汉书》卷三）他边接待儒生来访边由两名女子侍候为他洗脚；以憎恶的眼光看待学者阶层穿的飘拂的长袍。
那些去求见的儒学经师为了避免受到嘲弄，不得不在供职时穿上短衫（《史记》卷九十九，列传三十九。观《汉书》卷四十三）。
不过儒家学者在王朝初建的时候是有用的人，因为他们通晓历史传统，并精通社会和宗教的典礼仪式。他们还懂得法律和制度，并能用丰富的历史实例来谈治国方案。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刚登上开国皇位的新军阀来说都是有用的。当儒生陆贾（《史记》卷九十七，列传三十七。观《汉书》卷四十三）在汉高祖面前引用儒家经典时，高祖立即打断他的话并叱责说：“你这个书呆子，老子在马背上得以天下，你的经书对我有什么用？”陆贾反驳说：“是的，陛下，您能在马背上得天下，但是您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皇上想想可能是那么回事，就让他写一本关天秦朝为什么会灭亡的书。这本书很快地写了出来，皇上一章接一章地读下去，他高兴了，给书取名为《新语》。这书一直保存至今。
另一个小故事在汉初的儒教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史记》卷九十九，列传三十九。又见《汉书》卷四十三）。汉高祖首先宣布：
所有旧的朝廷礼节制度对于他的那些原来出身低微、从来不讲礼貌的新任将军和贵族领导层来说统统废除不用。于是这些人在朝廷举行的酒宴上互相打骂，喝醉了酒大声喊叫，甚至拔出佩剑在宫廷的墙壁和柱子上乱砍乱刺，使汉高祖感到大大地受到了伤害，十分恼火。
一位儒家学者叔孙通为此提出建议：要有一套朝廷觐见的礼仪制度以维持秩序。高祖说：“可以试试。但要简单明了，对我来说要容易执行。”于是叔孙通从孔夫子的老家山东请来了三十名儒生，由他们协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弟子们。他开始为朝廷设计新的朝觐仪式。设计出来后，又带着这些儒生到远离都城的郊野，模仿朝廷典礼进行演习。这样进行了一个月以后，邀请皇上观看了他们的排练。
高祖说：可以。并命他的朝廷的全体成员都要学会这套仪式。
公元前二百年十月初一日，为新建成的长乐宫举行落成典礼，新制定的仪式就从这一天开始实行。整个仪式体现了王朝帝国的壮丽豪华的气魄，在庄严和有条不紊中完成，由专司典礼的官员执掌进行，敬酒九巡以后就停止。没有喧闹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失礼的行为。典礼结束之后，汉高祖说：“今天我才尝到了当皇帝的尊荣和乐趣。”
叔孙通由此官拜太常寺卿，并赏赐黄金五百斤。他请求皇帝赐给和他一起进行这项礼仪工作的儒生们一个微小的官职。离开皇宫以后，他当即把五百斤黄金分给他的弟子们，弟子们非常高兴并欢呼：叔孙老师是圣人，他知道当世最需要的是什么。五年以后，汉高祖出巡到山东地区，用太牢，也就是以祭天子的规格用全羊、全猪、全牛作为祭品祭祠孔陵。
叔孙通后来又升为太子太傅。在太子即位时，他再一次主持了新皇登基大典。汉初的许多有关朝廷庆典、公众集会及宗教礼拜的仪式，都是他设计制订出来的。
这些小插曲都发生在汉代建国初期，显示了儒家学派以教育和培养人为主的实际效益。这就阐明了在当时，尽管缺乏教育的皇帝和野性未驯的显贵们轻视学术和学习，尽管有主张放任自流和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的反对，儒教则仍能跻身于政治势力中的原因。
但是对于采取好干预别人和家长式统治的儒家学派来说，时机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出于曾经反抗过秦王朝专制主义的反应，人们开始疑惧这种独断的政治改革。给以更多的安宁和更少法规是时代的愿望。汉高祖在取代了秦以后，废除了一切旧有的详细法规，公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见《汉书》卷廿三）
这种简化法规的巧妙一着，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欢呼新统治者是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帝国很快就发觉有必要把它发展为《九章律》，但这在开国后的三代统治中，由于不希望作过分详细的修订，《九章律》仍是一部简单的法典。
帝国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的趋势是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和平，让人民从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中恢复元气。在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公元前179~157），没有新建一所宫殿，增加一名宫廷侍卫和新盖一处御用马厩。文帝还废除了肉刑，在他统治的末期，全国每处只有数百件判处死刑的案例。他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皇后在宫中养蚕。赋税每年减轻，至公元前一六七年，全部废除了土地税。（见《汉书》卷四）
汉武帝十七年时，丞相卫绾为首进行了一次使儒家学派教育宗旨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学派的活动。朝廷的推崇使儒家学者更显突出。这使年迈的窦太后不高兴，她是道教教义的虔诚的信奉者，而这时她正代替年轻的皇帝摄政。儒家学者试图颠覆她的摄政地位，但是没有成功。她把领头的两名儒家学者投入监狱，那两人在狱中自杀身死。其他的儒家学者领袖人物被黜退（见《汉书》卷六）。
直到公元前一三五年窦太后逝世，儒教活动才得完全恢复。在窦太后逝世的前一年，为了抑止民间的原有的博士私相传授经书，政府设立了专门传授弟子的儒学博士官，以五名为限，每人传授五经中的一门，即《易经》、《诗经》、《尚书》、《仪礼》和《公羊春秋》。
公元前一二五年，丞相儒家学者公孙弘提议有限度地从全国各地先拔招收学习每门经书的学生。第一次为官学先来的学生共五十名，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年，帝国官学成立，选入学生三千名；公元二世纪时，已扩大到拥有学生三万名以上了（见《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八十八。参见王国维：《汉魏的太学》）
不过把儒教作为国教的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定为国教的最重要的一步，则是采用儒家经籍作为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当时书面的经书语言早已成为死的语言。所有用经书语言书写的敕令和法规对广大民众来说都无法领悟，甚至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小官们也常常不明白朝廷在公文上写的是什么。公元前一二五年，丞相公孙弘为此向武帝上奏，提议是否可通过考试取士，对儒学经籍中的一门考试合格者，方能充当京城以及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见《史记》卷一二一。又见班固《汉书》）。总之，最有学问的人常居优先地位。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以后逐渐修改完善，一直施行了两千年。这是普及儒家经籍知识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后来这种对古典经籍的考试实际上成为对非显贵出身的平民能升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政府只宣布考试的各项标准要求，所有对自己的儿子抱有希望的民众就得自己想各种办法教育孩子，使他们谙熟古代经籍，并具有用这种文字作论文的能力。用这种方法，儒家经籍，有时主要用孔子以前的原着中所提到的；有时用孔子以后的经书（特别是称谓《四书》）中的，成了自从汉武帝以来两千年间一直保持下来的所有中国的学校里的主要课本。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这期间很多儒家学者擢升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着名史家司马迁在武帝在位时的下半叶写出他的伟大着作。
说明自从公元前一二五年新的教育法规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作为各部大臣、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进入了政府各部门（见《史记》卷一二一）。官学中的儒学博士虽然官阶品位并不高，却常常参加朝廷集会，决策国家大事，特别是在起草和讨论法规以及觐见和祭祀仪式中常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见王国维：《汉魏的太学》）。确实地说，儒教至此已作为汉王朝帝国的正式国教或正统的教旨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三
通过上述对汉代开国以来一百年间儒家思想兴衰的描述，我们现在可以试图观察一下受到政府如此器重的荣誉，并抬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正统地位的儒教是哪一种儒家思想？为了了解这新建立起来的儒教的真正内容，有必要先描述一下当时的宗教和思想背景图，在这种背景下儒教运动才得以形成。当我们明白了这一背景以后，才能够鉴别为什么和怎么这种儒教根本不是孔子或孟子的哲学思想，而是某种与原来的学派教导毫不相干，以致我们必须称它为“汉儒”，以便一方面有别于孔、孟关于道德伦理和社会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有别于宋代的新儒家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