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零余者”形象系列，可以说是郁达夫通过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方式，表达他对近代中国社会人生的历史命运的深刻认识与体验，即集中地展现了他对于“弱中国子民”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中所遭遇的精神痛苦与曲折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了五四时代背面的诸多精神特征。在郁达夫的小说中，“零余者”是“弱中国子民”。从《沉沦》开始，到《茫茫夜》，到《过去》、《迷羊》，到《她是一个弱女子》，性的苦闷、情欲的追求，也一直都是郁达夫所着意表现的主题。在他的笔下，性、情欲无处不在，而且多表现为不正常的变态的情欲，呈现一种被极度压抑后的畸形欲望的状态。郁达夫沿着这种主题思路，展现了对封建虚伪道德的反抗，抒发了以“个性解放”为代表的浪漫情怀。
其他“两浙”作家的创作，也有不少是遵循浪漫主义创作原则来开展自己的创作的。如倪贻德就喜欢用悲抑的调子哀叹自己“世的漂泊”特别迷醉与“爱而不得”的“漂泊的孤独者的烦恼”。《花影》、《归乡》以一对表兄妹之间爱情的流逝为基础，抒写了爱情流逝之后主人公的感伤、孤凄的情绪。这种以“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的浪漫主义创作，其特点是把对现实人生的感知进行大胆的夸张。即便是到了40年代，徐……的创作也还是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他以大众传奇式的浪漫主义，表现人性善恶的多重性、复杂性；以奇幻虚渺的浪漫想象，写出乱世男女充满神奇的爱情故事。其中浪漫主义色彩极浓的情爱和性爱描写，则表现出了他对生命意义与高尚情爱、性爱同构性互动与融合的深刻理解，凸现出生命的无常性与严峻性的特点，从中展现出他对理想爱情、理想人性的执着追求。
不过，相比20年代“两浙”作家的浪漫主义创作，他的创作没有那种“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也没有郁达夫式的那种时代伤感情绪。普实克在论述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对生活悲剧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反抗的要求，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最突出的特点。有一个事实无疑也典型地代表着当时时代的情调，即新的青年一代曾把《少年维特之烦恼》奉为他们的圣经……它反映了欧洲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品是怎样在中国的革命青年中找到同类的精神和情调的。它证明了，中国的情调在很多方面会让人联想到欧洲浪漫主义情调及其夸大的个人主义、悲剧色彩和悲观厌世的感受。”虽然自我世界的浪漫主义抒情也表现了某种形上的非理性感受，但更多的还是一种被主观主义、悲观主义、个人主义混合夸大了的主观情怀。
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真正具有类似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特征的，要算2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现代诗派”和“九叶诗派”所反映出来的现代主义思潮。
关于新浪漫主义，新文学的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和提倡。鲁迅、沈雁冰（茅盾）等人也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文章里，谈到和介绍过新浪漫主义。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新浪漫主义不是浪漫主义的简单发展，也不是现实主义的对立翻板，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沈起予说：“新浪漫主义的范围实很漠然——似乎凡是代表世纪末的、主观的、颓废的、享乐的、神秘的精神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表现精神领域的情与思时，注重传达生命超验意义的宇宙情怀。如果说人是通过精神抑制或调节来面对现实生活的，那么，通过生命体验认识世界的本质，在主客体的对应关系中，人也将向世界开放，将自己的意志扩张到世界的各个领域。于是，人的精神就能够为世界、历史和人生提供一个无限广阔的生命世界，从中展现出人的生存历史将由单一的方向，向多元的方向发展，显示出生命结构的复杂性与精神的丰富性。新浪漫主义在这方面，十分注重现代人的精神领域的状态和需求，认为“人底精神是无限自由的，是有无限能动的活动的。
这样从本质上凝视人底灵魂，末后就能领会这灵魂与宇宙灵魂或世界灵魂同一根元——或更进一步说，是与宇宙灵魂相调和地微妙活动”，并且“人的灵魂回到了最本然而精髓的状态”，“最灵活地最本源地体验人生的状态”。本着这种创作理念，新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了对人的精神和生存状态的深度发掘。
在生命超验意义上，展开对人的精神世界开凿的创作思路，首先获得的是生命对“灵肉生活之苦恼”的表现和“生之困顿”的体验。魏金枝在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里一开篇就写道：“生命浸在污腐的潦水中，于是永古不会伸出手来，只用恶毒眼睛，向四周以残酷的了望，寻求人吃的老虎般，在找些弱者来消遣我的爪牙。”可见生之困境之一斑。倪贻德在《玄武湖之秋》里写“我”和三个女学生在玄武湖荡舟作画，相互体贴关怀，脉脉含情，但这一纯洁的举动却招来了众人的嫉妒与嘲骂，“我”终于走投无路：“境遇的困苦，生世的孤零，社会的仇视，便把我这美好的青春时代，完全沦落在愁云惨雾的里面而不能自振。”渴望求慰与异性的温馨怜爱给予他生的希望，但异化的现实却不能容纳纯洁高尚的爱，所以，他只能归于幻灭，只能在人生的悲歌里哀怨、感伤。到了30年代，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现代主义的意味就更加浓厚了。施蛰存在其所主编的《现代》上发表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一文，可以看作是“两浙”作家倡导现代主义的一个宣言。
他指出：“《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突出的是现代人的现代情绪。不是像新月诗派那样表现贵族化的情绪，而是现代人不甘沉沦，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那种形而上的生命感悟与心理体验情绪，如同戴望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哀怨又彷徨”的心理情绪，以及施蛰存在心理小说中所展现的那种现代人“无意识”的心理情绪。“两浙”作家对现代主义的引进，增强了新文学抒发现代人心理情感的艺术张力。
由对现实异化的否定而产生的灵的搏斗，也是现代主义着力表现的主题，其能指意义是对现实异化的反抗，期望生命的升华。穆旦、唐湜、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等“两浙”作家的创作，借鉴现代主义的艺术方式，抒发“在生活的土壤里伸根”的生命情怀。经历了战乱的流亡，“两浙”诗人从中获得了个人最为感性的、最为沉潜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他们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获得创作启悟，结合民族诗歌创作的传统，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正如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认真学习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也注意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从中创造出不失本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主义艺术特征的新诗体，从而将现代主义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王佐良指出，到40年代，新诗创作“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英国着名诗人——引者注）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马斯所谓‘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与新写法”。于是，他们大胆地借鉴、转化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使人们获得了对现代主义的广泛认同，也使现代主义获得了更具本土化色彩的深入发展。
新文学对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认同、吸收、借鉴和转化，使新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单纯的现实反映、批判，或单一的主观抒情上，而是展现出了新文学创作多元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它还使新文学展现出了一种对历史进程的直观认识、把握和超越的态势。正如舍勒所说，文学艺术“总是超越每一个真正的悲剧性事件，隐隐约约地眺望那些经久不变的，偕世界本质同在的，使‘这些’（指现存的价值状况——原注）成为可能的因素、关系、力量”。在生命体悟中所展现的对现实的形上审视和批判，虽然不是理性思辨，但在情感的深度体验当中，也使新文学获得了一种意义的深度支持。如果说，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注重将生活的丑恶和精神的痛苦直观地再现或表现出来，那么，新文学的现代主义思潮则更加注重将生命的本质属性及其深刻的精神意蕴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浙”作家对新文学三大思潮的推动和贡献，为使新文学创作具有一种向纵深发展的动力，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和探索。
第二节 文学社团的中坚与担纲
在新文学发展过程当中，文学社团的大量出现，则是新文学获得广泛认同和走向成熟的表现。如果说在新文学生成之初，作为新生事物，新文学主要还是靠一批从“旧阵营”中“反戈一击”的作家来领衔进行创作，向人们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并担纲起新文学向纵深发展的历史重任，那么，随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众多的新文学作家组成文学社团，形成不同的文学创作流派，则是新文学发展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五四运动后，新文学社团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大量的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茅盾在《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枛导言》中，对新文学生成之初的文学社团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据他的统计，截至1925年，新文学社团已“不下一百余”个，并呈全国燎燃之势。他指出：“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十年（1921）这五年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
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1922-1926），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1922）起，一个普通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在新文学的社团组建中，“两浙”作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在1920年11月成立的新文学“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社团”——“文学研究会”，“两浙”作家在其中起到了领衔和担纲作用。此外，“两浙”作家还有王以仁、胡愈之、刘廷芳等，也是研究会主要成员。茅盾说“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发起的12人当中，周作人、朱祖希、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孙伏园等均是“两浙”作家。在成立大会上，同人均推举曾担任《浙江潮》的首任主编、大力鼓吹新文化的蒋百里为主席，郑振铎被选为书记干事，主管会务工作，向大会作研究会发起报告。周作人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宣布了“文学研究会”的三项任务。显然，在新文学生成之初，“两浙”作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组织社团对促进新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学发展历史表明，有意识、有宗旨组织社团，加强作家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促进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在宣言中，周作人代表同人表明了“文学研究会”的共同态度：“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文学研究会”实际上是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为社团纲领的。当时，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先后发表了《文学与人生》、《文学的使命》等文章，阐释了“为人生”的“人的文学”主张。茅盾后来回忆说，当时“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虽然任何‘纲领’也没有，但文学研究会多数成员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却是事实”。作为研究会的骨干，郑振铎亲自起草会章，同时他还兼任研究会的相关刊物、丛书（如《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沈雁冰（茅盾）担纲起了会刊——《小说月报》的主编工作，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原来鸳鸯蝴蝶派的编辑方针，使之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