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的思潮、社团、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中，“两浙”作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他们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新文学的创作实践，组建新文学社团，引进不同的思潮，形成不同的创作流派。
鲁迅在总结新文学之初的创作情况时指出，当时的新文学创作比较注重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审视文学，新文学自身的建设还未来得及认真地审视和重视。虽然“白话作者逐渐地多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着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除了他自己从创作《狂人日记》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作品，“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外，“从《新青年》上，此外并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茅盾在总结新文学之初的创作情景时也指出：“民国六、七年（1917和1918年——引者注）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做物——旧文艺。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新文学创作领域的逐步扩大，如何沿着这条“正确的路径”继续行进，巩固新文学的阵地？新文学的发展要求每一位作家都必须承担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即肩负搞好新文学自身建设的历史重任，完成从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变的历史使命，形成新文学自身的特色。
茅盾在《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枛导言》中总结新文学十年的成就时指出：“那时候发表了的创作小说有些是比现在各刊物编辑部积存的废稿还要幼稚得多呢……现在我们这‘文坛’，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说是‘进步’得多了？现在我们所见一个月里的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有从前一年的总数那么多；我们觉得现在这点儿‘成绩’还是贫弱，我们要求更多的表现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我们要求‘伟大的作品’。”在推动新文学自身的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两浙”作家顺应了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诉求，为新文学建设作出了自身独特和重要的贡献。无论是在文学新潮的引进与探索，还是在新文学社团的组建与引领、新文学流派的生成与主导等方面，“两浙”作家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或担当中坚角色的作用。同时，“两浙”作家不仅在新文学的创作上率先显示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还在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上，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敏锐性和自觉性，为新文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建设的主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浙”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新文学的自身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第一节 文学思潮的引进与探索
在新文学生成之初，近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思潮被大量地介绍过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派、立体派、意象派、未来主义，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思潮，如进化论、人道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新潮而被广泛地介绍、宣传、实验。
不过，构成新文学主干思潮的，则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大思潮。从新文学发展的实践上来看，“两浙”作家在这三大主干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从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到提倡“自我抒情”，再到引进现代主义，“两浙”作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主张，在相当的程度上，推动了新文学三大思潮向纵深领域发展。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特指欧洲文学史上19世纪30年代在法、英等国家，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后所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潮流。高尔基称其为“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强调以批判现实为主导方向，特别推崇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文学以来所形成的冷静观察现实，如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丑恶的创作精神。1823至1825年间，法国着名作家司汤达尔发表文艺评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提出文学要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主张作家要直接观察现实、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这部评论集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司汤达尔于183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之作。紧接着，法国着名作家巴尔扎克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巨着《人间喜剧》。
在这部内容丰富、规模宏伟的巨着里，巴尔扎克汇集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生动地展示了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生活图景。巴尔扎克使批判现实主义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臻于完善，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进而席卷整个欧洲。在中国新文学生成之初，现实主义乃是率先影响新文学的最大的一种思潮。
“两浙”作家在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接受和反应十分积极，最为突出的就是将“真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理念来加以大力的倡导。
在“两浙”作家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中，处处以觉醒了的“人”的意识来审视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和人的精神世界，是其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在这当中，突出的就是对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所造成的社会现实异化、人的精神异化现象，表示了强烈的关注，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荒诞不经和不合理性，揭示出了社会人生的诸多问题。为此，“两浙”作家在新文学生成之初，就大力倡导“真的文学”和“人的文学”。鲁迅在对新文学提出要求时指出，作家要取下假面，写出人生的“血”和“肉”，认真分析当时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非人道的、不合理的现象。
他说：“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在鲁迅看来，“真的文学”的核心就是要求作家能够正视现实，正视自身，分析产生现实异化的根源。他认为：“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就列举了传统文学中十类“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并指出“统应该排斥”。在提倡“平民文学”时，他又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应有两个重点：一是“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二是“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立场出发，将“真的文学”、“人的文学”视为一体，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价值理念。郎损（茅盾）也指出，“我们可说正因为是乱世所以文学的色调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怨以怒的文学，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学然后造成了怨以怒的社会背景！我们又该知道：在乱世的文学作品而能怨以怒的，只是极合理的事情，正证明当时的文学家能够尽他们的职务”。对此，郎损（茅盾）认真地分析社会现实异化现象是：“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呵！”对现实异化进行意识聚焦，“两浙”作家扬起了“为人生”的创作大旗，由此形成了以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为人生”创作流派。不论是批判暴露现实丑恶，还是揭示现实异化根源，“两浙”作家的创作实践基本上都是围绕关注现实异化而展开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阐说对文学本体的认识时”和“理解文学的价值论时”，都努力将意义“导向社会”，对现实黑暗和丑恶进行焦点透视。
在新文学的开放语境中，“两浙”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倡导，强调文学对现实异化进行不同艺术形式的反映或表现，实际上这也就成为“两浙”作家通过创作实践，借以反映现代社会，展示人的精神意识，以及进行意义重构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现实的黑暗，人性的分裂，国民的愚昧，内心的孤独与苦痛，所有这一切都蕴含在“两浙”作家对现实主义理解的语义寓意之中，从而使创作更具探寻社会人生意义的思想和艺术的深度。
对于以现实主义（在当时多称之为写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而言，“两浙”作家的创作思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从对社会现象分析入手，反映现实异化，进而达到对社会本质、人生本质特征的认识高度，显现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二是善于从对人的生存境况、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入手，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现实异化对人的压迫，从中展现有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乃至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思想。
现实主义创作要求从分析社会现实异化现象入手，高度关注现实异化给社会人生带来的诸多问题。譬如，贫富对立问题、封建礼教迫害问题、婚姻爱情问题，以至先觉者与众多的不觉者的悲剧冲突问题等等。为使新文学在生成之初就能够获得广泛的反响，在最初的创作中，“两浙”作家主要的还是表现当时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像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谣》等新诗创作，浙东“乡土作家”群的创作，都秉持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特别是浙东乡土文学创作，在描写记忆中的故乡情形时，虽然也十分注重故乡的地方风物、风俗人情的描绘，但这并不是他们所要表现的中心，而是现实异化下的中国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现状的深刻透视。应该说，“两浙”作家对现实异化的主题提炼，揭示出了现实社会所存在的贫富对立、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黑暗现象。
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虽然是幼稚的，平白浅显的，但蕴含其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魅力并不在单纯的艺术表现上，而是在揭示社会现实异化当中——那种人们普遍熟悉的情景，特别是从中流露出来的暴露社会现实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情感，是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世界的，它显现出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始终都沿着一个主轴在不断地深化发展。譬如，茅盾后来对现实主义的时代性、社会性、宏大叙事性的强调，就更进一步地深化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在创作实践中，茅盾也十分注重对现实主义的这种精神的贯彻落实，从而推动了新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入发展，使之成为新文学的一种主导型思潮。
在“两浙”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宣传与推动，主要还是体现在对自我抒情的大力提倡方面。郁达夫对浪漫主义的解释是：“大抵是热情的、空想的、传奇的、破坏的。这一倾向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浪漫主义。”朱光潜在论述浪漫主义特征时指出：“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以充分的主体感悟方式、强烈的自我抒情风格，展现主体对现实的认知，这在新文学生成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创造社诸成员的创作。作为创造社主将之一的郁达夫，在创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又最具代表性。他的创作抒发了一种苦闷焦灼、彷徨无主的时代情绪，表现了历史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特征，代表了新文学浪漫主义对时代负面的认识和对时代弱者形象的塑造方面的艺术特点。正如В·万斯洛夫所说：“浪漫主义无论怎样表现，其特征就是对现实的深刻不满，理想观念和存在的根本不相符合。”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那种失去了终极关怀的人生苦闷、消沉，甚至是颓废、颓唐的心理情绪，也在时代的上空中弥漫，给人以生之艰难、生之压迫的痛感。这种情绪使新文学在浪漫主义思潮层面上生成，主要就是表现出了苦闷、忧郁、哀怨、飘零、孤独、颓废等方面的情绪特征。
郁达夫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所显示出来的情绪张力和思想深度，主要体现在对“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与对“性”和“情欲”的表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