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由于俄罗斯社会动荡，经济混乱，抢劫、杀人等刑事犯罪活动也日渐猖獗。5月25日，石头河农场前来迎接我们的三位俄国朋友，因携带巨款被一群流氓得知，在外贝加尔斯克与流氓发生了一场恶斗，三人被打伤，幸好警察路过相助，才使流氓阴谋未能得逞。由于气候和社会的原因，借酒驱寒，借酒浇愁的醉汉在大街常常丑态百出。俄罗斯是一个土地广袤、物产丰富的国家，又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困难和希望并存，国家的未来，只有努力后，明天才会知道。
情系石头河
俄罗斯第一大河鄂毕河自南而北注入北冰洋。它的上游有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叫石头河。河面平静而清澈，鱼群游来游去，河床的黄沙、碎石在灿烂的阳光下缓缓摇曳。小河沿石河农场膏腴肥美的土地绕了一个大圈，就像青春少女佩带的一串熠熠闪亮的翡翠项链迷人。
甫到石头河农场，人地两生，我急需寻觅一位诚实的向导。为此，我打算同学校附近的老师聊聊，顺便借一本旅游指南之类的小册子。
这一天，我来到农场所属的石头河中学操场边，正巧碰上一群天真的孩子在修剪树枝，清扫垃圾。
“请问，你们老师呢？”
“那就是。”一位学生指着不远的地方回答。
一位体态窈窕，满头金发的女教师映入眼帘。啊，典型的西方女性：高鼻梁、蓝眼睛，像瀑布一样的金发从头顶流在肩上，轮廓分明的脸庞极富于雕塑感。我上前招呼：
“您好，陌生的老师。我是中国农工的翻译，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乐意与你认识。我叫卡妮娅，七年级的文学老师。你在国内是做什么工作的？”
卡妮娅听说我是同行，格外兴奋。她告诉我，这个农场与朝鲜和中国华西公司合作过三年。前几年来的翻译是从工厂里去的，很少到过学校，这次总算遇到同行。真是心有灵犀，卡妮娅就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话题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学校的现状谈到了俄国人民的生活，又从朝鲜人来农场种西瓜谈到中国农工在农机仓库捕捉鸽子，无拘无束，不觉得就是两个钟头。我只好告别卡妮娅回住地了。
在俄罗斯，行政上的“村”就相当于我国的“乡”。农场的场部办公室就设在村子里。这里有宽广的街道，漂亮的俱乐部，还有学校、商店、医院、邮局、餐厅，俨然是一个袖珍集镇的缩影。这一天，我进村购物，顺便去学校，碰上一位魁梧的男子主动向我招呼：
“您好，沙萨！”
我很蹊跷，这位陌生人怎么知道我的“洋名”呢？（俄国人称呼中国人的名字十分拗口，为了工作方便起见，每个翻译都起了个“洋名”）。
“是卡妮娅介绍的，怎么，不认识我，瓦列里？哈……”他笑得十分自信，仿佛我们本来就是久违的故友一样，讲起话来，风风火火，快言快语。
“我早先就读于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到高加索一所军营当炮兵，服役期满，就来到石头河中学任教，在学校一干就是十来年。”
“咱们是同行，有共同的行业语言，多多来往当然很好啊。”
临别时，瓦列里邀我常到学校做客，我欣然允诺。在国外，翻译确有得天独厚的交际优势，离开翻译，单靠手语，寸步难行。农场里，我作为主翻译，一仆二主，查资料，跑联络，天天走不完的路，动不完的嘴，与农场的总农艺师、白菜队长、胡罗卜队长、土豆队长、甜菜队长商量工作进展（在俄罗斯的农场里，专门管理某些蔬菜的生产队长就以那种蔬菜命名），隔三岔五还要与场长谈判、交涉，甚至唇枪舌剑，时而在农场办公室，时而到田间地头，杂事纷繁不用多说。不过，我每次去农场办公室时，总是顺便找瓦列里聊聊。频繁的交往和相通的教育话题，打开了两个人感情的闸门。渐渐地，我发现，瓦列里在谈话中，把带有陌生意味的“您”换成了随和而亲切的“你”。
瓦列里校长除了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外，还兼任小学五年级的文学课。他钟爱欧洲古典音乐和摄影。高雅的艺术情趣在这位魁梧坚毅的军人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学校课外活动摄影小组的艺术指导也是他担任。
不久，瓦列里约我给学生讲一堂课。讲课，那是教师不可推诿的天职。给外国学生讲课，我倒犹豫再三，犯起愁来。不过，我又想，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邀请，而是珍视两国教师友谊的真实体现，一定要上好这堂课。
没想到，上课这天，瓦列里驾驶着他那辆心爱的“莫斯科人”小轿车来接我去学校。
“准备好了吗，我出的难题？”他调侃道。
“还可以。”我默默点头。
“别紧张，随你的便讲，选你最熟悉的东西讲。我们的报纸、电视介绍中国的情况并不多，学生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从电视片中早就知道有‘中国功夫’，有的学生还嚷着要你露几手功夫呢！”
瓦列里把我带进十一年级教室（俄国实行十一年制的中小学教育）。这是一间三十余平方米的房间，窗明几净。窗台上姹紫嫣红的鲜花和油漆一新的墙壁、地板、桌凳都透出淡淡的幽香。说是一个年级，实际说一个小组都很勉强——加上班主任一共才5个人呢。瓦列里告诉同学们可以向老师随便提问。好家伙，讲课变成了新闻发布会，我按事先准备的提纲，对中国的自然概况，近几年的改革开放、教育发展和人们的衣食住行作了一番介绍后，四位学生便天南海北地发问，甚至连“怎样开展桌上网球（乒乓球）运动”的问题都搬弄出来了。我搜索枯肠，动用了大脑皮层几十年来储存的单词，尽量给这些对中国怀有极大兴趣的学生解答和说明。短短的四十分钟，五位师生对中国的了解总算有了一点轮廓。下课时他们都会心地笑了，并向我鼓掌致谢。这时，瓦列里用自己的相机，也用我的傻瓜相机，留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
课后，瓦列里领我走进办公室，给我冲了一杯加糖的牛奶咖啡，取出一本漂亮的留言簿，执意要我题词留言。盛情之下，我用中俄两种文字，道出了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教育是人类神圣的事业。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俄国同行。愿中俄两国教师友谊万古长青。
瓦列里紧紧拥抱着我，激动地说：“沙萨，我的好兄弟！”
后来我给五年级的学生又讲了一堂课。
俄罗斯早就实行周五工作制。星期六这天，瓦列里邀请我去做客。瓦列里家里认真准备了一番：庭院打扫得十分干净，客厅的茶几上摆满了香瓜、葡萄、糖果和咖啡。在他的壁柜里，从音乐之父柴可夫斯基到圆舞曲之王斯特劳斯各类作品的磁带、唱片，堆了一大摞；屋里正播放着悠扬的古典音乐。我坐定之后，瓦列里就翻出服役时的几本相册，连他同斯维塔结为伉俪的的倩影都拿出来了，一边介绍，一边提醒我：“别客气，随便尝尝！”
午餐是瓦列里特邀一位退休的女厨师烹制的。除了沙拉、土豆焖鸡腿、荞麦烧牛肉外，乌拉尔饺子也颇具地方特色。这是一种皮薄，辅以当地香料的牛肉饺子，十分油腻。不知瓦列里是从哪里得知四川人吃辣椒的癖好，特地从商店购回的辣椒粉和大蒜，制成调料，其味虽远不如四川的正宗辣椒油鲜美，倒也体现出主人的热情。本来，我一向酒力不胜，俄国人用小麦酿制、略带苦涩的白兰地也只能浅酌而已。瓦列里举家盛情难却，我足足三杯下肚。瓦列里也略有醉意，无法开车（在俄国，酒后驾车一旦被警察发现必须罚款18万卢布）。临别，他只好请邻居用摩托送我回驻地。
俄罗斯的教师节已改在十月二日。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这算得上盛大节日了。还在节日前几天，卡尼娅就转达了瓦列里校长的邀请，约我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这一天，学校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学校门口摆放着鲜花，楼台、走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图画和标语，师生们都穿上节日的盛装，不少女教师还特意修饰打扮一番，显得十分漂亮。瓦列里校长“卸职为民”，由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这天的“校长”，管理学校的纪律秩序。联欢会上，瓦列里特地把我安排在前排就坐。师生联袂表演的歌舞，幽默活泼而风趣，令人忍俊不禁。教师节这天，不只是教师陶醉在幸福甜蜜的节日里，而且许多学生也分享到教师这个神圣职业的光荣和快乐。
这天照例要举行丰盛的午餐会。在三张办公桌临时拼凑起来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佳肴和美酒，全校二十多位主人和我这个“客座教师”济济一堂，觥筹交错，笑语喧哗，相互间倾吐了最美好的祝愿。
“今天是俄罗斯教师节，是我们的节日。你又是第一次在俄罗斯度过这个节日，机会难得，我们还是一起留个影吧！” 瓦列里提议道。
这样，在石头河中学的林荫下，留下了我们的音容笑貌。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翻开那些在石头河学校与教师的合影，那些难以磨灭的往事便像融化在水中的蜜糖一样浸润开来……
良心的祈求
瓦列里是我在俄罗斯认识的同行，石头河学校的校长。一个足有一米八高的个子，大脸庞，宽肩头，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无声地告诉你，他曾经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大学毕业后，在乌拉尔炮兵营服役两年后，他才分配到这所十一年制的学校教书。因此我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既有军人的豪爽，又有教师的细腻。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6月的一天，刚结束与俄方的首次谈判，我们从农场办公室出来，正在议论谈判的得失，就碰上一个高大的男子朝办公室走来。大概我们的衣着和肤色与当地的俄国人迥然相异，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是微笑着，习惯地向我们点点头。我也随即用俄语向他问好。他发现我们一行中有讲俄语的人，就猜中了我的身份，驻足朝我仔细打量：“你好！”他首先友好地向我招呼。我也停下脚步：“你好。我愿意和你认识。”我们便交谈起来。瓦列里告诉我，早先这里也来过两批农工队伍，可是随队的翻译都是来自工厂，听说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遇上同行，他自然十分高兴，便主动邀请我到学校做客。我想，这也是了解农场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开展，便欣然允诺。
石头河学校是一所十一年制的完全学校，学校学生还不足300人，教师都是大学师范毕业生。我走进瓦列里的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井井有条，办公桌上最醒目的就是《苏霍姆林斯基全集》。我们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聊天，天南海北地聊，对于我来说，正是练习口语、熟悉俄罗斯社会的好机会。
当国家政体发生某种嬗变后，其衍生物往往是悲痛和凄凉的。具有八十多年的苏共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为非法组织，停止了一切活动，共青团组织也取缔了，少先队员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也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对这样的社会现象，瓦列里把他那心爱的党证拿出来给我看了看，摇了摇头：“一切好象就发生在昨天，真不可思议。”他没有给我深入破解其中秘籍，只是把我带到了学校附近的夏令营。此刻，我无法猜测有多年党龄的瓦列里失去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痛楚和孤独。
夏令营，那曾经是孩子们课外生活的乐园。我们拨开足有半人高的杂草，走进夏令营大门。门楼、活动室、厨房等早已是空空荡荡，屋角结满了蜘蛛网，天花板脱落，电线电灯不知去向，秋千、篮球架锈迹斑斑，满目凄凉，一片破败景象。这与我们过去向往中的儿童乐园相距太远了。只有几只小鸟唧唧喳喳，仿佛在述说当今社会的无限悲伤。踩着荒草丛生的小路，瓦列里只是不断地叹息：“一切都都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石头河学校还是要办下去，孩子们还是要来上学呀！”我看到一个普通俄罗斯教师祈求俄罗斯的未来，在彷徨和无助中苦苦挣扎的身影。
我询问了他们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似乎都很现实。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讲了，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公民教育。学校墙上，遵照上面的要求，摘下了熟悉的列宁的画像。我真担心学生思想会跌进危险陷阱。走廊里两侧挂上了一幅幅照片，一打听，才知道，那全是本村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员，二战时期的英雄。老师常给孩子们讲述本村抗击法西斯英雄的动人故事。这在我惆怅的心境里终于添上一丝欣慰！
公民教育呢，就是介绍保护环境，讲究公共秩序和卫生，尊老爱幼，和谐相处。难怪，无论你走道那里，遇上了小学生时，他们总是满脸笑容，主动向你打招呼呢。
在学校里，似乎没有“补课”的概念，学生的双休日除了帮助父母作家务外，没有被繁重的家庭作业束缚，就是无忧无虑地玩，到树林里去拣蘑菇，到河边钓鱼，充满了孩提的天真乐趣。瓦列里的办公桌上，摆放着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我想，他应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实信徒，他的一切思考和行为，应该与这位教育大家的思想息息相关吧。
瓦列里告诉我，教师应该想得远一些，光读书死书是远远不够的，那是今后工作的需要。我看了学校的课表，学科开设非常齐全，除了通常的文化课以外，还开设了劳动和课外活动。
“能开得下去吗？”对这样的课程，我以习惯思维审视的口吻询问。“怎么不行？我们这里有许多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瓦列里对我提问似乎感到唐突，笑了笑反诘道，这倒让我有些尴尬。
于是，他带我走进他们的工场。天啦，一个五十多平米工场竟然安装了车钳刨铣床和许多供加工的钢材和层板。瓦列里顺手取了几件学生加工好的零件和烙铁画给我看，的确是学生的作品。
“那些女学生也喜欢摸车床吗？”
“我们教他们学刺绣，学针织，还学摄影。”
看得出，安排男女学生的课外活动，学校是颇有心思的。女学生本性心细手巧，编织这些围巾、披肩和小挎包之类的针织品，非常合适。我注视着这些别致的小作品，仿佛看见了那些天真活泼的小天使，在白桦树下，在嬉笑声中穿针引线的热闹场面。是的，这些十分惹眼的小作品，凝聚了少女特殊的智慧，融入了女学生的爱美的秉性，折射出她们对周围事物的无比关切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瓦列里本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既会照相，又会冲洗照片（那时俄罗斯的彩照还非常稀少，更没有看见数码摄影），是学校摄影小组的指导教师。依我看，瓦列里送给我他自己拍照和冲洗的黑白照片，足以可以与专业水平的作品媲美。
我渐渐悟出瓦列里提倡，“不光读死书”的含义了。
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瓦列里萌发了邀请我上课的念头。他似乎要从另一个国度的教师中吸取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学校的教学，增添一些异样的色彩。
上课安排在十一年级的班内。与其说是一个班，不如说一个小组：一个教学班，仅有4个学生！恐怕在我们这里就是组织“复试教学”班，也极为少见。我按照瓦列里的要求，认真介绍了一个普通中国人一天生活的的情趣，然后请学生提问。
“老师，什么叫中国功夫？请你表演我们看看！”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住了我。一介文弱书生，怎么能用几句话讲得清楚？又怎给他们展示堂堂中国武术呼风唤雨动山摇的威武气质呢？我只好在课堂比画了几下太极拳的动作，算作对学生提问的交代吧。同学们居然对我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你能表演一下桌上的台球运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