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桥址的选定，就很费了一番推敲。杭州市区以上多是山区，河道较窄，是造桥的有利条件，但离市区太远，很不方便，而且铁路还要穿越隧道，工程量浩大。市区以下多滩地，江底泥沙冲刷严重，河道主流不固定，如修在那里，除正桥、引桥都要加长外，河中的施工难度也太大。
茅以升最后把桥址定在杭州市区西南的闸口月轮山旁边，正当江流被山所阻而转折处的下游。这里江面较窄，主流稳定，地质条件相对较好，一部分桥墩可以直接建在岩层上，既牢固又省钱。这里的江面宽度，平时约1200米，大潮时约1500米，可以通过整治堤岸来约束江流，把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这样便可大大缩短桥的跨度，又可节省一大笔钱。
桥址选在这里也很有艺术眼光。月轮山上是六和塔，以高耸古朴的宝塔，与彩虹般的大桥相映成趣，为杭州的妩媚山水更添美景。
大桥确定为铁路、公路两用桥。华德尔的设计采用的是单层联合桥形式，铁路、公路、人行道三种路面同层并列。茅以升认为这种设计桥孔小，桥墩多，不适合钱塘江的水文、地质条件，在桥身稳定和运输要求上都有问题，而且水上工程量太大，增加了桥的造价。
他与罗英反复研究，曾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与桥工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讨论，终于确定下最佳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大桥全长1453米，江中正桥1072米，北岸引桥288米，南岸引桥93米。大桥采用双层联合桥形式，下层是单线铁路，上层是双线公路及人行道。
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钢梁采用强度高而重量轻的合金钢，长度一致。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的框架及平台组成。
这种双层联合桥，在我国还是第一座。
江底的软石层，最深处在平常水位下50米。软石层上是流沙覆盖层，厚达41米，再上面是江水，深约9米。江面上通行船只的高度定为10米。再上就是钢梁，高10．7米。最上面是公路和人行道。从江底软石层面到公路面，高约7l米，比一孔正桥的跨度的距离还大，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设计中充分估计到了建桥的基础工程特别困难，最大的问题是江底流沙冲刷非常厉害。一般的桥墩结构，很可能抗不住冲刷而倾斜倒塌，必须采用特殊的桥墩结构。再一个问题是，江底泥沙下面的软石层承载力不大，而从公路面以下的71米高的建筑物，是要建立在这石层之上的。怎样使这石层能安稳地承载呢？设计中用“打桩”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30米长的木桩打进软石层，每个桥墩用160根。木桩上面再做钢筋混凝土桥墩。正桥桥墩全是空心的，下面有墩座，上面有墩帽来承托钢梁。
在设计中还要考虑美观的要求，使全桥各部分方圆配合，色彩协调，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北岸引桥背山面水，附近有名胜古迹六和塔。准备桥建成后，在桥头两侧，绿化江岸，开辟为“钱塘公园”。
钱塘江大桥是浙江省南北铁路、公路交通要冲，直到今天仍在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种设计的坚固性。至于它在美观上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直到现在，国内还罕有能与之相比的。
5．筹款曲折
根据桥工处的设计方案，大桥全部经费估计需要当时银元510万元，合当时美元约163万元。这么点钱要修那么大一座桥，可能令后代人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个大得惊人的数字，特别是要由浙江一省承担，筹集起来就更困难。
曾养甫在提出修桥动议之前，就先有一个筹款计划。他根据这个计划去游说浙江财阀，并以“造福浙江人民”相号召，先后说动五家银行答应借款。这5家银行组成银团，与浙江省政府订立了借款200万元的合同，规定以全桥资产作抵押，所有本息，将来由“过桥费”归还。
正是有了这笔钱．才成立了桥工处，进行设计和做开工准备。
其余的300多万元，曾养甫凭借他的人事关系继续活动，居然也有了着落。
那时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因要完成沪—杭—甬铁路，正在和英国谈判借款，忽然发现浙江省要建钱塘江大桥，马上意识到，沪—杭—甬铁路中间夹着一座大桥归浙江省管辖，将来好多事情都会受到浙江省的挟制。如果让浙江省把桥修好，将来就更无法统一了。
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一面布置和英国人商量增加借款数额，一面来和曾养甫谈判，提出钱塘江大桥由铁道部和浙江省合建。曾养甫本不愿让铁道部插手，但顾虑铁道部利用统管全国铁路之权来挟制浙江省，就答应了下来。这样他就不需要再借300万元了。
顾孟余又提出，将铁道部的负担增加，全部建桥经费铁道部负担70％，浙江省负担30％，曾养甫也同意了。因此，所有大桥工款，每次拨付时，都是由铁道部和浙江省按这个比例办理。
后来大桥完工通车时决算，共费工款540万元，铁道部拨付370多万元，浙江省拨付160多万元。
随着铁道部与浙江省合作建桥，桥工处也改由双方共同管辖，由铁道部和浙江省各派代表一人，共同行使监督权。曾养甫是浙江省代表，后来他到铁道部做次长，名义上还是浙江省代表，实际由新任建设厅厅长负责，他对桥工处也很支持。
双方合作后，桥工处的设计方案要经双方分别审查核定。铁道部始终想把浙江省挤出，就首先在设计方案上吹毛求疵，提出许多问题要推翻桥工处的设计，茅以升据理力争，对所提问题和指责一一解答和反驳。铁道部理屈词穷，最终批准了桥上处的设计。
贷款给铁道部的英国“中英银公司”对中国人自己造桥不放心，要求让沪宁铁路的英国总工程师和会计处长，分别兼任桥工处的副总工程师和会计，铁道部和浙江省都同意了。建桥的一切财务账据都要经过这位英国会计签字才算有效。
中英银公司的借款，是由代表它利益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出面发行公债筹集的。借款合同在大桥开工后才签订。
1935年夏季的一天，中国建设银公司负责人宋子良突然来电话，约茅以升立即到上海，有要事面谈。
“中英银公司的铁路借款合同，再有两天就在上海签字。”宋子良一见茅以升就说，“但是其中关于钱塘江借款部分，现在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建桥工程的借款，这次来不及包括在合同里了。”
茅以升大吃一惊，说：“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什么问题？”
“浙江省和五家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经把钱塘江桥的全部财产都作了抵押，现在中英银公司的借款，如果建桥工程不包括在内，用什么作抵押呢？”
银行借款总是要有抵押的，茅以升知道这是国际惯例。心想，真糟糕，现在大桥正在紧张施工，全靠铁道部和浙江省的拨款，如果铁道部扯后腿，全盘计划就动摇了。
“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他问宋子良。“除非对浙江省向五家银行借款的合同加以修改，把全桥抵押，改为按浙江省该负担经费的比例抵押，”宋子良说，“但是今天离与中英银公司的合同签字时间，只隔两天了，这如何办得到！”
茅以升顿时怒从心头起，直想冲宋子良大发火：“你这话为什么不早说，好让我们准备，快到节骨眼上才突然提出，这不是有意捣乱、搞阴谋吗？”
但他强压着怒火，没把这些话说出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尽快筹到钱，他还不敢得罪这位“财神爷”。
“假如浙江省与银行的合同，能在两天内修改，行不行？”他怀着一线希望问。
“当然行！”宋子良回答。
茅以升匆匆赶回杭州，向浙江省政府和建设厅报告此事，立即与五家银行接洽，日夜赶办修改合同的事。想不到事情竟然很顺利，仅仅两天时间，一份新的合同签订完毕。
第三天清早，茅以升把新合同文本送到了宋子良面前。宋子良吃了一惊，一时无话可说，只好答应把钱塘江桥工程的借款，也包括在沪—杭—甬铁路的借款写到合同中去。
茅以升本来只负责造桥工程，完全可以不管借款之事。但建造大桥是他多年的理想，他已为钱塘江桥付出了大量心血，如果半途而废，就意味着他的理想破灭，心血白费。
为了建桥，他把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请到杭州来，如果工程半途而废，怎样向他们交代！
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都说：“中国人没能力造钱塘江大桥。”“他们肯定要失败的。”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更长了洋人的威风，灭了中国人的志气吗？
所以，对任何妨碍造桥的事，茅以升都不会袖手旁观。在整个建桥过程中，他管了许多不属于他管，又不得不管的事。
6．开工典礼
桥工处是由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既无机械设备，又无施工队伍。建桥要采用当时通行的办法———招商承包。
招商承包采用公开招标的方法，结果有四家公司中标：正桥钢梁，英国的道门朗公司中标；正桥桥墩，丹麦人康益的康益洋行中标；北岸引桥和南岸引桥的中标者分别是中国的东亚建筑公司和新亨营造厂。
茅以升很想利用建造钱塘江桥的机会，培植本国的承包商，为以后我国独立建造大桥积蓄力量，但最后还是把最重要的钢梁和桥墩工程交给了外国人，这确实是迫不得已。因为所需钢梁强度高而重量轻，本国不能生产；桥墩是水中工程，需要机械设备多，以前的同类工程，都是外国人承包，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而中国承包商的实力就差得远；况且工程期限紧迫，容不得本国承包商从容准备。来投标的还有另外6家外国公司，茅以升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把两岸引桥工程包给了本国厂商。
按照计划，大桥工程自开工起，两年半内完成，各承包商都接受了这个期限。桥工处正准备与承包商签订合同，曾养甫突然把茅以升叫去，说：“我看大桥工期必须缩短，原定的两年半，从现在算起要到1937年夏才完工。这两年内，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中、日之间的局势日益紧张。大桥关系重大，越早完工越好。我的意思是：现在中标的厂商还没有签约，你去同他们商量，将工期尽量缩短。你看行不行？”
“要缩短多少时间？”茅以升问。“把两年半改为一年半！”
茅以升倒吸了一口冷气。计划两年半完工，已是很紧张了，现在要改为一年半，可能吗？但曾养甫是在为国家着想啊，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大桥是多么重要啊！
想到这里，他已经不管可能不可能了，回答说：“我们桥工处当然尽力，但关键在承包商，尤其是承包正桥桥墩的康益，必须缩短他的工期，别人才不成问题。”
“你去和他谈判，”曾养甫说，“宁可提高包价，也要将工期缩短！”
茅以升立即与各承包商接洽，要求缩短工期，并提出，合同中除了规定延期罚款外，还要添上提前完工，按日给奖。各承包商都表示难以办到，反而要求将开工日期移到明年，以便他们筹办工具设备。
“不行！”曾养甫听完茅以升的汇报，坚决地说，“工期一定要缩短，而且一定要在11月11日举行开工典礼！”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和平纪念日，茅以升一想，只剩下几天时间了。他不得已使出撒手锏，威胁承包商说，如果不同意缩短工期，桥工处就只好另请高明了。有三家承包商怕丢了到手的生意，勉强同意了；只有康益软硬不吃，直到11月10日还没有接受。曾养甫坐不住了，不得不亲自出马，约康益到他家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茅以升和罗英、铁道部的代表、浙江省建设厅的官员。经过通宵谈判，最后康益顶不住了，勉强同意：正桥桥墩15座，自开工之日起，400天内完工。这个条件，当场草写成文，双方签字，散会时已经是大桥开工典礼日的清晨。
当天上午9时，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隆重举行。当曾养甫宣布大桥开工并在一年半内建成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茅以升、罗英和桥工处全体人员更是热情高涨，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