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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上海风景(4)

解放前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一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城市,棚户区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所产下的畸形儿。1843年底,黄浦江两岸陆续建造了不少码头。与此同时,在各码头附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棚户,居民大多是附近码头上扛大包的工人。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资本输出的需要,列强各国纷纷在上海开设工厂,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在工业区附近的荒地、废墟、坟场、垃圾场上,包括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一·二八”、“八一三”两次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野蛮烧杀,闸北、虹口、南市等区大量民房被毁,尤其是1937年,日军大肆轰炸,使闸北遭到严重破坏,房屋在战火中被毁的十去八九。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各棚户区,在剩下的一些空地上搭起了滚地龙。据当时社会局不完全的统计,共有棚户5万余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战烽火再起,战区农村的大量破产农民涌入上海以求生存,棚户区居民区又一次大膨胀。一大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逃亡中小地主,为逃避惩罚隐名匿姓混入棚户,使棚户区居民成分进一系复杂化。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满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即有322处,共计13万间、18万户,住在棚户区的居民已近100万人。这些棚户区分布在繁华市区的边缘,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徐家汇,常熟、卢家湾、嵩山、蓬莱、邑庙、浦东、提篮桥、榆林、杨树浦等地域,形成了对市区密密层层的包围圈。居民的成分复杂,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码头工人和市政工人,大多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农村。

旧上海形成的棚户区最大、最著名的有沪西普陀区的药水弄,闸北的蕃瓜弄,沪东的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沪西苏州河北岸的东新村,常熟区(今徐汇区)外的北村,闸北的苏家巷,以及最大的水上棚户区肇嘉浜等处。

这里选择其中三处为例,以见一斑。

一药水弄棚户区

旧上海沪西的普陀区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药水弄位于苏州河(沪西段)南岸。19世纪末,这里还是一片荒郊,20世纪初,英国人经营的江苏药水厂从别处迁来,所以老上海称之谓“药水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苏北等地逃荒到上海的难民,来到这里搭起一个个小窝棚赖以栖身,来的人渐渐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棚户区。与此同时,日本人率先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强占了附近大片农田开办纱厂,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随后也在该地区建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也跟着在这一带开设了一些工厂。越来越多工厂的开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各地破产农民一批又一批来到上海,寻求工作的机会,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进厂做工,并在附近的坟场、浜边的空地上搭个矮小的草棚,或圈个比草棚还要简陋的滚地龙住了下来。所谓“滚地龙”,就是把几根毛竹用火烘弯成弓形,插入泥地里当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的小窝棚。这种棚屋没有窗,挂个草帘当门,矮得要弯下腰才能钻进去。这样,随着周围地区工厂的增多,药水弄的棚户也就渐渐增多。到1920年前后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居民点。由于这里原有几家烧制石灰的土窑,因此又叫“石灰窑”。

到1930年,药水弄已发展成有上千户人家的棚户区。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两次进犯上海,闸北、虹口地区的住房大多毁于战火,一大批难民涌入了药水弄,使药水弄及其附近的空地挤满了新搭建的滚地龙,人口猛增到1万以上。到1949年上海解放,药水弄共有4000多间破烂的草棚,居民数达一万四五千人,成为上海最大的棚户区。

药水弄和其他棚户区一样,没有一条人工铺砌的道路,没有任何市政设施,触目皆是垃圾堆、臭水沟,一年到头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居民终年的饮水全部取自苏州河,入夜没有一盏电灯。恶劣的居住条件使药水弄居民与流行的各种瘟疫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药水弄靠苏州河边有一块空地,称为“三十九间”,常常堆放着不少尸体,瘟疫流行时,普善山庄如几天不来收尸,三十九间就会尸满为患。矮小的草棚稍一不慎就会失火,可是这里连起码的消防设施都没有,高密度的草棚一旦失火就很难扑灭。在秋冬干燥季节,火灾时有发生,每次火灾,少则烧毁十几户,多则几十户、上百户,火灾后灾民流落街头,连赖以栖身的小窝棚也无处寻觅。

二沪东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

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形成时间较早,在19世纪后期,这里的码头和工厂附近已散建了不少棚户,但还没有连成一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杨树浦地区外国资本家开设的码头、工厂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工人在附近空地上搭建棚屋,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了租界内最大的棚户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925年统计,公共租界内共有棚屋2000间左右,半数以上集中在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计1200多间,这些棚户因其位于公共租界内,使租界当局觉得难堪,几次以有碍观瞻为由,想方设法予以取缔,但遭到了居民的激烈反对,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1925年11月,工部局派出了武装巡捕,强令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的棚户居民搬出租界。武装巡捕不顾棚户居民反对,强行拆除、拉毁了一大片草棚,但是不出24小时,原地又搭建起新的棚屋,有的地方是白天你拆,晚上我搭,使租界当局无计可施。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个人影闪入了棚户区,不多时棚户区突然多处同时起火。时值隆冬季节,北风一吹,火势迅速蔓延,棚户区成了一片火海。附近的消防设施都被租界当局封锁不准使用,无法抢救。大火延续了几个小时,几十人被烧死,受伤者不计其数,1000多间草棚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几千居民被迫露宿街头。但是火灾后没多久,这一带又陆续出现了大批草棚,再度形成了棚户区。

1926年3月1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贴出布告,以“妨碍公共卫生,窝藏盗匪歹徒”为借口,再次取缔棚户区,限令4月1日以前把草棚全部拆除。该项布告一出,受到了全市市民的强烈谴责。新闻舆论界刊出照片,揭露租界棚户区失火真相,迫使租界当局不得不取消限期拆房的决定。同年4月13日,上海县公署和淞沪警察厅应租界当局要求贴出布告,称公署、警厅会同租界当局前来棚户区“调查人口”,“以便筹划安置办法”,企图以另一种方式强制棚户居民迁出租界。棚户居民又一次坚决抵制,最终也只得不了了之。

1936年7月11日晨8时许,榆林捕房派出武装巡捕50余人到杨树浦棚户聚集地强令迁移,并准备强行拆屋,遭到居民反对。双方僵持了1个小时。9时左右各处棚户居民2000多人赶来支援,把准备拆房的巡捕团团围住,取缔行动只得又一次告吹。就这样,取缔和反取缔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强占租界方才告终。

三肇嘉浜水上棚户区

肇嘉浜是旧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1840年鸦片战争前,肇嘉浜是一条宽30米、深3至4米的清水河,上游与徐家汇一带水网相连,直通泗泾、七宝,下游于陆家浜附近注入黄浦江。当年的肇嘉浜,河水清澈,沿岸翠柳成行,蜿蜒18华里,是市西南的主要河道,沿岸居民多以捕鱼捉蟹为生。

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肇嘉浜沿岸开办了一批工厂。工厂的污水废物直接排入河内,使肇嘉浜受到严重污染。此外,在上游徐家汇土山湾一带,逐渐形成远东最大的天主教会区,贝当路(今衡山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建造了一批高级住宅区,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水直接向肇嘉浜倾倒排放。这样日积月累,河道逐渐淤浅,水质变臭,到抗日战争前夕,只能勉强通航小船。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了修筑战略公路,截断了陆家浜一带的河道,日军出于军事目的在徐家汇一带断浜截流修建公路。此后,肇嘉浜便成了闻名远近的臭水死浜。

在1930年前后,因河道淤浅,一大批船民拖船上岸,成为住人的旱船,从而形成水上棚户区的雏形。以后许多破产农民从苏北、山东等地来到上海;在肇嘉浜附近落脚谋生,浜两岸逐渐搭起了棚屋和滚地龙。到1934年,两岸棚户居民已有1400户左右,形成了肇嘉浜最早的棚户区。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战火将闸北、南市烧成一片焦土,流离失所的难民蜂拥而来,浜两岸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棚户居民。这时,空地上满是滚地龙、艒艒旱船和水旁地室,后来者只能在水上搭起一间间水上阁楼。

所谓“水旁地室”,指在浜岸边挖成L形地洞,靠浜的洞口以泥垒高作堤坝,朝天的洞以草顶遮住,人只能爬进爬出。“水上阁楼”是指棚屋只有一半搁在岸边挖出的土窖上,另一半靠毛竹支撑,凌空架在水面上。每逢大雨,浜里臭水泛滥直侵棚屋,插在浜里的毛竹经浸蚀腐烂下陷,又会使阁楼向浜里倾斜,乃至倒入浜中。当时在东边打浦桥、大木桥一带,西靠徐家汇天钥桥,岸边浅水处还停着许多当年从苏北摇来的艒艒船,不少人家当年住在这种船内,等船破拖上岸则成了旱船继续住人。有的前后舱还分住几户人家,与其说是住,不如说是蜷缩其中。

解放以后,旧上海遗留下来322余处、13万间棚户,分期分批得到彻底改造。到80年代,这些棚户区绝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药水弄、东新村一带的武宁路上,再也找不到当年贫民窟的遗迹,蕃瓜弄已成了著名的住宅小区,瘟疫流行的北村,从1952年评为全国卫生模范单位,至今一直保持着卫生先进的荣誉,沪西南的肇嘉浜成了林荫大道,南市最大棚户区的改造也破土动工。仅此一端,就显示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注释①选自(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有删节。原题为“旧上海棚户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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