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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在北大荒“吃” 的记忆

四十年前, 在北大荒的时候, 很喜欢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句。尤其是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更是时时背诵, 句句铭刻在心。全诗末尾的两行: “一切都是暂时的, 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 将变为可爱。” 常令人感念在怀, 回味无穷。

今天, 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之际, 回首当年, 很多生活细节确实已经“变为可爱”, 重读普希金的名句, 又增添了诸多感慨与兴奋。

几根油汪汪的嫩葱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 麦收的时候, 我突然病倒了。连日高烧不退, 吃药打针都不管用, 只能躺在炕上硬挺。为防潮湿, 我们睡的土炕, 是要时常生火烘烤的。土炕是热的, 天气是热的, 我的身体也是热的, 几股热气交织在一起, 百般煎熬, 当时的那个滋味儿, 真是不大好受。

我们这一拨知识青年, 是1967年从北京过来的。那时候,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兴起, 大家都是自愿申请成行, 没有经过那些所谓的宣传和动员。我呢, 主要是看了几本描写十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战斗经历的小说和散文, 憧憬那种带有野性气味的垦荒生活, 也算是一时兴起吧, 加入了这个行列。

所以, 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说法, 讲心里话, 几乎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常常自以为是地想, 到了北大荒, 同样拿着锄头和铁锹, 我也是农业工人了, 凭什么还要你教育我? 特别是碰到一些我不大看得上的贫下中农, 这些想法就更加浓烈。然而, 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毕竟是毛主席说的, 谁敢公开反对? 我也只好把这些想法深深地藏在心底, 轻易不敢透露半分。

但思想这个东西, 藏是藏不住的, 它总会时不时地暴露一点出来。我又是一个不大会隐藏或者说保护自己的年轻人, 正逢气盛之时, 言语绝对不甚检点, 行为也时常出轨。记得1968年春节之前, 天气特别地寒冷, 宿舍里的温度常常在零度以下。我挨着窗户睡, 入睡时要戴上皮帽子。早晨起来, 胸前的被头上变得硬硬的, 呵出的气冻成了一层薄冰。我有些气恼, 就在床边贴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 寒窑栖身待客至, 新春冰雪入门来。对联被分场一位老转业军人看到, 大吃一惊, 找到我一再叮嘱, 可不能再这样说话了, 要是在1957年, 肯定会打成右派!

顺理成章地, 我的名字被列入了思想落后的队伍之中。

毛主席“六一八” 批示后, 我们所在的八五二农场改编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二十团, 我们三分场一队跟着变成了三营十六连。农场变兵团, 职工也要变成兵团战士。但这种转变可不是一刀切的, 要一个个审查批准, 还要经过公开评议。

评议评到我, 麻烦了。意见尖锐对立, 发言的人大多不同意让我成为兵团战士。好像争执了挺长的时间, 争来争去, 还是领导和主流意见占了上风, 我不能进入兵团战士的行列, 只能保留职工身份, 算是“兵团农工”。这就意味着, 我只能和生产队里那些老头儿、老太太编在一起,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这就算是入了“另册”!

以我当时的性格, 对于是不是兵团战士, 并不是很在意。当兵团战士要下地干活儿, 不当兵团战士也要下地干活儿, 我觉得没有多大区别, 也没觉得有多大压力, 照样和兄弟们一起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 快快乐乐, 照样和“兵团战士们” 一起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虽然, 我乐于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表示某种抗争情绪, 但有时候, 在自己的心底, 还会隐隐约约地游荡着些许孤独和凄凉。世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情感, 也会一点一点地显露在我的精神世界之中。

病中的任何人, 都更容易被阴暗的情绪感染。一个人闷闷地躺在炕上, 房间里静静的, 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不知不觉地, 心头浮上了一丝丝愤懑与惆怅。

不知为什么, 我想家了。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我那个年龄, 是把离开家庭当作乐事的。好男儿四海为家, 这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志向呀!

但在那一时刻, 我真的把持不住自己, 脑海里持续不断地闪现出北京家里的种种景象……

就在这时候, 简陋的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房门打开, 一个慈祥的面孔闪现在土炕前。迷迷糊糊地从上往下看去: 简朴的衣饰, 前伸的右手, 手里还端着一个瓷碗。

终于看清楚了, 是我们非兵团战士系列的成员, 农工班的李大娘。李大娘和她的丈夫李大爷, 还有儿子、女儿、女婿, 都在我们连队。大娘全家好像是河北人, 要不就是山东人, 以我那时的经历和生活经验, 对各个地方的口音很难分辨的清。平时, 和李大娘、李大爷一起干农活儿, 一起说说笑笑, 挺愉快的。可是, 她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

“好几天没看到你, 估计是你病了。来, 把这碗面吃了, 出点儿汗, 就好了。”

这时候, 我才注意到, 大娘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里面还有两个鸡蛋, 汤水上面, 浮动着几根油汪汪的嫩葱。

此时此刻, 那几根“油汪汪的嫩葱”, 真的把我打动了。仔细望去, 葱白似羊脂玉般晶莹可爱, 葱叶像翡翠一样迷人, 配上一层闪动的油光, 让你不能不动心! 顿时, 我的病就好了一半, 身上也有了劲儿, 一下子从炕上坐了起来。

李大娘再也没说什么, 和蔼地笑笑, 转身出了房门, 就像来时一样, 不动声色, 了无痕迹。

面对着面条、鸡蛋和油汪汪的嫩葱, 我不由得呆住了。

我心里清楚, 李大娘无声无息的关切, 强烈地把我震撼了一下。她没有说一句唱高调的话, 没有一丝做作, 看不到一点对知识青年“再教育” 的痕迹。我呢, 当时连个“谢” 字也没有说出口。正应了后来一句十分流行的话: 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被一种浓浓的深厚的情感, 紧紧地围抱住了。

油汪汪的嫩葱, 激起了我的食欲, 也激发了我的一点灵感。顺着这几个字,沿着“葱” 的韵脚, 我不由自主地持笔疾书, 写了一首小诗。可惜, 三十多年过后, 这首小诗也随着时光流逝了。

应该说, 从那时到现在, 我吃过的地方名食、山珍海味可不算少。几百元、数千元、上万元的宴席都品尝过, 然而, 李大娘送的那碗面条、鸡蛋和那几根“油汪汪的嫩葱”, 在我心中占据的特殊位置, 却始终胜过那么多的名贵宴席。

“黑炒勺” 的风波

这段故事发生在1969年, 我记得十分清楚。

1969年的日日月月, 对我们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 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因为, 在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是又多又乱, 让人实在无法忘怀。

首先, 1969年的3月2日, 在乌苏里江边, 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我所在的连队, 距珍宝岛不是很远, 理所当然地, 我们也被卷入了中苏之间的这场恶战。不停顿的半夜紧急集合、军训、演习, 拉着爬犁往前线送物资, 以及修战备路、交战备粮等等, 把我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那一段时间, 半夜里莫名其妙升起的信号弹出奇的多。一看到信号弹, 就要紧急出动, 去抓苏修特务。然而, 等我们跑到升起信号弹的地方, 却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除了满地的冰雪, 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人类活动踪迹。

接着, 4月1日, 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九大前后, 最主要的事情, 一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二是大跳“忠字舞” 和“三敬三祝(早中晚三餐前, 挥动《毛主席语录》, 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同时, 还要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以近乎疯狂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赤胆忠心。学习“最高指示” 是不能过夜的, 都要连夜学习、讨论, 必须谈出充满革命激情的心得体会,动辄就得“学习” 到深夜。

农业劳动的特点是季节性强, 农时不等人。农忙时, 我们的劳动时间早就突破了八小时, 超过十小时的机会, 更是层出不穷。强度大、时间长的田间作业,再加上“雷打不动” 的“天天读”、斗私批修、路线分析、三敬三祝、跳忠字舞,真的是把人搞得疲惫不堪。

前面说过, 当时的我, 属于兵团战士系列之外的落后分子, 对于上面述说的工作和生活, 确实感到厌倦。于是, 我就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乐趣。

我的眼睛盯上了屋檐下唧唧喳喳的麻雀。

时隔三十多年, 一直到今天,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时会产生和麻雀作对的念头。或许, 是因为亲身参加过1958年的除四害, 敲锣打鼓, 漫山遍野去打击过麻雀? 还是因为看到麻雀在晒场上啄食粮食, 激起了心头的怒气?

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

不管怎样, 我早早准备好了工具: 新的手电筒、新买的电池, 还有盖房用的梯子。晚上, 连里例行的大会结束(这种会是天天要开的), 夜色已然变得漆黑一团。我约上两个伙伴, 扛着梯子, 提着电筒, 顺着墙根儿, 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我们精心策划的“夜战”。

竖好梯子, 爬上去, 打开手电筒, 顺着房檐一路找下去, 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在强烈的手电灯光照射下, 平日里机警无比的麻雀缩成一团, 完全丧失了突围的能力, 只能束手就擒。

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一袋烟不到的功夫, 我们手里就有了一堆战利品。

抓来的麻雀, 当然不是用来玩的。处置它们的方法只有一个: 设法满足我们的“口福”。暗淡的灯光下, 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好一阵, 完成了宰杀麻雀的大部分工序。这时, 又一个难题出来了。平时, 我们要改善一点生活, 大都使用脸盆, 将就着煮些东西吃。而此时此刻, 脸盆无论如何也派不上用场。情急之下,我想到了隔壁房间的一把炒勺, 急匆匆跑过去, 拿了过来。

俗话说, 手巧不如家什妙。有了炒勺, 等于有了好的帮手, 剩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生起一把火, 把炒勺烤热, 扔进收拾好的麻雀, 登时, 噼噼啪啪的声响伴着阵阵诱人的香味儿, 唤起了弟兄们一阵兴奋的掌声。

尽管没有放油(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东西), 炒勺里的麻雀肉色变得焦黄之后,烹上早已备好的醋和酱油, 呈现在眼前的绝对是一道精美的佳肴, 可让我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

按说, 连队的伙食是相当不错的, 花钱不多, 绝对吃得饱, 也吃得好。但那只是按部就班的三顿“正餐”, 和我们自己创造的“加餐” 相比, 其所享受的快乐程度, 自然要逊色得多。

首战成功, 第二天, 这道喜讯就在男职工宿舍传扬开了。接着, 就有了二战、三战的战果, 擒拿麻雀的队伍也有逐渐扩展之势。那几天, 一到夜色浓重时分, 我们这一排宿舍里就会传出阵阵笑声和浓浓的肉香。

谁也没有想到, 我们这一点快乐的情绪, 刚刚燃起兴奋的火苗, 就遇上了阴冷强劲的“暴风骤雨”!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全连集合召开大会, 领导脸色阴沉地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实在记不清是哪一段了, 反正是和阶级斗争有关的一段), 接着大声喝道: “我们连里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阶级敌人贼心不死, 用一把黑炒勺,搞资产阶级的一套, 大吃大喝, 腐蚀拉拢知识青年。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批倒批臭!”

领导一发话, “阶级斗争” 真的就搞起来了。炒勺已经被认定为“黑” 的,它的主人很快被揪出, 连续批斗了好几场。被揪出的老兄名叫李保罗, 年龄比我们大出许多, 是从兴凯湖农场分配到我们连的。之所以首先收拾他, 就是因为他有在兴凯湖的一段经历, 受过刑事处分, 属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那一类。批斗他的时候, 还揭发他在解放前参与镇压过学生运动。总之, 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 和毛主席的很多教导“对上了号”。

我们几个心里清楚, 不管李保罗历史上有过多少问题, 但在今天这个事情上, 他可真是冤枉啊!

抓麻雀是我们自己商量的, 李保罗没参加,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炒勺是我去找他借用的, 拿炒勺做什么他也不清楚。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 和他李保罗没有任何关系。平时, 他话语不多, 只是闷头干活儿, 更没有向我们宣扬过吃吃喝喝。凭什么说他腐蚀拉拢我们知识青年呢?

心里尽管这样想, 但没有谁敢公开为李保罗辩护。阶级斗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残酷得让人无法想象。前几个月, 我曾经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关过大半夜。理由很简单, 他们说我在跳忠字舞时有意出怪动作, 对伟大领袖不恭敬, 是为阶级敌人张目, 必须接受群众专政的处罚。当天, 我们连里另一位北京青年佟震功也被“群众专政” 了, 他是在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传经送宝” 时被抓的。小佟是连队的文娱骨干, 吹拉弹唱都是高手, 跳忠字舞没有一点瑕疵。为什么要抓他呢?

“听活学活用报告, 你为什么用红笔记录?”

“我的蓝色圆珠笔没油了。”

“不对! 你应该知道, 会计在记坏账时才会用红笔, 你这是有意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多么可怕的理由啊! 而且, 容不得你说半句反驳的话, 要不然, 接着就会说你反对党的九大、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了。

我们几个上阵抓麻雀的家伙, 毕竟身上有一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的外衣罩着, 被与李保罗区别对待, 躲过了点名批判的难堪局面。

就为吃一点零食, 惹来这么多麻烦, 心里确实有些悔意。但是, 我并不服气。大会小会批判“黑炒勺”, 我没有发言, 更没有检讨。面对扑面而来的阶级斗争风浪, 我想, 反正我就是一个农工, 已经生活在连队的最底层。犯再大的错误, 做再严重的处理, 我还是当农工, 总不会让我去当干部吧?

夜静时分, 默诵一遍《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我依然很快进入梦乡。

难言的夜餐

说是“上山下乡” 的知识青年, 到北大荒快三年了, 也没见到真正的山。我们连四周全是平地, 附近虽然有座名为“尖山子” 的山头, 但那充其量也就是个山包, 和北京的景山差不多, 需要过分夸张一番, 才好称之为“山”。

转眼之间, 到了70年代, 我得到一个机会, 真的进山了。

这座山叫“跃进山”。一听这名字, 朋友们肯定会明白, 这是1958年前后被铁道兵命名的, 就像到我们农场的火车站叫“迎春”, 铁路线的终点叫“东方红”

一样, 明显地带着那个时代的色彩。

跃进山确实是真正的大山, 山峦起伏, 丛林密布, 气势雄伟。我们住的草房背后, 就是深不可测的原始森林。合围的高大树木顺着起伏的山势排开, 错落有致, 潇洒自然, 虽然不成行列, 但却是井然有序, 浑然天成。远远望去, 那阵势、那气派、那姿态、那浓淡分明的色彩、那扑面而来的馨香, 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 也会被深深地打动。

我们到跃进山, 可不是看风景来的。当时, 兵团在这里组织会战, 筹建隶属于我们三师的钢铁厂, 要结束兵团“手无寸铁” 的时代。从各个团抽调来的精兵强将, 在跃进山安营扎寨, 各显神通, 本来静寂的山林立刻变成了喧闹的工地。

我呢, 靠着一点舞文弄墨的小本事, 被安排到政治处宣传股负责新闻报道,还被封了个职位: “报道组长”。

山里的生活和农业单位有很大区别。别的不说, 厂部机关的每个办公室, 都发了两把大斧子, 还有一把两人使用的钢锯, 锯片下垂呈弧形, 我们戏称其为“大肚子锯”。这三样东西每周起码要用上两个大半天, 上山伐木, 还要自己运回来, 劈柴取暖。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的伐木, 真有点“祸害自然资源” 的味道。沿着崎岖的小路走进原始森林, 我们总要挑选那些粗细适中、树干溜直的柞树。柞树木质脆而硬, 长的是竖纹, 截断后容易劈开, 当然是我们的首选。对那些疙疙瘩瘩、歪七扭八的杂种树, 我们看也不看, 因为那玩意儿难锯又难劈, 太费力气。有时候, 我们还要特意去寻找直径半米左右的椴树。椴树的木质软而韧, 刀斧剁上去不起碎末, 是做菜墩的最好材料。伐倒一棵椴树, 横截下几个菜墩, 探亲时带回城里送给亲友, 是我们知识青年十分惬意的选择。

隔两三天, 上一次山, 拉拉大肚子锯, 抡抡七八斤重的大斧头, 出一身透汗, 用爬犁拽回一大堆劈柴, 心头常常会荡漾起说不尽的愉悦。现在, 只有不劳动的人才把“劳动光荣” 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我们那时候, 可是实实在在地把劳动当作光荣的事情去做的。

劳动一天, 到了晚上, 肚子总是不争气, 动不动就“咕咕” 地叫。白天三顿饭吃得饱饱的, 饭菜质量也不低, 但不知为什么, 食物在我们的肚子里消化得特别快。尤其是在晚间七八点钟之后, 我们搞宣传工作的正要进入最佳工作状态,那种莫名其妙的饥饿总会准时冲过来, 搅得人心烦意乱, 坐立不安。

宣传部门熬夜, 比不上上产单位, 食堂不提供夜班饭。那个年代, 没有方便面, 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小食品可供充饥。男人嘛, 又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没别的办法, 只能听任自己的肚子向自己“抗议” 不止。

说来也巧, 那一天(具体日期实在记不得了) 我们几个从山上归来, 走到住宿的草房附近, 忽然发现房后的雪地里横卧着一头老大的黑猪。走过去一看, 竟然是一头死猪, 看上去死的时间不长, 皮毛还是软软的。

不知怎的, 我当时心头一动, 找来一把铁锹, 一会儿工夫, 连冰带雪, 把死猪埋了个严严实实。

吃过晚饭, 回到草房宿舍, 我悄悄地向宣传股长报告: “那头猪, 我调查过了。”

“什么猪?”

“就是房后那头死猪呀, 炼铁连养的母猪, 难产死的, 没别的毛病。”

股长瞪大眼睛看着我, 扬起眉头, 嘴唇动了动, 像是要说什么, 却没说出来。

我心里清楚, 股长不明白我的用意, 干脆说透算了!

“股长, 这样的死猪肉, 是可以吃的呀!”

我的话音刚落, 房间里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我们的股长是现役军人, 年龄比我们大不少, 但此时他的兴奋劲儿并不比年轻人差多少。

“真的? 能行吗?” 股长悄声问。

“没问题! 我们一不偷、二不抢, 又是废物利用, 怎么不行?”

说干就干, 几个人悄悄跑到房后, 扒开雪堆, 先是用菜刀, 后来又用斧头,费了半天劲, 都派不上用场。死猪冻得邦邦硬, 刀斧只能砍出几道痕迹, 大块的肉根本弄不下来。

正在这时候,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去拿大肚子锯!”

这可真是个妙招儿! 大锯取来, 两人各执一头, 刺刺拉拉几下, 成果立刻显现出来: 猪腿被分割开了!

当天晚上, 伴着窗外呼啸的寒风, 就着土炕前闪动的炭火, 兵团钢铁厂政治处宣传股的几名男子汉, 在夜静更深之时, 美美地享用了自己制作的一顿夜餐!

吃这顿夜餐尽管要担一点风险, 但这和美味入口的感觉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当时, 我们只是被心头的快乐所左右, 哪里会有其他感觉?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便张扬。每天晚间使用完大肚子锯, 我们都要把所有的锯齿擦洗干净, 还要把难产的母猪用冰雪覆盖严实, 不敢出一点纰漏。煮肉的时候, 更得关紧房门, 不能让外人进来。

一连几天, 吃得我们几个红光满面, 精气神十足, 走起路来都透着独特的力量。

虽然百般小心在意, 麻烦还是出来了。有一天, 厂部的王政委到草房后“方便”, 不经意间, 在雪堆里发现一片黑色的猪毛。接下去, 所有的秘密全部被公开了。王政委以为这是有人偷连队的猪杀来吃, 严令保卫股追查。

我们几个暗暗叫苦, 看来, 剩余的猪肉肯定与我们无缘了!

保卫股追查, 我们一点不在乎, 哥几个早已经订立过“攻守同盟”, 当然不会被查出来。查来查去, 没查出个子午卯酉。时间一长, 王政委公务繁忙, 不再追问此事,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在钢铁厂的时候, 我们还吃过几顿熊肉。那是头十分凶恶的黑熊, 把厂里的一名转业军人“拍” 死了。黑熊尝过人肉味儿, 是要主动伤人的。也是现役军人的李厂长, 命令警卫排, 一定要在一周之内把这头黑熊捕杀。后来, 我们真是怀着仇恨的心情吃这家伙的肉的。令人难以预料的是, 吃过熊肉, 身上容易出油,衣服领子总也洗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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