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旧时光
母亲终于下定决心，把家里别无用途的旧书都卖掉。
她是很念旧，一张老照片，一件旧衣裳，都能勾起她的记忆。家里读书的人，燕子一样，一只接一只地飞走了，留下两位守着巢的老人。但书，依旧多。我们读过的课本，小学到大学的，母亲都觉得重要；儿时看过的连环画，还有一些陈年的杂志，也一本不少地收藏进书箱。母亲守着这些书，打发着接踵而来的琐碎时光。
收废品的纳闷，“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多书？”这句话又足以让母亲骄傲半天，“两个大学生读了十几年的书，能不多吗？”如今，村中能一下拾掇出这么多书的，恐怕只有母亲一人了。不知道从何时，读书突然不时尚了，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赚钱，家长也乐意多了一个行钱的帮手。村里的书香味越来越淡。
大哥挑了几本封面完整的连环画收藏，还放在太阳下晾晒消毒，我觉得他是在晒童年。说也奇怪，搁了三四十年无用的东西，打算变卖时，突然样样又值钱起来了。
我也不舍，挑来挑去，找出几本《毛泽冬选集》。因为厚实，当年母亲拿来夹鞋样的。还有一两片旧鞋样，遗落其中。扬一扬纸鞋样，问母亲：“要不要了？”母亲比我更迷惘，反问我，“眼睛都花了，还要它做什么？你们现在哪个还愿意穿我做的布鞋？”我无语，它们曾经是做榜样的，母亲对照着它们，把糊的葛布剪成鞋底、鞋帮的形状，再一针一线地逢起来。我儿时的催眠曲，就是母亲捺鞋底时抽线的“嗡嗡”声。母亲的年轻时光，都托付给它们了。
收废品的手脚麻利，母亲眼也疾，她拣出几本土黄色的小册子，那是父亲上班时的工作记录。母亲把它们整理好，掸去封面上的灰尘。我觉得有趣，父亲退休这么多年了，工作手册还有用吗？随手拈起一本翻看，父亲的字很大，很有个性，不是中规中矩地写在横线上，而是以线为行，且微微右斜。
“难怪当时有人要把你打成右派，一看你的字，就知道你有右派倾向。”我指着工作手册上的字，想逗父亲开心，他正埋头磨菜刀。
早晨杀鸡，菜刀在鸡脖子上荡了几个回合，也没有抹破鸡脖子。鸡没杀死，父亲却跟自己生了很大的气。哆哝着，刀不中用，人也不中用。母亲悄悄地数落他：就是不服老。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磨着刀，好像跟磨刀石又较上了劲。
书被收废品的装进几只大蛇皮袋，扔进三轮车拖走了。心中怜惜骤生，如同送别出嫁女儿。书卖掉，就会被打成原形，化作纸浆，不知它会投胎哪一本书中？我会不会再找到它？
母亲喜欢在夏天晒霉。我也总能有意外收获，从母亲的箱底抄一些“往事”。
两张薄纸，奖状大小的，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被母亲端端正正地压在箱底，纸色泛黄，证书上的印制的红花，灿若新彩。这两张纸上，记录着父亲、母亲携手走过的五十年风风雨雨。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经过这两张纸的认可，走到一起。历经岁月的磨洗，宛如两株老树，盘根错依，理不清根为谁生？
突然也想留点纸质的东西，一张写了备注的黑白照片，一封满纸情长的平信，或者是一本签了名的赠书，若干年后，思念不会成奢望。
岁月流转，这些纸上的旧时光，挥之不去。
厚土苍生
土地是厚重的，它是生命之源。
母亲指着一堆南瓜问我：“要长的还是圆的，长的肉头厚，圆的甜一点！”我很贪心，两种都要。把南瓜搬上车，来来回回要跑好几趟。屋后退休的老校长拎着一只竹篮，迎面走来，远远地与我打招呼：“常回家看看啊！”我扬了扬手里的南瓜，嘿嘿一笑：“是土匪进了村！”老师面前，学生是诚实的，他是我的启蒙师。
“都是些不值钱的！”母亲向着我，赶紧为我辩白。老校长是个明白人，“你种的，花点力气就行了。在城里，就是大价钱了！南瓜、山芋，在城里都是稀罕物。”
土地忠厚，你给它力，它就为你接出桃李瓜果，如同痴情女子。西厢房里那堆南瓜，就是黄泥塘埂上的收获。土地憨厚不吝啬，用小树枝戳几个眼，随便撒几粒种子，就能长几凼好南瓜，枝枝叶叶地蔓延了半条塘埂。花开得灿烂张扬，一朵朵翘在藤蔓上。瓜却接得低调，躲藏在叶脉下，与季节一起变黄。秋天，南瓜要动担子挑。
堂屋的案几上，摆着两个足球大小的山芋。儿子称它们为“山芋王”，我觉得它们是吸了地气，成了精。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山芋，不敢带它们到城里，怕吃了“王”级别的山芋，会伤了山芋的“根”，来年不发旺。把它们供着，这是土地的恩赐。
垃圾堆也没放过发热的机会，跟着泥土起热闹。儿子在河沿的柴垛上，发现六七个青皮大冬瓜，横七竖八，半隐半露地睡在柴垛上，赤裸裸地晾晒出它们的矛盾心理--想展示自己，又怕被做了盘中餐？母亲的嘴笑得合不拢，“去年吃不了的冬瓜，烂掉后撂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了芽，长了藤子，还接了瓜……”土地内敛、仁厚，总能支付我们意外之喜。
民间有“萝卜进城，医生关门”之说，更何况十月萝卜赛人参。父亲挑回一担带着缨的萝卜，刚下了一场雨，拔出的萝卜都带着泥。父亲叮嘱我：“萝卜上的泥巴不要洗掉，现吃现洗，要不容易空心！”母亲麻利地剪着萝卜缨，看见一根大萝卜裂了一半，抱怨道：“你看，刚刚离了土，就炸裂了！”真是“土人参”，居然断不得土性。
小区大门前，从乡下移来几株大合欢树。刚来，就生了病，是思乡病，它们想家了。冬去春来，都没有唤醒一片绿叶。救命的绳索缠了一圈又一圈，从根部缠到了树干，都没能给它们续上生命的弦。住惯了山旮旯，乡情重，初来乍到不服水土，城里的自来水养不住大树的根。
早几日就盘算着周末回家，爱人以为家里有事，我反问他：“我就是想回家看看他们，算不算理由！”前些日子，无由地冒出一句话：“父母老了，总觉得是看一眼，少一眼！”他责备我，怎么想起来说这么伤感的话。
村头那株老榆树，是村里的树标。榆树老了，树皮都是黑漆漆的，没有生命的光泽。裂开的纹理中绽露着苍白的木质层，跟母亲龟裂的手一样，猩红的肉望得真切。老榆树太老了，比它岁数小的人，都走了好几拨了。前几年一阵龙卷风，延伸出来的一臂秀枝，在风中断裂，好在风大雨大，树下没有人。榆树从此失去了好仪态，蹩手蹩脚的站着。树老了，春来发芽，只从旁侧寥寥发几枝，父亲说，顶枝枯死掉了。父亲与母亲，也是乡土上长着得两棵老树，越老，越离不开故土了。
我常站在晒台上打量那株老榆树，看它，也是在看我自己。苍生更始，朔风变律。我发现，自己也是泥土里长出的庄稼。
老井
村东头有一眼老井，问它有多少个年头了，恐怕无人能答。头脑里只有个模糊概念--有些年头了！爸爸的爷爷都是喝老井水长大的。
老井真的很老了。确切地说，它是一口老土井。土在哪里呢？出身土，就在一片冲田中间。模样也土，没有井坛，一丈多深，两米见方，井壁垒有大小不一的石块。石间缝隙也大，是泥鳅、黄鳝藏身的好地方。来挑水时，常见游鱼倏地隐进石逢里。
井沿和地面平齐，四周几块青石早已被磨地亮光光的，照得见人。千人踩，万人踏，老井里不知道舀出了多少担水。
不知道哪一代老祖宗，探得这一泉眼，这就是水根，有了这脉水根，人脉也跟着兴旺。
水井不深，但从未干涸过，纵使大旱也干不了这口水井。这是老井的神奇之处。说也奇怪，井水总是不浅又不漫，略微欠点身，用桶底在水面上来回一荡，荡开浮尘，再湮满一桶清水。你舀出一桶水，老井就涨一桶水；你舀去一担水，它就涨满一担水。老井的心里有一杆称，从来不误事。
老井的故事很多，儿时就听过很多。
有一年大旱，山那边的郭村几口水井都汲不出水。有人就趁着夜色到老井来挑水，弯腰打水时，不小心将上衣口袋的一块银圆掉入井中。老汉为了寻那块银圆，一口气将满满一井水给舀干了。银圆终于找到了，但老汉心里又敲起了鼓，井水都打干了，明天一大村人没水吃怎么办？这个念头折磨了他一夜，第二天，天麻麻亮，老汉就跑到井边，发现竟然又是满满一井水。从此，这口老井的神奇在周围村落中也耳口相传开了。
九十年代前后，我们村每年都会有一两个学子考上大学，像藤蔓上结的瓜，接二连三，年年不断。边方四周村里的人都眼馋了。有人就猜想，是不是他们村的风水好？风，是一样的，一马平川，从南刮到北的风是没有多大变化的。水就不同了，水是长在地下的，有根有脉。这是老井的功劳。
小时候总好奇，为什么老井总能“沽沽”往外冒水，又能恰到好处，从来不会溢出来。邻居三奶奶的解释是，井下有一块石头，石头下面压了一条龙。要是把石头移走，井水就会水漫金山。一直信以为真，觉得那条龙被压得好辛苦，抬不了头。长大后才知道，井下的确有块磨盘，但压的不是龙，是泉眼。还听人说，水脉一直通到巢湖，如同一条自来水管道贯穿而来。巢湖的水能喝完吗？当然不能。
过年舞龙灯时，有道仪式就是拜井神，长长的龙灯，盘在井边，摇头又摆尾。居然还有专司井事的神仙，足以见得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无论生养在哪里，都讲究个“风水”，仔细想想，最初的风水，并不玄虚。一眼老井，一脉水源，不难理解逐水而居的原由了。
老井的水是甜的，井水清冽，炎炎夏日，井水却凉得刺骨，是却暑最佳饮品。母亲放工后，两个哥哥就去老井边打一壶水，母亲仰着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一大茶缸。喝了清凉的老井水，天再热，都可以定下心来。母亲是这么说的。
每隔一年，都要淘一次井。也就是将井水抽干，用稻草擦掉井壁上的青苔，清除掉井底的淤泥。水流徜徉，水质也更好了。
后来，村中陆陆续续打了很多机井。省去挑水之累，尤其是阴雨天，泥滑地烂，在自家门口就可以打到水，自然轻松多了。不过，机井的水无一例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咸涩，远不如老井水养人。
村里豆腐坊的大叔家里也打了口井，每次却还要舍近求远，去老井挑水。他说，村里的井水泡豆芽，豆芽好烂根，还是老井水好，磨豆腐都出浆些。这些豆子比人还识水性。
如今，自来水引进村庄。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老井渐渐被人遗忘了。
路过老井，想掬一口水喝，父亲阻止了我，老井久未淘洗，井水大不如前了。站在井边，几条巴掌大的鲫鱼在绵长的青苔间嬉戏畅游，不避生人。井壁上浓密的青苔，犹如水中青荇，在不时泛起的水泡中招摇。
我站在老井边，凭吊着一段记忆。
山中闲居
三毛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倘使有一亩田，我会三分养花，七分种菜，我喜欢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有过一段山中幽居的时光，现在想来，那段时日最悠闲惬意。
我们居住的地方，原本是单位的招待所，因为过了潮流，便差遣给教师做宿舍。一条幽深的水泥路，顺着山势向里延伸，大约要走半里路，过一条山涧，两层小红楼掩映在翠树苍松丛中，雨水丰盈时，老远就听见桥下涧水潺潺。小楼依山而立，前面是诺大的茶园，对于喜欢清静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我不喜欢捧着手过懒散日子，看邻居都有一小块菜地，也渴望有片小天地。屋后原本也是茶园，近年无人耕作，荒废了。满地里杂草乱竹，竹鞭是泥土里的蛇，蜿蜒盘错。
好在是熟地，稍作打理便成菜园。只是山土地不肥沃，需上足底肥。邻居给了各种菜秧，我分门别类，在小菜地里给它们划分了地盘。没等到收获的季节，我的产假就结束了。国庆，先生从江南来，特意采摘了一篮子蔬菜带过来，说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应该品尝一下。我倒觉得更像我养的孩子，从幼芽落地，就一壶水，一瓢肥喂养到开花结果。黄昏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菜地，听辣椒稞拔节，看南瓜吐出藤蔓，摸摸着，瞅瞅那，欢喜不已。
除了菜地，我们还豢养了一只鹰。是学校的男生去山林里抓来的，养一段时间就厌弃了。楼上的老师因此得了一只猫头鹰，我抱着孩子去看它。大白天，它蹲在架子上，闭着眼，一副与世无争的泰然；间或睁开眼，竟是怒目圆睁，仿佛很是愤世嫉俗。听说天黑了，它就来劲了。于是央先生也去寻只被遗弃的鸟，几日后，他带回来那只鹰。
来者便是客，只是这客人有点难侍候，每餐必备鱼虾肉类，好在它比猫头鹰有趣的多。白天，它在院子里戏耍，先生用橡皮膏药把它的翅膀粘贴起来，以免飞走。展不开羽翅，它只能贴着地面低飞，大多数时间，是迈着伶俐的碎步。它还是乳鹰时，就被顽皮的学生抓来，来不及品尝展翅翱翔的快意，如今，矮矮的院墙居然也锁得住它的心。不过，鹰毕竟不同与燕雀，那些麻雀终日在林梢唧唧喳喳地叫，鹰却很安静，偶尔鸣叫，声音极有穿透力，我相信，它是高飞的鸟。
出入悠然，鹰俨然是居室的主人，与我们也无间隔。常常手拿着食物逗引它，结果被它啄破手指，想来它也是无意，怪只怪鹰勾嘴太锋利。
可惜，那年夏天常常连日大雨封门，不方便上街买鱼虾，只好用火腿敷衍它，没想到食盐中毒。先生给它注射好几支针剂，也没能救活它。那天，雨像从屋脊上倒下来的，天比我更难过。
靠山吃山，住在这里最有感受。初春，幼笋萌发，随便到后山找一找，就能寻得一大把，配上火腿，一碟尚好的徽菜。还有蕨菜、蘑菇，我在采蕨菜时还意外从山沟里觅得一株硕大的兰花草，丰润的兰花，铃铛似的缀在花梗上。先生费了好大劲，才连根拔起。等我们兴致勃勃赶回家，花梗上只余两三朵花了。
采野茶也是很好的消遣，晚上就着炉火焙干，泡上一杯真正的工夫茶，唇齿生香。
再后来，先生考研离开那所学校。每次回江南，从路边就可见青山翠蔓中红楼依稀。忍不住放慢车速，再看一眼闲居故地。
舌尖上的童年
同事捧着一抔桑葚，笑咪咪地走进来：“快来尝尝！”这是她从校园拐角的桑树上采下来的。乌黑发紫，看着就很诱人。同事用水清洗几遍，又用开水烫了一遍。桑葚是个好东西，天然无污染的。于是拈起一个放在嘴里，味道寻常，还略带点青涩，远不如记忆中的那般酸甜。不由地发出感慨：“怎么没有孩提时的桑葚好吃了？”不想竟引发大家的共鸣。相同的桑葚，不同的年龄，或许只能这么理解了！
提及童年，话题就像开了闸的河水，有奔腾汹涌之势。
上小学的时候，邻居三丫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桑树，每到桑葚成熟的季节，每天中午上学，我都会去等她。然后，得了大人的应允，用竹竿打下几竿桑葚，各自捡在手心里，吹吹上面的灰，一路走一路吃，嘴巴都染成紫色，一看就知道是个谗嘴小猫。有时不小心把衣服上沾了汁水，因为洗不掉，还挨了妈妈一顿骂。
我的话题还没有完，另一位同事就接上话茬，“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好（hǎo）吃！”“不是好（hǎo）吃，是好（hào）吃！”有人笑着插科打诨。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小时候，做一种游戏时首先要分配人，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为首的人高高地拉着手，别的小朋友猫着腰，从下面经过。一边钻，一边高声地唱着童谣：“骑大马，带弯刀，问你吃橘子吃香蕉？”被拦住的人，就按照自己喜欢吃橘子，还是喜欢吃香蕉，分别站在代表橘子香蕉的孩子身后。当时我最喜欢说吃香蕉，因为记忆中，我是没有吃过香蕉的。
蔷薇的薹是很好吃的。阳春三月，蔷薇刚刚探出嫩头，芽儿壮硕锋嫩，用手指轻轻一掐，就折断了，剥了皮，就是风味零食。“毛姑娘”也是很好吃的，小朋友们会结伴去茅草多的田埂上，拔一大把毛姑娘，再找个避风向阳的地方，一屁股坐在地上，各自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还有刺槐的花蕊，也有丝丝甜味……
夏天，好吃的东西更多了。地里的甜瓜，田里的山芋，都是随手可得的。胆子小的，站个岗，望个风，最后也可以分得一杯羹。我有两个哥哥打头阵，即便什么贡献也没有，也少不了我这一份。
记得夏天午睡醒来，哥哥最常带回来的，就是六月的雪花藕，还有莲蓬。生产队里看藕塘的大爷，也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谁家没有个小谗嘴，谁愿意为这些小孩子跟他家大人红脸？只要动静别太大，不把荷叶都弄坏了。他也就是站在岸上，吆喝几声就走了。
我也喜欢秋天，山上的野果都红了。有棠梨，小，而且酸涩。不过，吃起来也蛮有滋味。要是不怕刺，还可以去摘野枣，秋天的野山枣都红得发紫，在删繁就简的秋林里格外显眼。野枣的很甜，与家枣的味道相似，只是核大肉少，不经吃而已。还有野山揸，也是酸里带着甜，在山上放牛，采蘑菇时，总能很意外地遇见一两株顶着果实的野山楂树，红扑扑地，特讨人喜爱。
童年很贫瘠，但童年从来不缺少快乐。舌尖上的童年，总是那么让人怀想！
薯忆
我真是老了吗？为什么如此怀旧，就连街头飘香的红薯，也抠出记忆中大段链接，宛如老屋泥墙根上脱落的一块块泥巴。
如同一头老牛，将腹中往事一桩桩反刍，咀嚼，唇齿间多了一丝甜甜的味道。大约是经历时间的酝酿，往事也能发酵。
儿时，能够挂在嘴边的零食，就是红薯。除了啃食生红薯，母亲还将红薯切成片，曝晒成干，寒冬腊月烤火时，在火钵里埋几片红薯干，微微闻见香味，就用筷子掏出来，拍拍上面的浮灰，咬一口，嘎蹦脆，瞬间能杀死谗虫无数。
有时候，煮稀锅里的红薯没有吃完，母亲捞起红薯用清水洗净，切成杠，晾晒在筛子里。每每未及晒干就被一群谗猫偷吃待尽，母亲磕掉筛子里剩余的碎末，神情是意想不到的淡定，“反正都是给你们吃，早吃晚吃都是吃，”母亲没有责骂我们。
乡下比喻人命贱，在哪里都能活，常说是“蛐蟮命，有土就能活！”拿着来形容乡村孩子超常的生存能力，再恰当不过了。父辈们是经历过粮食艰巨的，接踵而来的红薯代饭，救活了他们，让饱经饥饿的肚皮，尝到了饱的滋味。人们的脸庞红润了，腮帮都鼓鼓的，是红薯撺掇起来的膘。但时隔这么多年，父亲见到红薯，胃里依旧会泛胃酸。红薯，他吃怕了。
我对红薯是矢志不渝的爱，很多野趣都与红薯有关。那时候，倘使大人们让小孩子去放牛，孩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将牛打到山肩上。其实那里的草最枯，不是放牛的好去处。田野里水丰草嫩，但放牛的难度大，要时刻堤防着牛。牛也是喜欢装模作样的家伙，它故意摆头驱赶身上的牛蝇，趁你不留神，回头时顺势叼住满嘴秧苗，任凭你吆喝，它则漫不经心地品尝着偷来的果实，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把牛赶上山最把稳，山高任牛跑，放牛娃也落得自在。
早有准备的大孩子从家偷来了火柴，吩咐岁数小的孩子去山脚下偷红薯，被人发现也不会挨骂，谁会把小孩子当数？沙土地，顺藤摸瓜，不费力气就能挖出红薯。只要把沙土填埋恢复成原样，纵使有乖张仔细的大人发现了，也只是在田头骂几句了事，谁能保证自己家的孩子没有偷过别人家的红薯呢？山坡上时常青烟缭缭，大人们心照不宣。
在山坡上挖个坑，红薯埋进去，松毛松枝随手可得，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会就闻到红薯香。掀开覆盖的沙土，香喷喷的红薯，你一个，我一个，吃得大伙满嘴黑不溜秋的猫胡子，袖子一擦，各自找到自家的牛，打道回府，也不问问牛吃饱了没有？
大学复习考研时，每晚都去人很多的大教室看书，那里人多看书的氛围足。先生那时候还只是我的男朋友，每晚下自习，他都会去那里找我，塞给我一个烤红薯。学校的饭菜油水少，不到九点钟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不知道是不是他听见过我肚子的抗议，还是他本来就善解人意，每次都会跑到校园门口买一个烤红薯。如今想想，总觉得很不值，被区区几块廉价的红薯贿赂了。吵着让他补偿，得到的回应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呵呵一笑。
偶尔在街头闻见红薯飘香，打发先生再去买一块，果然腿脚没有以前利索，还满脑子借口，似乎很不情愿。与他分享红薯时，也少了当初甜蜜的味道。是不是我们都老了？
开花的老树
教学楼前有一棵不知名的老树，说它老，是因为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它就已经有屈曲盘旋的老干遒枝了。黝黑的树径总有挣脱束缚的欲望，皲裂的树皮好象永远包裹不住积年的沧桑。时有红褐色干涩透明的树液，从结痂的伤痕处一滴一滴地渗漏出来，老泪一般。
想当年，这里仅有几间平房校舍，几经周折，取而代之的是几栋高耸的教学楼，唯一没有变的，便是这株老树。说也奇怪，这么多年来，老树只稍稍增粗了点而已，从未见过它绚烂、辉煌过。一无繁花，二无硕果，单调的叶和干的组合，注定它平淡一生。春去冬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春来萌芽，秋去落叶。岁月与它，是不相干的两件事，它似乎意欲将自己风干成一尊浮雕。老树如一位无足轻重的老人，孤独的静默着，目无表情地凝望着行色匆匆的路人。老树无声，以致于我逐渐淡忘了它的存在，对它熟视无睹。对这棵树的仰望，只有在秋天，接连不断飘零的枯叶，使刚刚打扫干净的卫生区又杂沓不堪时，我才会伫足片刻，厌恶地举头望着它，数着未落的叶子抱怨一番。
乍暖还寒时，鸟雀按纳不住爱情的冲动，喈喈鸟语不绝于耳。好奇地从教学楼的栏杆里探头寻觅着，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鸟，有这么婉转的歌喉。在伸头的刹那，无意中看见一层猩红的小花，绽放着老树顶梢上。殷色的花朵点缀着尚未绽开的鹅黄色的嫩叶，倘若不是色彩的差异，是分不清花形与叶脉的。初春的梢头，嫩叶一叠又一叠，努力地向上伸展着。细碎的小花，蜻蜓一般攀附在嫩枝的最上头。红的一抹，绿的一层，煞是好看。倘若不是从上往下看，很难看到老树新花的奇观。原来，这株树也是开花的，只是我不曾发现过而已。
在江南一穷乡僻壤处做客时，发现这家的堂屋里，悬挂着一副裱糊考究的字画，是用小楷工整地抄录着朱子家训。书风端庄古雅、从容隽秀。气酣墨畅而又神定气足，流露出华严庄重之气。想不到这乡野之间，竟有如此精湛大气的作品，想必作者肯定是不凡的高人。询问由来，这副清逸作品竟然出自门前那位那位干瘦枯槁的老翁。很难将字画与老人联系起来。主人看我将信将疑的神情，向我讲述门前老翁的光辉历史：他可是当地的名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是特定的历史原因，迫使他归隐故里，从此隐藏了光环。于是，我向老人索要了一副字画，姑且作为纪念。每逢看见这副字画，我总不由地联想到教学楼前那株开花的老树。
春节时，一时兴起，翻阅父母早年的影集。儿子指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问：“这个长辫子的人是你吗？”我说：“是外婆！”儿子惊愕，反问道：“这么小，会是外婆吗？外婆是老人啊！”或许，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已两鬓微霜，是一副和蔼的老奶奶模样。要将满是皱纹的外婆与青春气十足的少女联系起来，对于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还需要更大的想象力。“原来外婆也这么年轻过！”这是儿子得出的结论。他终于接受了这个扎着长辫子的小姑娘，经过岁月的洗涤，最终成为外婆的事实。
担心岁月将这些发黄的照片涂抹掉，我用数码相机，将父母那些发黄的老照片，翻拍下来，保存在电脑里。我想通过这种途径，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老树，曾经开花的模样。
那时中秋月也明
中秋还有时日，有远方的亲友，早早寄来一盒港式月饼，听说是香港百年老店的特色食品，价格也不菲。但儿子似乎并不领情，没有赞许，也没有品尝的欲望。老公的见解更是紧跟时尚：说月饼脂肪含量高，糖分多，吃了容易发胖，建议我把月饼送人。但我还是坚决留下了，不管怎么说，过中秋节，也得有个传统的标志性食品吧。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天天都像在过节。大人、小孩对节日的期盼没有那么强烈了，节日也越来越不传统了。
我记事时，农村已经分田到户，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每逢传统节日，家家户户的饮食也会相对丰盛点。孩子们对节日满是憧憬。
中秋节，最大的特色就是吃月饼。那时的月饼，包装简洁。一块块圆盘大的月饼，黄灿灿的，好似月亮落在人间。刚出炉的月饼，氤氲在烘烤出的芳香里，油润润的，高高地叠放在食品店的柜台上。家家户户，有钱没钱，都买同样的月饼，价廉物美。
通常，父亲在中秋节的当天，买一块大月饼。月饼放在屋子里，有一片诱人的芬芳。我喜欢对着月饼看，圆形的表面，是规则的菱形方格，方格中间都有个凹陷点，看着就有啃一口的冲动。于是，凑近月饼深深地吸一口气，似乎月饼的微粒可以沿着气流吸进肚里。此时，哥哥们总会嘲笑我：“别老是看，把月饼上看了那么多眼毒，谁还能吃呢？”我不管，仍旧贪婪地盯着月饼。
月到中秋分外明。吃过晚饭，父亲开始炒花生，我的任务就是去迎接月亮。因为父亲说，只有等月亮升起来才可以吃月饼。我跑前跑后，一会催促父亲快点炒花生，一会去瞅瞅月亮是否已在树梢头。
月亮像害羞的新娘，终于从东边探出头来。大地月白，黝黑的树影，在明晃晃的庭前摇曳。我拍着手欢呼跳跃：“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
月光洒满大地，不需出门，就可以透过门楣，看见亮堂堂的月影。母亲把炒好的花生捧到小桌上，月饼放在花生的旁边。一家人围坐在小桌边，父亲把刀擦得锃亮，沿着中心，小心地把月饼切成若干份。父亲和母亲只象征性地吃一小块，我们小孩子不顾禁忌，可劲地吃。偶尔，还可以幸运地咬到一块冰糖，舍不得嚼碎了吃，只小口小口地啖。香、甜的记忆，成了中秋往事。
其实，中秋还有吃鸭子的习俗，只是那时候，未必家家称愿。村前村后，户户称点肉，还是很寻常的，一年忙到头，节日是要好好犒赏一下的。买肉要肥的，红烧大肥肉，咬一口，满嘴流油，那才是吃肉的感觉--爽快。
儿子很奇怪：“那么肥怎么吃啊？”“好吃啊，一年只吃几次肉，吃瘦肉就不过瘾了！”听了我的解释，儿子怜悯地摇摇头，慨叹道：“你们小时候真可怜！”
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回想童年，都是些快乐的记忆。那时的中秋，月色或许更加澄澈，月饼也比现在的更醇香可口。
看来，人未必完全就是物质的。
故园
暑假，在家小住，有机会在儿时居住玩耍的地方，重新拾掇童年的记忆。
小时候，厂区很宽阔，厂房也很高大，仓库被一一编了号。从住宅区到生产区，是一段好长的路。而今，这段距离似乎被拉近了，或许是因为我长大了吧？
记忆中，那段青砖围墙边，有一片荒芜，父亲把它开垦出来，种了很多家常蔬菜，扁豆，丝瓜，豆角，辣椒还有茄子。父亲下班后，就去翻土，浇灌，然后摘一篮蔬菜。
我们还养了一群鸡。一次吃饭时，我不好好坐着，弄翻了方凳，把一只绒毛小鸡活生生砸死了。我被吓哭了，父亲右手托着那只小鸡，左手在手腕上轻拍，但这种方法终究没有将它唤醒。不过，父亲并没有斥责我，反倒安慰我好好吃饭，这让我更加自责，所以至今记得。
夏天的晚上，我们到厂里的路灯下捉土狗子（一种一寸多长的昆虫）喂鸡，鸡吃多了蛋白质，为了回报我们，天天下蛋。有一次，居然下了一枚特别大的鸡蛋，比通常的大一倍，父亲拿着鸡蛋，到处炫耀。那枚“大蛋”后事如何，我已不记清了，大约也是修了“五脏庙”。那时侯条件艰苦，好在父母善于经营，日子也过得顺畅。
我和哥哥常常偷偷地溜进生产区，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棉花重地，严禁烟火”。曾经有过顽皮的孩子，偷了家里的火柴，在厂里玩出了火灾。于是值班的人，格外苛刻，我们是仗着父亲的面子，打着给母亲送饭的幌子，才可以进去的。
对于我们而言，厂区就是个乐园。仓库里，有的地方棉花堆到横梁。我们把装棉花的布袋撕开，爬到棉花堆最高处，在屋梁上把布袋两头系上，做了一个简易的吊床，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
还有一种游戏，现在想起来才知道危险。棉花收购高峰期，仓库装不下，就会把棉花堆积在外面。为了使棉花通风，需要在几米高的棉花堆下面，挖出一横一纵两条交叉的隧道。我们也见逢插针，常常趁人不备，悄悄地从这边洞口，爬到那边洞口。被人发现后告诉妈妈，少不了一顿骂。此时，站在空空的棉花基旁，才明白，倘使那时棉花堆轰然倒塌，埋在棉花堆下，都不会被人发现。
第30间仓库是最恐怖的，那间仓库大得出奇，在里面说话都会有回声。听说那里闹鬼，值夜班的人还看见过“白胡老头”。大人们都不轻易进那间仓库，何况是孩子。那时，我们都是绕着走的。不过，现在仓库周围高大的树木都被砍伐了，那间阴森的仓库也明朗多了。
如今，站在曾经繁荣过、沸腾过的厂里，眼前是一片萧条。工厂被买断，工人散尽，机器也被贱价变卖，连厚门板被扳得七零八落，空空的厂房，张着大嘴，如饥似渴。这是父亲曾经保卫的工厂，不知道他站在这里，会不会难过？
清晨，买早点时，发现卖大饼的，居然是以往的邻居龙大姐，只是现在已是一脸“奶奶相”，满是皱纹。是岁月的痕迹，还是生活的拖累？我不知道。
听说厂里的基地转让了，老房子都要拆迁，过段时日，这里又是高楼林立。下次回来，此处将是物非人也非了。走过故园，由不得再多看一眼。
青春如茶
邂逅他，很偶然。那天他穿一件月白色短袖衬衫，银灰色的西裤，神情从容，目光空远，成熟背后掩饰不了些许的老境颓唐。那顶遮阳帽，好象永远长在头上一样，即便在室内，也从不摘下。第一眼见到他，总觉得似曾相识，却又苦寻无踪。记忆中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但始终无法与现实中的他对号入座。
近旁的朋友看出我的困惑，经她点拨，我才幡然醒悟，原来他就是当年的电视主播，难怪面容如此熟悉。这几年，他从前台走向幕后，也就逐渐淡漠在我们的记忆中了。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他已风华正茂，是电视台的当红小生，语音醇厚，英气逼人。欣赏他优雅的气质，温婉台风。隔着电视屏幕，觉得他是那么得清秀而遥远，遥远得只能当成偶像去崇拜着。当年的他，还常常成为我们女生热议的焦点，有位相貌俊美的MM，对他的喜爱，更是几近狂热。可如今，流光摧人老，老得让我这样的当年“粉丝”都没有一眼认出他来。
眼前的他，沉稳富态，与当年的英俊潇洒大相径庭。不知道当年那个追捧过他的漂亮MM，再次见到现在的他，是否也如我一般，感喟良久？
二十年的时光算不得久，却也改变了很多。当年少年不经事的我，也已是人到中年。青春韶华，那只曾经的事了。
暑假学习驾驶的时候，几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成为学员队伍的先锋力量。他们的动作总是那么干净利落，灵活机动，不拖泥带水。倒桩的整个过程，一般人需要六、七分钟才能完成全过程，而他们，只用三四分钟，就可以完成漂亮的“灌蓝”。看他们流水一样娴熟迅猛的动作，灵动的让人艳羡的头脑，忍不住扼腕感叹，自愧不如。教练员半是嘲弄地对我们说：“不服老不行啊！”从未经受过年龄危机的冲击，自始至终没想过用这个“老”字来形容自己，而今，却接连被这个“老”字砸了个头破血流。
有人说，青春如同手纸，看着很多，用着用着就不够了。摊开双手，两手空空，我的青春“手纸”早已荡然无存，人生大抵如此，失去后，才知道回味。可惜青春如茶，客走茶凉。杯中的茶叶，历经冲泡，此时也一无滋味，二无形容。
人生短暂，青春如茶。留不住美好，留得住记忆；留不住青春，却留得住现在。专心泡好当前这壶“茶”，才是第一要务。毕竟，人生苦短，实在经不起几次冲泡的。
忍俊不禁的童年
童年那么多往事，说起来，总让人忍俊不禁。
那个年代，没有谁家特别富有。小伙伴之间，纯朴得如一张没有遮拦的纸，没有谁会炫富，嘲笑对方穿得衣服破旧；也没有谁会嘲笑哪个偷摘了邻居家的杏子，因为自己也吃了一个；更没有谁会有新奇的玩具，惹得大家眼红。童年往事，回忆起来，都是让人感觉快慰的。
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我做的那件错事。
大约七、八岁那年，大哥的班主任路过我们村，父亲恰好遇见，于是硬邀着班主任到家里坐一坐。老师也是盛情难却吧，其实，他应该是急着往回赶的，毕竟天快黑了。
那年头，招待贵客的礼遇，也就是一碗面加三个荷包蛋。我看着母亲，围着围裙，急匆匆地出去了一趟，回来时，怀里兜着四个鸡蛋。母亲轻轻地对我说：“转了好几家，才凑了四个鸡蛋！”其实，母亲不说，我也明白，鸡蛋是招呼客人的，我不会讨着吃的。
大哥坐在灶堂下烧火，母亲煎了荷包蛋，分别盛在两个碗里，一个碗三只，另一个碗里只有一只。我围着锅台，看母亲有条不紊地捞起面条，下了佐料。扑鼻的香味，让五脏六腑都熨帖了。我对着冒着热气的面条碗，狠恨地吸了几口气，母亲嗔怪地用筷子敲了我一下。我笑了，母亲也笑了。为了弥补刚才的“溴相”，我自告奋勇地帮母亲把碗端到堂屋去。父亲和班主任正在就大哥的学习问题探讨着。
快出厨房门时，母亲追上来，叮嘱道：“左边一碗是老师的，三个鸡蛋，右边一碗是你爸爸的，一个鸡蛋！”我白了母亲一眼，摔下一句：“罗嗦！”径直进了堂屋，班主任见我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赶紧站起来谦让，兴许是见了老师，我心理也发了慌。丢下面条，急急地躲回厨房。
昏暗的灯光下，父亲陪着老师一起吃面条，我和母亲站是厨房门口看着，听他们边吃边谈论大哥的学习。不久，只听得他们“呼啦啦”地吃面条声，话却不多了。单单看见父亲一只鸡蛋接一只鸡蛋地往嘴里送。
送走老师后，我们家就炸开了锅似的。母亲指着父亲的鼻子责备道：“你这个老东西，也不长眼睛，给老师吃的鸡蛋，你一个接一个地吃，丢不丢人？”父亲歉意地说：“你也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老师碗里只有一个鸡蛋呢？我后来才发现的，只是晚了……”接下来，可想而知，矛头都对准了我，母亲气得说不出来话，父亲说我“不长记性”，大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也没想到，好心会办成坏事，自然一肚子的委屈。好在，老师并没有计较，父亲后来专程去说明这件事时，老师说：“知道是碗端错了！我知道咱乡下都厚道人！”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如今与家人谈及此事，总会掀起一阵轰笑。我故意打趣父亲，悄悄问他：“那时吃了三个鸡蛋，是不是很爽啊？”父亲也哈哈大笑：“光知道女儿心疼我，没想到会这么贴补我！”
带我们走进春天的老师
学校很小，两排平房各有三间教室，依山对立。矮矮的院墙把两边的房子连接着，自成一体。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从来都没有按装过铁门。后山算作另一面院墙，校园中规中距。
父亲病退后，我就从镇中心小学转到这座小学。小学太小，小得我有点不适应。
担任语文教师的，是本家叔叔，因为参过军，转业后，生产队照顾，就成了小学教师。不过，那已经是很久远的往事了。
他个头不高，又是本村的，熟识得几乎没有了隐私，就连他的乳名学生都知道，自然少了几分威信。调皮的孩子，常常躲在校园左边的竹园里大声呼喊着他的乳名。
对我们来说，直呼老师的全称都是不恭敬，何况是如此大声地呼喊着他的乳名。我想他肯定听见了，并设想着他必定会怒气冲冲地揪着那几个学生的耳朵，把他们从座位上一直拽到办公室；或者是跟他们的父母告状，都是本村人，谁家的孩子他心里一清二楚。我认定那几个坏孩子，今天肯定少不了一顿“竹笋炒肉丝”（竹板打手心）。
上课的时候，平静如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老师照常上他的语文课，我疑心有更大的阴谋。电影里潜伏下来的特务，在搞破坏前，都表现的比老百姓更加忠厚老实。我怀疑他也是特务，等待他去台湾的国民党亲戚反扑回村，来个里应外合。我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任何人，只是冷眼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我看见他从竹园里砍来一根手腕粗的竹子，在办公室里把竹子剖成一根根竹篾，不知道他在制造什么武器……
阳春二月，草木尚未萌发。那个微风轻拂的下午，上体育课时，李老师把我们带到后山顶上，他也兼体育课。他的手里多了一只硕大的纸蝴蝶，拖着长长的尾巴，几个调皮的男生跟在后面，小心地托着蝴蝶的长尾巴，如同庄严的护卫。
原来他这段时间筹划的就是这只风筝？一群山村小学的孩子，只在书本中见过风筝。
老师用红的，蓝的，还有黑色的墨水，把蝴蝶涂成鲜艳的色彩，两只黑亮的大眼睛，一圈套着一圈，仿佛石头投入湛蓝的湖水，泛起的涟漪。山顶是一片空白地，那个最调皮的男生，在老师的指挥下放着风筝线。老师高高地擎着风筝，在阳光下奔跑着，并高声指挥那个学生：“快拉，快拉，”那个男生紧张地拽着线，也在山顶上兀自狂奔。风筝飞了一人多高，盘旋着一头栽了下来。
“大约是尾巴轻了，不能平衡，”老师又用白纸条给蝴蝶接了一截尾巴，回身告诉那个放线的男生：“慢慢地跑，要看着风筝，一边跑，一边拉扯，才能让风筝飞得更高一点……”
再次放飞的时候，纸蝴蝶像飞天的仙女扶摇而上。线很快放完了，风筝定格在蓝洼洼的天空中，蝴蝶在清风里盈盈颤动，仿佛是春天的使者。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拉扯几次线，感受一下放风筝的心情。
所有的孩子都激动地欢呼着，跳跃着，嬉笑着。暖暖的春风拂过我的心头，我和那只大蝴蝶一起走进了春天。
再后来，那几个顽皮男生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做风筝，做滑板车，做投射的小电影……他们整天忙碌着，再也没有人躲在竹林里叫老师的乳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