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要励志、热情，让人们得到精神愉悦和宣泄
中国大片一定要两条腿一起走，把高新技术的手段与传统的艺术观结合起来
制片是电影的灵魂，电影的基础，是带动电影全面发展的机车
如果把中国电影跟丰富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中国电影前途无限
中国电影需要宣传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时代之问
我的中国电影梦
2009年初，正是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可谓哀鸿遍野，一片萧条，然而中国电影却异军突起，逆风飞扬，成为一大亮色。随着经济回暖，中国电影迅猛发展的势头依然不可阻挡，国产电影已经能够跟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这一切，让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激动不已。
在位于中影集团的办公室里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他这么形容自己的喜悦：在寒冷的北京之夜，自己每次经过小西天中影电影院时，心头总是暖暖的。12年前，他去韩国，晚上10点钟，电影院还是人声鼎沸，当时韩三平觉得特别悲壮，因为中国电影没人看。现在，中国电影也跟韩国当年一样了……
回忆往事，百感交集。记者问他：“当时有没有想到中国电影也会有今天？”他回答说：“想到了，但没想到有这么好。”
记者：全球金融危机下，很多产业都深受影响，中国电影业却能“寒冬”中实现逆风飞扬，主要原因是什么？
韩三平：中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发展，中国电影也出现喜人发展。电影适合全球观众观看，适合全球发行，跟电视剧不一样。在２００８年底全球经济遇到危机时，中国经济受到一定影响，但中国电影逆势飞扬，２００８年比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２５％，２００９年１月同比增长了２９％，２０１０年又比２００９年有大幅增长。中国电影业成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个亮点，保持了金融危机前２５％的增长率，虽然在中国经济总量中中国电影所占比例不大，但还是相当喜人。
通常说，１９２９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促进了好莱坞的大发展；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日本、韩国电影的大发展。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否会带来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现在来看，中国电影仍然在高速发展，这就是事实。中国经济与美、日、韩相比，有共同之处。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电影仍然在高速发展，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共同点。
１９２９年，美国遇到金融危机时，好莱坞电影却实现了迅猛发展，为什么？有“口红效应”一说：在相对残酷的环境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了相当严峻的压力，就去电影院追求梦幻，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消费心理，会带来电影产业的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个体生活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潜意识地寻找一种群体感觉，人与人之间需要靠拢，电影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这是审美心理与社会消费心理带来的变化。
中国人收入水平近年来得到相当高的增加，对电影有需求。中国电影有一个低潮期，那是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２年，国产电影几乎被人抛弃，但现在事实证明：电影消费魅力是无限的。１９９９年我在韩国，晚上10点在他们的电影院看到人声鼎沸，一票难求。我当时感觉非常悲壮——为什么没人来看中国电影？
现在中国也像韩国当年那样了，大家争相观看国产电影、华语电影。仔细观察，近几年来，美国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总体比例下滑，单片票房也在下滑，美国大片在中国票房能够过亿的不多。但中国电影过亿的不少，例如像《疯狂的赛车》这样的小成本电影都过亿了，当时这部不是大明星、大导演、大制作的电影能够过亿，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并不真奇怪，这是部喜剧，人们寻求娱乐，需要笑。
我们发展文化产业要借鉴美国和日本、韩国的经验，怎么样迎合观众的消费心理？电影消费与服装、汽车不一样，电影属于文化产品消费，必须迎合观众的消费心理。电影消费分两层：一是形式上的消费心理，到电影院看生活中看不到的，比如《赤壁》；二是天天在现实中看到的，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比如宁浩的电影，跟我们日常生活不一样。情感消费与物质消费本质不同：电影产品完全是一种精神需要，要摸准观众的心理、观众的情感需求。大萧条时期，美国产生了两个大艺术家——卓别林和秀兰·邓波尔，这两人主演的电影表现的都是温馨的，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也是幽默的形态，这个需要我们借鉴：电影要励志、热情，让人们得到精神愉悦和宣泄。当前金融危机下拍电影要借鉴的是必须激励大家，现实生活中已经很压抑了，如果电影院还是这种压抑、晦涩的，观众谁还上电影院？中国电影全体从业人员需要努力，中国电影保持２５％的增长率，证明这个产业的生命力强盛，因此我们更要摸准观众心理需求、精神需求，拍出好电影来。
我们必须搞清楚，电影首先是工业产品，不单纯是一个抒发个人小情小调的作品，它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这跟写小说、写诗歌、创作音乐不一样，那些创作成本相对较低，有的一打纸加一支笔就行了，出了废品也不怕，损失不大。个人化的情趣，我不主张运用电影这个手段。电影要尊重大众普遍的欣赏力，大众的普遍欣赏力决定了电影产业的生命力，不能仅仅以个人趣味作为创作主导，那样会对整个行业伤害很大，会伤害大众对于国产电影的兴趣。
我曾经多次对一些青年导演说过，应当牢固地建立市场经济的观念，牢固地遵循商业运作规律来从事当今时代的电影产业，否则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切记不要为了得奖拍电影，为得奖而拍电影是愚蠢的，为了得外国的奖而去拍电影，这是蠢之又蠢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讨个没趣。
记者：按商业运作规律，电影创作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认为，剧本是“一剧之本”，拍电影，编剧是基础。还有的人说导演是基础，也有说演员重要的。
韩三平：这些年来不断讨论以导演为中心，还是以编剧为中心，其实在我看来这用不着讨论，谁的风险大谁就是这个片子的中心。这是简单通行的游戏规则，大家都应该遵循。最简单的一条，谁出资拍片，这个片子就听他指挥。
名导演、名演员的地位大于编剧，全世界都这样。电影编剧跟小说不一样，怎么提高编剧的地位，这是根上的问题，电影应该是对导演的依赖高于对编剧的依赖。一方面要提高编剧的地位，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编剧也要反省，为什么写不出好故事来？中国的剧本概念化，需要各个环节都解决，换句话说，不是解决了编剧问题，中国电影就发展了。电影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制作过程，庞大的投资过程。一部电影几千万，电影是拍出来的，制作出来的，不是在文案上用笔写出来的。这个观念一定要大家了解。应该从根本看到，电影是导演艺术，一定不要走偏了。
说编剧重要，导演重要，这些都没问题，但这是对于生产过程而言的。但是，电影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过程，它是一个产业过程，除了生产，还有其他环节，投资、宣传、营销、发行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只有从电影开始的第一个环节到最后一个环节统管的那个人，统统都要承担责任，才是中心。从投入第一块钱到收回最后一块钱他都要负责，那个人就是制片人。所以我认为制片是电影的灵魂，制片是电影的基础，制片是带动电影全面发展的机车。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就必须建立电影制片人中心制。一个合格的制片人研究的问题比导演多，要懂的事比导演多，要管的周期比导演长。如果讨论了半天连谁说了算都没搞清楚，那不就乱套了？到最后要么扯皮，要么销售失败。如果这样的电影多了，这个产业就是搞不好的。
当制片人成为核心时，培养一群高素质的制片人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真正建立中国电影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一批优秀的制片人诞生。所谓优秀，就是既懂商业又懂艺术、懂电影的专家。目前存在一些错位的现象。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当年外国大片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讲“狼来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现在事实证明，引进外国大片恰恰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让我们看清楚一些东西，刺激中国电影成长为产业，使它重新站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才冒出来了，他们接受了洗礼也获得了成长。这是中国电影产业融入国际电影产业的必然阶段。
记者：您经历了中国电影最悲凉的时刻，又带领着许多中国电影人一同走出了低谷，您觉得中国电影要走好未来的路，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最值得坚持的是什么？
韩三平：中国电影的改革和中国这３０年来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一脉相承的地方。你说要坚持什么，我觉得很明确，最重要的坚持，就是要走一条产业化的道路。生产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流通、销售，被消费者购买，收回投资，这个全过程叫产业过程，缺了任何一环都不叫产业过程，回收高于投入就是优质产品、优质企业。中国电影行业曾经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之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电影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建立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完全遵循商业运作规律，就是要靠这两条。
一个产业特别兴盛和特别衰退自然有它的理由，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一定会被归于它应该在的一个位置。虽然我接手北影的时候，现实不容乐观，但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电影作为一个百年的工业，一定会找到它应有的位置，绝不是被淘汰。我很相信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俗话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咬牙坚持。
记者：中国电影虽然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是跟一些电影大国尤其是美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您认为需要通过哪些方面努力，来继续保持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
韩三平：第一，我们要发展电影放映产业，现在电影院的比例非常低，像《赤壁》这样的国产大片，别说在农村，在一些中小城市都无法同步发行。中国现在二级城市３００多个，几乎都没有可供大片放映的电影院，好几亿观众都无法看到国产电影。电影院是中国发展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文化设施，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让更多中国观众欣赏电影。比如说，美国现在有两万块银幕，中国只有四千多块，美国人口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但银幕数却是中国的五倍。银幕这一条解决了，中国电影产业会更加迅猛发展。第二，电影营销要跟上。我们要借鉴现代商业营销模式，把中国电影更有效地进行推广，使中国电影产业获得更多的收益，使更多观众看到优秀的国产电影。
我认为应该从四个层次来建立电影发行、放映的格局：第一个层次是主要商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成都等，大概涵盖了２亿人口，我们现在的５０亿票房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拿回来的。第二是３００多个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二级城市，按每个城市５块银幕算，这又能创造几十亿元到１００亿元的票房。第三是２８００多个县级城市，每个县建1个电影院、５块银幕，又是几十亿元票房。第四是农村，我们还有七八亿农民。国家计划每年给农民放八九百万场电影，涵盖３０亿人次，基本上达到农村适龄人口每人每月看一场电影。免费放映，但这一块的广告收入是非常庞大的。只有将放映的渠道建立起来，电影票价才能降低，而观众群的增加会提升票房，继而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提高影片质量，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我们还要努力让更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去。中国电影出口，有一定问题，毕竟我们搞市场经济才三十年，电影体制改革也才十来年，面临的困难非常多。我们的产品要想打入国际市场，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但我一直认为，电影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走出去，推广到全世界，比工业产品要容易，像《赤壁》，在日本取得的票房成绩已超过了中国，观影人次什么的都超过了中国。
电影，既是高科技，又是高艺术高文化的产业，中国电影，脱不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美国为什么要拍《花木兰》、《功夫熊猫》？他们的历史短。其实美国这个国家还没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魔幻作品了，像《西游记》写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美国呢。但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赶不上美国电影？因为我们的工业不行。但工业是可以补上来的，而历史却是无法再造的，美国不可能塑造五千年的历史出来。
如果把中国电影跟丰富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中国电影前途无限。我就很难想象，一个西方人来演孙悟空，演出来的，肯定是畸形的。我们的文化基础、文化底蕴，比他们深厚得多。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中国电影可供挖掘的深厚资源。我们的国产电影目前在两个领域——一是工业，二是现代商业营销——比西方电影落后。
记者：您说到《花木兰》、《功夫熊猫》，其实近年来国内动画电影也有较好的发展，例如《喜羊羊与灰太郎》。
韩三平：动画片潜力很大。尽管我在电影界干了多年，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动画片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中国儿童喜欢看中国动画片，像看《喜羊羊与灰太郎》，超过了看《马达加斯加２》，在美国这种电影叫家庭电影，孩子要看，家长带着看。我们要发展中国孩子喜闻乐见的动画片，好莱坞的神话并非不可战胜。《喜洋洋与灰太郎》的成本很低，证明文化产品跟工业产品不一样，迎合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中国观众喜欢看国产动画片，为中国电影工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获得很好的票房，毕竟，这些本土的中国动画片，就像中餐一样，更合中国人的胃口。
记者：２００８年来，您担任出品人与制片人的《投名状》、《赤壁》、《梅兰芳》等大获成功，被誉为“高成本高回收的商业电影的运作，使得中国电影开始进入成熟的大片时代”。中国大片曾经走过很多弯路，您认为转折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折点？
韩三平：这些年来，中国大片引领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确实，中国大片走过很多弯路，毕竟大片投资高、制作精度大、名角名导参与，更适合在电影院放映，虽然现在看电影的渠道很多，像电视、网络、光盘，都适合放电影，但大片更适合在电影院放映。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原来制作大片更多重形式而轻内容，但电影必须从两个方面冲击观众：视觉与听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决不能忽视从心理上的冲击。
怎么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冲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高新技术手段，形成强烈的感官刺激；二是好的故事，能够产生荡气回肠的情感，这是对电影的基本要求。现在有一种观点：电影更加工业化固然是电影的优势，适合快速发行、迅速走上市场，但也带来了弊端——过分迷信技术而忽视故事。
美国电影对特技要求很高，《泰坦尼克号》在全球获得极大成功，既有特效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又有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因此能够获得市场的巨大成功。中国大片一定要两条腿一起走，一是高新技术，二是传统的文艺观点发挥到极致，要有好的人物形象，要有感情的宣泄，把科技与传统的艺术观高度结合。我们一些导演正在逐步调整，像陈凯歌拍的《梅兰芳》，冯小刚拍的《非诚勿扰》。
记者：中国观众、影评家以前对国产大片批评得比较多，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
韩三平：中国大片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很多问题。毋庸置疑，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他们拍摄的大片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他们也在接受观众的批评，他们自身也在调整、充实、提高。观众以前对国产电影不满，观众的批评，恰恰是推动我们发展的动力。消费者对汽车、房子什么的批评得也多，不批评国产电影是不可能的。电影是公共产品，批评多了去了，但我们恰恰在观众不满与批评中修正事业的发展，观众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我们是一件好事，历来都是消费者推动产品发展。
但我们希望批评是善意的，要从保护民族工业角度来说，比如中国观众对美国电影说好的多，说不好的少，但对中国电影说不好的多，说好的少。其实美国大片的概念化非常明显，像兰博，同样的概念拍了又拍，在美国电影中，好人永远是美国人，拯救世界永远是美国人，概念化非常明显。我们希望对中国电影的批评是善意的，毕竟中国市场经济才30年，中国电影不可能马上追上美国电影。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电影，我们的媒体对于电影的评论也永远只能处于边缘。现在欧洲就是这样，欧洲电影不行了，港台电影也在下滑，美国明星的边都挨不着，只能沦为“买办宣传”。
大家善意批评一下，把民族工业搞好，我们欢迎。文化不能一元化，要多元化。二战以后，世界电影异彩纷呈，但是现在法国、日本、德国电影都没了，极端贫乏，到哪儿都看到美国电影。中国电影、华语电影要大家一起来推动。
记者：您说过，一部优秀的电影，是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
韩三平：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没有和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相匹配。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如果只会搞工业，不会搞文化，那不是笑话吗？两千多年间的诸子百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等，何等辉煌，文化底蕴之厚重，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所以，对于电影是什么这一点，我一直认为，不要单单把它看成一种娱乐形式或者艺术形式，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是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可以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传播文化最快捷、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恐怕就是电影。靠小说、诗歌、音乐、话剧，都可能只是较小范围的传播。把我们那么悠久、丰厚的民族文化拿出去，光一部电影《西游记》，老外们就叹为观止。这种文化传播，就是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身份，一个民族的文化力量是最能产生深远而持久影响力的。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知道，丧失了自身民族地位的电影产业是很可怜的。二战以后，德国、英国、法国、前苏联的电影都非常发达，但现在的状况都不容乐观，他们那儿的人民基本上都在看美国电影了。本土电影被挤压，民族产业撑不住，肯定是一个产业的悲剧，也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高度上去思考中国电影。
记者：中国电影要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
韩三平：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美国电影塑造了这么多银幕英雄，其实向全世界传递了美国的价值观。但我们没有。中国电影要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一定要在中国电影中塑造中国的银幕英雄形象，表现中国当代生活的画卷。我们现在电影中表现的多是历史人物，现实中我们要做努力。
美国电影中的英雄大都是现实中的。像《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取材于一个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当今美国黑人投资专家Chris Gardner。这部电影成功诠释出一位濒临破产、老婆离家的落魄业务员，如何吃苦耐劳地善尽单亲责任，奋发向上成为股市交易员，最后成为知名的金融投资家的励志故事。简而言之，在美国，一个人经过努力，成为富翁。又像美国的《阿甘正传》，阿甘智商不高，但凭着一股勇往直前的执著精神，最后获得了成功。英雄形象一定是广义的，美国电影中的英雄都是宣传美国价值观的，士兵能够成为将军，穷人能够成为富翁，美国电影老表现这个主题，因此无形中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迅速都往美国跑，为美国发展迅速积累了人才。
这么多年来，美国电影一直在坚持宣传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宣传一个“美国梦”：美国，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国缺这个东西，中国人在银幕上能够成为一种英雄形象，即使有，也是古代的，现代的几乎没有。我们要塑造中国银幕英雄形象，表现中国当代生活画卷，推广到世界上去，这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中国银幕英雄需要表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韩三平：中国银幕英雄，应该歌颂英雄历史与英雄奋斗，但我们现在很多电影，都是好人没有好报，创作者老是一种历史悲剧观念，光有这个不行。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有多少传奇故事？比如靠10万块钱做成10亿富翁的成功者，但我们老是觉得富翁发家是不光彩的。又如，中国有多少好干部？但我们的电影老是表现贪官。中国年轻人中间，有非常多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精神，但我们银幕上老表现吸毒、卖淫。我们要拍一些励志的电影，塑造中国银幕英雄，激励大家向上，面对现实，排除困难，积极面对人生，就能获得成功，这样的人物各个行业领域都有，像阿甘一样，一定要让中国观众在电影院中寻求梦幻色彩。像《罗马假日》，给观众梦幻色彩，心旷神怡。其实中国银幕有很多英雄形象，《平原枪声》中的李向阳，《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但都是过去的。
我们写抗震救灾，一开始就是灾难带来的苦难。《阿甘正传》这个故事一般，甚至带有纪实色彩，但始终能打动人，表现了主人公顽强的追求精神，追求过好日子，要有钱，怎么才有钱？劳动。中国银幕形象缺这个主题，难怪观众批评：中国银幕不是帝王将相就是王公大臣，就是第三者，就是阴谋。美国电影《爱国者》，讲一个美国哨兵守哨所，塑造了一个美国英雄形象，他就守在那面美国旗子下面。拍这样的电影，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电影缺这个东西。
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现在一说中国银幕英雄，一说就是古代人物，不全面，我们需要现实中的、表现中国现实画卷与状态的形象，来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从银幕上了解中国。这就是软实力。通过软实力增强中国国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向往中国，愿意到中国来看看。通过我们的电影，真实地讲述中国——不是到处在贩毒，不是到处都愚昧落后。美国通过电影就改变了世界观众的观念，美国被塑造成一个非常自由与开放的国度，看银幕形象，把美国拍得非常美好：这是一个能够实现所有愿望的美国、能够在此得到一切的美国。
唯有此，中国电影才能够这么广泛地去影响世界各地，别的艺术形式恐怕达不到，比如说，全球观众可以同一天看到《赤壁》、《梅兰芳》。其他艺术行吗？
中国电影需要宣传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什么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在中国，只要努力，只要奋斗，就能获得成功。在中国，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个人价值观。中国能实现这种梦想。但是中国电影老是不表现这种东西，认为不艺术。其实，客观表现现实，才是最大的真实。如果我们拍北京，老是堆满垃圾，这真实吗？不真实！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化很多。我的体会很深。以前什么都没有，物质匮乏。但今天一个女孩子面对几十瓶化妆品，犹豫不决，不知选什么好，这就是发展，这就是真实的中国。
记者：您成功地拍出了《建国大业》，现在又在执导《建党伟业》。您认为，主旋律影片如何生存？
韩三平：现在很多人对主旋律电影抱有成见，但其实主旋律电影，美国也有，甚至充斥着美国银幕，很顽固很概念地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但人家电影就是拍得很好看。
中国电影要让观众动情，不能说教式地叫唤出来，而是要拍得艺术，使观众在视觉和心理上都被冲击，这是中国主旋律影片唯一出路。我拍《建国大业》，希望使观众能够进电影院，得到心理上的冲击，情感上的冲击，听觉上的冲击，既完成电影的愉悦消费，又能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但我们现在的电影过于简单化、概念化，这是创作观念的问题。跟我们的制作条件也有关，中国电影的工业手段与技术手段需要加强。现在中影集团建立了怀柔基地，使电影更具表现力冲击力，更能抓住观众。主旋律重点影片一定也要采用高新技术制作手段，不能简单拍摄，像《建国大业》就尝试电脑制作，超宽银幕制作。另外，如何营销宣传主旋律电影，也需要努力。以前做得不好，我们要让观众知道这部电影，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吸引明星来演这部《建国大业》，通过宣传让更多观众知道。
过去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常常是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敷衍了事，假大空的东西太多，也不能怪观众不爱看，而且长此以往使得人们有了一种思维定式，觉得主旋律电影不会好看。但是，主旋律影片中为什么就不能有大牌明星，不能有市场号召力呢？
韩三平小传
韩三平，生于1953年10月，四川旺苍县人，曾经插过队，当过兵，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1977年进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先后任照明工、场记、副导演、艺术中心主任。1983年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学习，毕业后回到峨嵋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副厂长。其间，与人合作导演了故事片《不沉的地平线》和《避难》等，并于1985年成功地主持操办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大会，从此在电影界有了一定的声望。1991年，编导了《毛泽东的故事》，影片从生活出发，用大量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画面展示毛泽东活生生的鲜为人知的性格和亲情，该片构思奇特，创作态度严谨，公映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1994年，韩三平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他积极支持鼓励年轻人搞创作，以出品人身份组织、创作生产了100多部影片。涌现出了诸如故事片《孔繁森》、《赢家》、《民警故事》、《非常爱情》、《红西服》、《不见不散》、《春天的狂想》、《荆轲刺秦王》、《张思德》等优秀作品。1999年5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立，韩三平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主抓集团制片环节，任务是让中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要求，进行业务重组、资产整合和产权制度的改革。2007年，韩三平出任中影集团董事长。从《无极》、《投名状》到《赤壁》、《梅兰芳》，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团队推出一系列高成本高回收的商业电影，使得中国电影开始进入成熟的大片时代。2009年，出任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最重头的电影《建国大业》总导演。2011年，导演了反映建党90周年的史诗大片《建党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