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共性
除了了解音乐的风格之外，还要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态
我的音乐创作步伐一直没有停息
传统的东西要赋予时代感，这样的艺术才有生命力
好的作品应该遵循加法原则
艺术家要笔勤、脑勤、眼勤、耳勤
时代之问
创作要有自己的根
他出身美术世家，却是中国创作影视配乐及歌曲最多、涉猎各种音乐体裁广泛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既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群众也广为传唱。
从《黄土地》、《红高粱》到《好汉歌》、《大宅门》，从交响乐《世纪交响》、《和平颂》到第29届奥运会歌曲《盛典》，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既是通俗的民族的，又是流行的和无国界的，他因此也被誉为“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
在赵季平的案头，有一本被他视为珍贵之物的手绘册页，标题为“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他的父亲为他而作。而赵季平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也始终是这句话的践行者。
记者：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创作，这些文艺形式都有许多共通的地方。您认为艺术创作中的共性是什么？
赵季平：深入生活应该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必修课，我认为这也是艺术创作的共性。我主张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应该到生活中去，任何大艺术家的创作基础都是现实生活。艺术创作不可能总是自我的，即使是以表现自我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也依然是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所以，在他的创作中也要体验这个社会，也有社会的缩影。
记者：在这些年的音乐创作中，您最深的创作体会是什么？
赵季平：我一直以继承和创新作为音乐创作的原则。继承就是我们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新就是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能够和时代紧密结合。让作品做到雅俗共赏，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其中包括了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对于传统音乐学习的基本功，二是对生活理解的基本功。这就是挖掘好的东西，特别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东西，把它发扬光大。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有很多看似不起眼、下里巴人的东西，使用好了就会非常闪光，与作品主题相融合了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比如，我在创作《乔家大院》的音乐时就使用了很多晋剧的元素。一些人不习惯听晋剧，我把晋剧音乐元素使用在电视剧的配乐中，赋予它新的创作手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艺术家不能重复自己，否则就只是匠人。
记者：您出身艺术世家，您的父亲赵望云是著名的长安画派创始人。他对您的音乐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赵季平：家庭对我的影响太多了，我整个的艺术主张和艺术追求都是从我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我现在进行的音乐创作，其实也是他在美术上所走的道路的延续。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一再告诫我们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他晚年专门给我画了一本册页，标题就是“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他想对我说的话，他一直告诫我要到生活中去，去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正是得益于此，我创作的不少作品老百姓都很喜欢。
小时候，我是在父亲的画案旁度过了我的童年。看他的那些作品，总觉得这画面中间有音乐，总感觉到这个画面中有一种节奏，有和声也有配器，还有旋律的变化。
这种从小对于画面的感觉可能影响到我以后对于影视画面的悟性。父亲很多作品都是反映老百姓的，他从来就没有脱离这块土地。这种艺术观，应该说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我父亲倡导反映现实生活，我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
到现在我看父亲的作品依然会激动，我依然觉得他像一座高山一样，所以还是要向老一辈艺术家虔诚地学习。
记者：父亲留给您“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句话，您在创作中是怎样去实践的？
赵季平：到生活中去是艺术的基本功，是我每次创作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在创作《乔家大院》的音乐时，作品里有浓郁的山西风格，因为我在创作前多次到山西采风，听了大量当地的民间音乐和戏曲，这对创作大有益处。
我到晋中，听当地吹打乐，那种震撼太厉害了，与我同行的作曲家甚至听得失声痛哭。我在山西听过一位70多岁的老艺人唱二人台，跳上台唱，唱得荡气回肠。这些在城市里都很难见得到。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没有其他杂念，这种东西非常真诚，远比我们在城市听到的东西要震撼得多。
我之所以经常下乡采风，就是要去观察生活。除了了解音乐的风格之外，还要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习惯、喜怒哀乐和语言，这非常重要。光听了几首民歌，还远远不够。像《乔家大院》中有些音乐的走向，它实际上是当地方言的一种延续。
记者：您是群众喜爱的作曲家，许多作品被人们广为传唱，您怎样看您走过的创作道路？
赵季平：我的创作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走来的。“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80年开始音乐创作，在1983年，陈凯歌、张艺谋来找我进行电影配乐，随后就有了《黄土地》、《红高粱》、《菊豆》、《活着》、《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荆轲刺秦王》和《大宅门》等一系列作品。我还创作了大量音乐会作品，如《第一交响乐》和《第二交响乐》等。
与祖国的经济不断向上走的步伐一致的是，我的音乐创作步伐也一直没有停息。我一刻也不敢懈怠，我只是在用心血来创作，这样普通百姓才会喜欢。
记者：深入生活，不断从民间音乐吸取营养，这是您音乐创作的最大特点。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吗？
赵季平：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一点上，我是我父亲的艺术观和艺术道路在音乐方面的延续。1970年，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到戏曲研究院，当时我很不愿意，但父亲却说，戏剧团体很好，你在音乐学院学到了很多音乐的专业知识，但你对传统了解得太少，你要到民族音乐中去，要好好地去学习，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学好这样才会有出息。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我在戏曲研究院待了21年，在戏窝子待了那么长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了解了传统音乐，就了解了音乐的母语。
我始终主张创作要有自己的根，要用自己的母语和母语的思维去创作。但并不是说将传统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而是要赋予时代感，也就是要继承和创新。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生命力，才会被时代所接纳。
比方说《红高粱》，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具有开创性。这部电影在视觉和听觉上都很有冲击力，在风格上既是先锋派的又是非常民族的。在配乐上使用的是音块来模拟人生的呐喊，很有冲击力，当时还没有人这么用过。“唉——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则是用了30支唢呐、4支笙和1座中国大箭鼓一起奏鸣，就是要那种生命呐喊得痛快淋漓的感觉。这中间，我在行腔中采用了秦腔花脸的唱法，曲调也运用了陕北打夯歌的素材。《颠轿曲》则吸收了河南豫剧和民歌《抬花轿》的元素，加上唢呐等配乐，表现男性的阳刚之气和不倒的精神。
在《水浒传》中，要表达的是梁山好汉的精神风貌，杀富济贫的英雄形象。而且他们还和一般的英雄形象不一样。我们一谈英雄形象就感觉很正面，梁山好汉却有点儿草莽之气，所以这样的主题歌就不能写得太正。我采用了鲁西南和豫东一带的音乐风格，于是就有了《好汉歌》。《好汉歌》的前奏不像一般歌曲的前奏那样很规则，它的前奏用的是戏曲打击乐节奏，打击乐的运用对梁山英雄的精神风貌能体现得更好一些。
电视剧《大宅门》的音乐创作同样如此。电视剧讲述的是同仁堂的历史变迁，为了表现故事韵味，我就用了京剧元素。京胡、京剧打击乐都用进去了，主题歌同样用了京剧元素，这首歌就成为不同于一般的歌曲，所以就有传播的力度，就会受到大家广泛的喜欢。所以说，作为一个作曲家，你不仅要学理论，还要学习并且懂得中国传统戏曲音乐。
记者：深入生活，就意味着吃苦。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历和体会吗？
赵季平：我重要的影视音乐作品，每次创作之前都要到生活中去。1983年底，我和陈凯歌、张艺谋为电影《黄土地》去采风，那次经历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陕北的天气已经是零下20多度，非常冷。我每天除了赶路以外，就是到老百姓的窑洞里去听民歌，去听老百姓拉家常。我们晚上基本上都是住在土窑洞的土炕上，土炕上面的被子都是黑的，被子上有很多“小动物”（虱子）。这样的采风一去就是一个月。
这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回想起来，这样的起步和到生活当中磨砺，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巨大的好处。我记得陈凯歌那时候每天都很辛苦，晚上他几乎都在写随感。陈凯歌的文笔很棒，写一段以后，就给我读，那都是非常好的文章。
张艺谋有很多卡片，上面记录着他的随感。生活中对他摄影和导演有利的东西，他都记录下来，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要改做导演，并且希望他的第一部电影和我合作。
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创作团队，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才先后出现了《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这些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作品。他们的这些东西，真不是只凭自己的天才才成就的，而是依靠他们的专业基本功和深入民间的基本功。
记者：您的作品既有像刘欢、王菲这样的“大腕”演绎，也有贺玉堂这样的民歌手演唱。通常情况下您怎么选择演唱者？
赵季平：好的作品应该遵循加法原则，就像好马要配好鞍。好的作品加上优秀的人去演绎，才会使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最大化。张纪中版的《笑傲江湖》主题曲，由刘欢和王菲演唱，中段是王菲唱的。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录音录了41遍，精益求精，录音师认为很不错，但是她说不行，还要再录。他们这些“大腕”对自己的录音都是非常讲究的。
《好汉歌》是刘欢唱的，实际上当时先后有三个人唱，我都不满意。后来刘欢唱了以后，我跟刘欢说，你把你习惯的东西丢一丢，把你理解的戏曲的东西加上一些，让它综合成一种风格。他琢磨半天，说行。结果一下就成了。
1983年，我们拍《黄土地》电影的时候，到了陕北，碰见陕北青年农民贺玉堂。他就站在自家门前的石头上，为我和陈凯歌、张艺谋唱了一夜陕北民歌不重样，他唱得涕泪俱下，我们听得如醉如痴。于是决定让他为电影《黄土地》配唱了两首歌曲，如今他已被称为“陕北歌王”。
从词曲的一度创作到演唱的二度创作，艺术上这种严谨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艺术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如果哪一个环节跟不上去，就要减分。而我们的创作应该是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加分，不断往上加，这样出来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记者：在音乐创作上，您一直强调要深入生活。那么作为西安音乐学院院长，您是如何要求年轻人的？
赵季平：我到了西安音乐学院以后，调过来一个在陕北生活了40多年的音乐家。他不是老艺人，但是他有大量民间题材，邀请他到我们学院，我给他的任务就是落实我的教育思想。要让我们的作曲系和声乐系的学生们，好好地学民歌唱民歌，必须学会母语！
现在这项工作生效甚大，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有民歌课，我后来的创作很多得益于当时课堂上的学习，那真是有好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让我在一个地方戏剧团待了21年。我就算不研究，天天听，天天往耳朵里灌，同样能学出来，所以教育方法很重要。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民族音乐不感兴趣，我认为这是年龄层的问题。一个人十七八岁的时候喜欢赶时髦，喜欢外国流行歌曲。过了3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往往会回头关注属于自己的音乐。青年人对民族音乐关注较少，并不意味着民族音乐就后继乏人。
记者：您担任着中国音协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和西安音乐学院院长等多个职务，社会工作事务繁多。您怎样处理创作和社会工作的关系？
赵季平：从总的时间来说，我每天早上8点多一直写到吃中午饭，这是雷打不动的创作时间。这个过程我的手机始终是关的。一般处理一些其他事情是在下午。大家对我的创作都很支持，都很尊重我的创作习惯。下午上完班后，就是休息，不会再写了。一般社会上的活动能不去就不去，因为经常去应付太多的场合并不是好事情。一个艺术家要思考，要学习，要不断地深入生活去积累，要笔勤、脑勤、眼勤和耳勤。
记者：您长期在陕西工作和生活，对陕西很有感情。那么您对陕西的文化建设有没有什么建议？
赵季平：陕西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中国戏曲最古老的门类——秦腔。它对中国其他剧种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陕西这个地方很神奇，有一种厚重感，接着地气。都说故土难移，我喜欢这里。我每次有重大创作，都希望能回到西安来进行。
在这里，我能静下心来不受干扰，写起来也非常有感觉，这可能就是故土难移吧。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北京，但是我都放弃了。反过来看，我待在西安也待对了，在这里我的创作源源不断，在这里我的内心很平静。
西安的文化氛围很沉静，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在北京有人让我参加什么研讨会的，我都不忍心拒绝。在西安就好，大家似乎都很尊重我的创作习惯。
有人说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也有人说陕西是文化强省。长安画派、文学陕军、西部电影都是陕西独具魅力的文化品牌，陕西的音乐和戏剧群体也有着非常雄厚的实力。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还得真抓实干。多出一些有品质的作品，在这个基础上再出一些各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样影响就大了。我们要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标准就是要出产品，这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努力的。
赵季平小传
赵季平，作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主席团成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历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代表。多年来他创作出大量优秀音乐作品：《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和平颂》、交响诗《霸王别姬》、交响音画《太阳鸟》、交响组曲《乔家大院》、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丝绸之路幻想曲》、二胡协奏曲《心香》、《古槐寻根》、舞剧《花儿》、交响京剧《杨门女将》、室内乐《关山月》；歌曲《大江南》、《断桥遗梦》、《好汉歌》、《远情》……
曾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梅兰芳》、《孔子》；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新版《三国》等创作音乐。两度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音乐奖，“飞天奖”突出贡献奖，四度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音乐奖，中国金唱片“艺术成就奖”、“二十世纪华人经典作品奖”……
赵季平在音乐创作领域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乐坛最具中国作风、中华气质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