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菲利尔美术馆、堪莎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和欧洲许多博物馆，都藏有立式的、卧式的、载货的{117}、载人的、彩陶的、三彩的等多种骆驼，其中许多造型在中国国内都没有见过，多数是令人叫绝的艺术精品。这些骆驼，或大或小、或素或彩，都以出现之频、数量之众，间接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商在中原活动范围极广，贸易十分兴盛，使学界加深了对北朝社会开放程度的了解。
问：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沙漠之舟”骆驼以及考古出土的骆驼形象及类型，大家还想知道骆驼有哪些运送货物的形式？
答：胡商用来载货的运输工具主要有骆驼、马、驴等，其驮货的形式至少有五种以上：一是直接在背上驮一袋，如西安北周王德衡墓、河北吴桥东魏墓、扬州唐代墓葬出土的陶骆驼与陶马所载囊袋之形式；二是在背上两侧各加一筐，内装货物，如洛阳纱厂北魏墓葬出土的背上负有两筐的立驼；三是在驼背两侧搭一个两排木条或窄木板组成的驮架，架上再装货物，如东魏茹茹公主墓、太原北齐娄睿墓、张肃俗墓、洛阳唐墓等出土的陶骆驼，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载货形式；四是在驼背两侧搭一副软帘或毛毡，上面再横搭长囊，如太原北齐韩祖念墓、隋代斛律彻墓等出土的陶骆驼；五是在背上装一个圆筒形竖囊架，内置货物，如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齐石棺床图案上所见胡商图、太原唐墓壁画所见胡商图、敦煌佛爷庙湾6座唐代模印砖墓中所见胡商图等。驮载方式不同，恐与货物种类不同有关，但也许与不同民族的不同运输方式有关。
在出土的墓葬资料中，从东魏起，骆驼、马、驴驮载的货物种类主要有束丝、绢帛、毛皮等，对于骆驼所载各种货物的比例，虽然没有做过精确的数量统计，但就所见资料大致来看，束丝、丝绸、绢帛等纺织品，无疑是胡商俑组合与胡商图中最常见的货物，所占比例也最大，如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陶骆驼，北齐娄睿墓壁画商队图和出土的陶骆驼，背上都有一束束的丝、绸、绢、帛。
由大多数骆驼载有丝绸分析，丝绸无疑是当时最大宗商品，为此将东西方商贸之路定名为丝绸之路，确是名副其实的。
问：刚才我注意到，您说骆驼背上驮着一束束的丝，我有点疑惑，这些贩运丝绸的外国商队，他们为什么不全部购买成丝织品，而也采购一部分丝束呢？他们有什么目的？
答：据初步分析，外商购买丝束等半成品的目的，一是当时的中亚地区，尚不知蚕丝生产工艺，蚕种及缫丝工艺是经济机密，对外严格保密并且严禁出口。二是中原王朝对丝束半成品的出口似乎不加限制或者说管理较松懈，使得这些半成品可以成批地被贩运到西域。三是中国生产的现成丝织品，尽管质地优良，但纹饰图案与国外民族的喜好趋向不尽相同，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外商贩运丝束等半成品回去，配上当地民族喜好的图案纹饰，再加工成丝织品，无疑可以从质地、花色两方面都受到人们欢迎，从而得到比直接贩运成品丝织品更大的利润。
问：您知道这些丝织品运往何处吗？
答：联系从事丝织品再加工的具体地点看，当时世界能从事纺织业的国家很多，但西域诸国多数精于毛纺织业，只有少数也精于丝织品的制造，如高昌和于阗，就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地。该地丝织品生产出来后，有的供应波斯等地，有的又返销中原。我们在新疆或敦煌文书中看到的波斯锦，有的就是来自西域这些地方。
问：这就有意思了，那如何区别骆驼所载货物是代表外商入华还是离华的情景？
答：问的好，在北朝达官贵人的墓葬中，之所以出现象征外商的载货骆驼，主要是反映外商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那些贵族希望在冥世中，也有许多外商供给他们精美的异域商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遵循此逻辑，墓葬中出现的骆驼，所载货物品种，应该是来自外域，不应该是来自当地。
可事实偏偏是，在许多官僚墓葬中出土的陶制骆驼，所载货物非常醒目，是产于当地的丝织品。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载有丝卷、锦帛、毛皮等的骆驼，严格地说，不是外商入华时的情景写照，恰恰相反，是外商离华时的情景写照。道理很简单，外商入华，带的货物不是丝绸，虽说也有波斯锦等纺织品，但那不是主要货物，主要货物是毛织品或香料等。外商离华时，带走的商品则主要是丝绸，而且数量很大。
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外商未入华时骆驼载货的情景。以前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很少，只有敦煌石窟北周296窟的“福田经变图”{118}，反映的是丝路贸易途中中外商人相遇的情形。这幅画中的载货驼马图可以认定反映的是外商入华时的情景。其他几幅敦煌壁画中的胡商图，也勉强可视为外商入华时的情景。除此而外，其他材料就很少了。现在，由于几个北朝粟特人石葬具的发现，有关资料猛然增多，既丰富又可靠，与往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日本Miho博物馆北齐石床榻图案、西安北周安伽墓石床榻图案及史君墓石堂装饰图案，均有反映外商入华前驼队载货的情景。可贵的是，从这些图案可以发现，骆驼背上只有囊袋或筐篓，看不到任何丝绢布帛。这就可以证明，在外商未入华前，骆驼所载货物，不见以丝帛之类作为标志的。
根据出土外来器物和文书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外商入华时所携带的商品主要有：金银器皿、宝石、香料、奴隶、毛纺织品、药材、驼马等，最受达官贵人欢迎，也最有利润的，大概是前四项物品。这四项物品中，金银器皿、宝石、香料等物品是不敢暴露在明处的，它们只能被藏在囊袋内或者更隐蔽更安全之处。另外就前面几幅敦煌壁画和入华粟特人的石葬具图像看，所见外商载货形式全是囊袋或筐箩之类。根据这个情况，可以初步推断：那些不见丝绸布帛、仅有囊袋的载货骆驼，应当是外商入华的象征；相反，那些满载丝卷和丝帛的陶驼，应是外商离华返归的象征。同时，那些驼载形式不同的陶驼，便是具体体现该时期文化互动关系的标志物；那些来回奔波的商人，便是各地文化信息的传播者。
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三首》之一中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19}。该诗中的最后一句，应该是描述外商离华时的情景。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骆驼背负丝卷和丝绸的载货形式，反映的是外商离华时的情景，可是也不能排除它是经过艺术创造的产物。外商在中国大肆收购丝绸织品的情景，落入艺术家眼中，艺术家就将此作为原型，创造出特殊的深受达官贵人欢迎的随葬品。其中难免会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出入不会太大，至少反映了外商对中国丝织品青睐有加的情况，还间接反映了外商与中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
问：外商带到中土的货物，在中原有没有留下记载？
答：有的，比如说外商入华带来许多中国稀缺的药材和治疗方法，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些医学专著，如在《隋书.经籍志三》中，就记载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萝仙人方》三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四卷（本十二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等，另外如《香方》一卷、《杂香方》五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等{120}，也和西域传入的香料等物品有关。
问：我们刚刚讨论了外商入华、离华的区别，外商在长途跋涉中一般带些什么物品？
答：骆驼、马、驴的驮载物除丝绸等货物外，还往往有水壶、毡帐、大雁、猴子、肉条、野兔等，此类物品不是商品，是外商的旅途生活用品。有一种骆驼所载的用木条制成的驮架，在夜晚住宿时，还能被用来搭撑简易毡帐。我们在呼伦贝尔草原考察时，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用几跟棍即可搭起一个尖顶形临时小皮帐，可供一两人使用。盛装货物的长形囊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演变，囊袋顶端中部至少有开口与不开口两种形式。囊袋的两端也有时代特征，北魏、东魏、北周和北齐的大多数驮囊两端，有束口与齐头两种形式，装饰也较简朴实用，北齐驮囊上出现虎皮纹等纹饰。北齐韩祖念墓中驮囊和山东益都石室胡商图驮囊上，始见兽首图案，隋唐时，装饰性很高的兽首图案囊袋已很普遍。据姜伯勤先生研究，这种兽首代表祆神，与胡商的信仰有关{121}，使学界对胡商的信仰崇拜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问：您刚才说外商旅行中还带大雁，这有什么特别的寓意或用途吗？
答：大雁可能既有实用价值，又有一些寓意吧。我们知道，大雁，学名为豆雁，是典型的冬候鸟，飞行时以十余只至数十只为一组，排列成整齐的“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交替变换队形，边飞边叫，缓缓前行。外商携带这种大雁，似有三种意义：
第一，大雁从生物特性来说，是一种冬南夏北的候鸟，每年一度的南北飞行，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和外商商队的长途贩运颇有相似之处，商队骆驼上载有大雁，似有暗祈驼队平安，像大雁一样来回飞渡大漠之意。
第二，大雁一年一度的南来北往，都是成群结队，少则数十只，多则数百只，这和商队的数量也是大致相当，雁群是最有团队精神的飞禽，飞行中或休息时，都有严格的次序，这种精神也是商队在长途跋涉中不可缺少的。
第三，商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经常有找不到水源与食物的危险，而大雁每年飞来飞去，对来往路线和沿途的水池、湖泊比人更为熟悉。生物学家早已经知道，大雁“迁徙时所取的途径，并非偶然，都是年年固定不变的”{122}。商队在遇到缺水危险时，如能发现大雁起落的栖息之地，对于寻找水源、解脱困境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问：想不到大雁还有这么多的寓意和用途呢，那货架上常见的猴子又是什么缘故？
答：我以为，猴子的出现，恐与以下几种原因有关，一是猴子异常机警，善解人意，易于驯服。驯服后的猴子，可以在商队的长途跋涉中，帮助解决许多问题，如夜间放哨，采摘食物，解忧逗乐等；二是有一种猴子，可以预知食物中是否有毒。如在《黄金草原》中记载，产于黑海附近的这种猴子被饲养在多国宫廷中，职责就是替皇帝检查食物。中国也不例外，该书记载“因为这种动物具有一种能区别出在菜肴和饮料中是否有毒的特殊本领，他们于是便先把杯盘递到它们面前，让它们嗅之，然后再抛给它们一小块，如果吃了，国王也就毫不害怕地吃起御膳；但如果它们将之抛开，这种拒绝态度就清楚地说明食物内有毒药，国王便提高警惕。中国、印度和大部分国王也都利用猴子从事同样的服务。我们与下文不远处就会看到，那些前来会见迈赫迪的中国使节们告诉他猴子在其国王用膳时是何等地有益。”{123}如果商队带的是这种猴子，既可以保证途中食物的安全性，也可以作为高级贡品献给皇帝、王公或者作为商品卖给官僚、富翁。
问：大雁和猴子都有这么大的用途，那骆驼驮架上挂着的鱼又表示什么意思？
答：这个问题的确令人困惑，在一些骆驼驮架上挂有一条大鱼，这与穿越沙漠长途贩运的外商生活不相符合，驼上之鱼，我想虽不能完全排斥是食物，但更有可能是某种表示吉祥的象征与心愿。因为唐代民间有以鱼为吉祥物的风俗，双鱼结的形式在墓葬中也出现了，反映了鱼与吉祥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目前尚不明白，还需要新的证据。
胡商文书
问：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话题，那除了胡商俑、胡商图，还有些什么考古出土材料跟外商有关？
答：20世纪，北魏、唐代关于胡商的文书碑志也出土不少，反映了许多史书不载的事情，对研究各时期胡商的活动也极重要。不少中外学者都曾利用大量的敦煌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其他有关胡商的出土文书，对胡商的活动作过或多或少的研究。在各种文书中，有不少关于胡商的内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廿二年（648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
贞观廿二 庭州人米巡职辞：
米巡职年叁拾，奴哥多弥施年拾伍，婢娑匐年拾贰，驼壹头黄铁勤敦捌岁，羊拾伍口。州司：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公验，请裁，谨辞。
巡职庭州根民，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
怀信白。廿一日{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