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爷庙湾6座唐代模印砖墓群的甬道与墓室四壁镶嵌着212块模印砖，其中胡商骆驼图有16块{92}。图案分两种，第一种砖9块，图案为，胡商骆驼右行，驼囊长方形，上趴一猴，标本M123：西壁上2，胡商头戴尖顶高帽，隆额高鼻，八字形上髭，尖下颏，身穿及膝袍衫，左手牵驼缰，右手握杖扛于肩上。骆驼驼峰间搭驮架，侧有作十字捆扎的长方形驮囊，架上置一个菱形格的筐篮，篮后趴一回首扬尾的小猴。第二种砖7块，图案为胡商略转身牵驼缓行，标本M123：西壁下2，胡商身着V形领及膝长衫，腰系带，右手执鞭。骆驼驮架上搭十字形捆扎的椭圆形驮囊，上立一小鸟。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过一块公元7~9世纪的联珠“胡王”锦，锦上有上下对称的图案，为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深目高鼻，手执长鞭，骆驼似驮载着货物{93}。
胡商图的内容较之胡商俑要复杂，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是对胡商组合俑的补充。
问：胡商图上描述的这些内容史书上有没有记载？
答：通过分析这些胡商图，我们可以看到，胡商经常是驱赶着成群的骆驼、骡马、牛车驮运货物的，这种情形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就记载，一个由粟特、吐火罗兴胡、作人、奴婢组成的商队，仆主共有19人之多，商人中年龄最大者60岁，最小者30岁，商队的马、驼、驴有29头之多{94}。
问：所有古代遗存胡商图壁画中，您认为哪一幅最具有代表性？
答：关于中外文化商贸最有意义、最有代表性的壁画，我认为是前文提到过的在敦煌石窟北周296窟的“福田经变图”{95}。该画面以一座桥为中心，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是几个骑马汉族商人赶着一群驮着货物的毛驴过桥，右边是一个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外商牵着两匹驮着货物的骆驼准备过桥，在其后，又有一个外商赶着两匹驮着货物的毛驴紧紧相随。这幅图表现的正是丝路贸易途中中外商人相遇的情形，寓含有中外商队进行文化和物质交流的深意，有着特别深刻的内涵，比入华粟特人石葬具上的粟特商人画面更有价值。在这幅图的上方，还有一幅图，也和丝路贸易有关。这幅图表现的像是一个客栈的景象，有一人正在一个食槽边照料三头吃草料的驴，其侧有两人似在给一头卧着的骆驼喂药。在他们前方，还有两人与一头卧驼。说明在丝绸之路沿途，这种客栈不是少数，这是东西方物贸文化交流规模庞大的自然产物，或者说是丝绸之路通畅的附生物。既然有了丝绸之路，路上有许多来回奔波的中外商队，就自然会出现为这些商队旅客提供服务的酒肆、客栈和药店等配套行业。所以我认为这幅壁画比其他有关图像价值更大，内容更丰富，既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中外商人对流的宏观历史写照，又是对依附丝绸之路而生存的众多行业的缩影。缺乏类似的细节，丝绸之路的研究就很难突破。
问：胡商图好像比胡商俑更为复杂，您能否简述胡商俑和胡商图的发展演变过程？
答：胡商俑、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以及胡商图，随着时代的推移，有个自身演变兴衰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大规模兴起于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载货陶骆驼。迁都洛阳后，诸多北魏墓又出土了载筐骆驼和载货卧驼。北齐墓中，又出现了骑驼俑。进入隋唐，胡商俑与载货驼的数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载货驼上骑一只猴，驮袋的形制与种类也呈现出多种多样，反映了隋唐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晚唐以降，随着社会的变化，胡商俑及载货驼在随葬品中越来越少。检核胡商图大量存在时间的上下限，上限是北齐、北周，下限是唐后期，与胡商骆驼俑存在的时间基本相当。到唐晚期，胡商图渐趋减少。但到宋辽时，由于社会上仍有胡商，因此在当时的绘画中，还有反映这一现实的内容。在山西五代和宋代墓葬中，也有胡商图壁画可以为证。
牵驼俑或牵马、牵驴俑的变化也较明显。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只有一种身魁体壮、大腹便便的胡俑。迁都洛阳后，胡俑体型趋向瘦长。东魏、北齐和北周时期，胡俑明显发展为几种类型。这些胡俑，从衣饰观察，大多为粟特人。在娄睿墓壁画胡商图中，还有大食人形象。隋唐时，胡俑中又增加了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形象，还有许多不易辨认其族属、国别的胡俑形象，甚至还有黑人俑形象，这种胡俑由简单向复杂多样演变，与社会上胡商由少到多，有中亚商人、西亚商人及东罗马商人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另外，骆驼中有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也从两种驼的生存活动范围方面反映出胡商至少是来自中亚和西亚。此外，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骆驼，身体前倾，重心似在前腿；娄睿墓和斛律彻墓的陶骆驼，身体四平八稳，重心明显匀称分布在四条腿上。
胡商陶驼俑的造型也有个从呆滞到生动、由写实到艺术化的过程。不论是牵驼俑，还是陶骆驼和陶马，早期主要表现的是写实性与象征性，北魏前期的胡俑与陶驼基本上就是如此。从北魏晚期和东魏开始，迈开了由写实到艺术化的步伐。骆驼中出现了卧驼。北齐时，又出现了骑驼俑。发展到隋唐，出现了活灵活现、多彩多姿的骑驼俑与三彩骆驼。这个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原艺术家和工匠对胡商及其骆驼逐步观察入微、深刻认识，以致胸有成竹地随心创作的过程。因此，隋唐大批精致胡商陶驼俑的涌现，既是艺术创作的结晶，也是社会上胡商广泛长期存在的真实记录。有必要说明，根据现存资料看，西魏、北周的陶骆驼形制变化简单，目前只见立式，未见跪式、卧式和载人骆驼。所以说，隋唐两代风姿多彩的骆驼造型，主要是源于东魏和北齐。
问：胡商俑和胡商图是不是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范围？
答：从胡商俑及载货陶骆驼随葬品的分布范围看，北朝时期，基本上分布在北方地区，在南朝墓葬中不见。隋唐时期，作为随葬品的胡商俑及载货陶骆驼已见于大江南北的墓葬中，这种分布范围的变化，是社会上胡商活动范围扩大的真实写照。胡商图的分布范围，从北朝到唐代，基本上都在北方地区。
骆驼与丝绸之路
问：一提到丝绸之路和胡商入华贸易，人们就会自然想到骆驼，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称骆驼是“沙漠之舟”？
答：外商入华贸易，货物驮运主要依靠骆驼，不论由中亚入华，还是从遥远的波斯入华，都要穿过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约1000余公里，南北宽约400多公里，总面积337600平方公里。商队穿越沙漠或者荒原，离不开骆驼，这是由骆驼的生理特性决定的：
一是骆驼的负重量超过牛、马等家畜，越野行走的能力更是牛、马等不可企及，在沙漠中尤其如此。
二是骆驼能采食其他家畜不喜采食或不能利用的粗糙、带刺而又异味浓烈的植物。它的颈部灵活，既可采食2米高的枝叶，又可啃食贴着地面的小草。牙齿坚硬，咬肌发达，能大量采食粗硬的灌木。
三是它在苛刻气候条件下，可以持续一周以上不饮不食，因为骆驼是反刍动物，瘤胃有较强的粗纤维消化能力。驼峰还是沉积脂肪的仓库，当食物充裕时保存脂肪，当食物不足时来供应机体需要。
四是骆驼是沙漠的产物，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适应风沙的体质。骆驼耳小平贴，耳毛丛生，风沙不易进入。鼻孔大而斜开，启闭自如，短毛很多，有小管通出于唇沟，这样既不妨碍呼吸，还可过滤风沙。
五是骆驼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中可以增加或降低自身体温，以适应环境昼夜气温相差悬殊的变化。
六是老驼有寻觅泉水、预知沙暴、避免受害的特性，美国学者谢弗曾在《撒马尔汗的金桃》一书中写道：“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他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区边疆地区，最后一直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科特利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漠：‘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96}
广袤无边的沙漠，又称为沙海或者瀚海，沙浪翻滚，起伏无常，一望无际，犹如海面。故塔克拉玛干沙漠俗称为“死亡之海”。骆驼有前述特点，是最易于在沙漠上行走运输的动物，所以被誉为“沙漠之舟”。研究陆地丝绸之路的贸易，不能不了解骆驼体质的特性。
问：您能否谈谈考古材料中骆驼的渊源和类别？
答：骆驼的形象在汉代的考古资料中已有不少，西汉和东汉的陶骆驼散见于各地，河南南阳画像砖上有彩绘骆驼，北方出土过骆驼形状牌饰，四川新都东汉晚期画像砖上也有彩绘骆驼。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西汉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两件胡傅温酒樽的腹部上层图案中，就有双峰驼的形象。这一时期的骆驼特点是仅有骆驼本身的形象，不附带其他装饰，如鞍辔和货架等。
在我国古代文物中，常见的是双峰骆驼的形象，单峰驼形象比例很少。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单峰骆驼主要分布于热带沙漠；双峰骆驼绒毛发达，不惧寒风冰雪，主要分布在阿富汗、新疆柴达木盆地、甘肃和内蒙古等地。
北朝墓葬出土的陶骆驼与壁画中所见骆驼，可以说是各色各样。除单峰骆驼与双峰骆驼的区别外，仅双峰骆驼中，还有许多差异，有的毛长，有的毛短，有的颈上毛长，有的颈下毛长，有的还把毛修剪得很整齐。双峰骆驼有几个品种，这些形态不一的骆驼，有的是缘于品种上的差别，有的则可能是主人故意修剪出标志或有意加以装饰，以便于在驼群中识别。
依载物骆驼与胡俑分离作为分类标准，骆驼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牵驼俑与载物骆驼、牵马俑与载物马或驴的组合，即在同一墓葬中，有胡俑和背负囊袋的陶骆驼。俑与骆驼、马、驴是分离的两个个体，但两个个体明显是互为依存的组合；第二类是商人直接骑在载物骆驼上的形象，更明显地反映了外商远渡大漠、往返贸易的情景。
第一类组合出现时间较早，据现在掌握的资料，这种组合始于北魏定都平城时期，初期形象只有牵驼胡人俑与不载物骆驼，如在内蒙古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与雁北师院北魏墓群都有这样的组合，都是牵驼俑与一头骆驼的组合，骆驼背上不见任何负载物。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逐渐出现了牵驼俑与陶制载物骆驼的组合。如洛阳北魏元邵墓{97}、元乂墓{98}、元睿墓{99}、侯掌墓{100}、河南偃师北魏墓群{101}、洛阳纱厂北魏墓等墓{102}中，均出土了胡人俑以及载物骆驼为代表的外商组合随葬品。
卧式陶驼首见于大同北魏太和元年的宋绍祖墓，可惜那个陶驼破坏严重，仅残存前半个，双腿弯曲，可以明显看出是卧姿{103}。从东魏起，随葬品中的卧式骆驼逐渐增多，造型也格外生动，有的特意加上彩绘。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卧驼，背负帐具、丝绢和束丝，旁挂酒瓶、大雁及兽腿。驼后腿站立，前左腿跪地，前右腿蹬地，首微昂，作旅途中歇息状。前人云：“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此乃有丰富生活经验的陶塑匠师着意塑造的良驼形象{104}。这种卧式骆驼按分类标准也是属于第一类型；另在吴桥北朝墓{105}、赞皇东魏李希宗墓{106}、磁县陈村墓{107}等几座东魏墓和河北湾漳大墓{108}、太原张肃俗墓{109}、娄睿墓{110}、
贺娄悦墓{111}、安阳范粹墓{112}、磁县高润墓{113}、元良墓{114}、济南市东八里洼壁画墓{115}等北齐墓中，也有象征胡商的牵驼人和载货陶驼的组合俑，都属于第一种类型。
第二类组合出现于北齐时期，在太原北齐韩祖念墓中，首次出土了骑驼俑和载货骆驼合在一起的造型{116}。这个造型使人与陶驼合二为一，更生动、具体地表现了外商在漫漫旅途中的情形，也使我们知道了北朝外商骆驼载货载人的具体型态。虽说这种特殊随葬品的出现远远落后于现实，滞后性特点很明显，然而从艺术表现来说，不能不说是随葬品陶驼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变化，其意义不可低估。到了隋唐，骑驼俑造型更为生动，载人载货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以上两种类型，不论第一类组合中的单个载货骆驼，或是第二类组合中有骑者的载货骆驼，实际上都是外来商队的缩影，反映的都是外商或者商队入华经商的历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