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州南后街为重点的考察
方彦寿
闽台刻书的发展，从地域来说，经历了从闽北向闽都（省会福州）转移的过程；从文化形态来看，这一发展进程则表现为，早期的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清廷统一台湾后，为福建刻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刻书业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在这一转移和跨越中，有三地的刻书业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宋明时期的建阳书坊、清代福州的南后街和台湾的台南书坊。其中，建阳书坊可称为山林文化的代表，福州南后街是都市文化的代表，而台南书坊，则是福建刻书业从“海西”向“海东”跨越并得以成功实现的主要代表。
一
宋明以来，福建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刻书中心，以建阳坊刻为主体的刻书业极为发达。其具体表现不仅仅是书坊众多（宋元繁荣时期有数十家，鼎盛的明万历年间多达200多家），刻本众多（传世的刻本迄今不下千种），更重要的是，建阳书坊还承担了大量来自省内外官私方面的委托刻书。
对地处山区的建阳竟能保持数百年刻书业的繁荣，许多学者感到困惑。同样，在探讨朱子学产生的背景时，对“朱子这样一个僻处福建的穷儒，能成为众所敬仰的一代儒宗”，也叹为“异数”。
实际上，朱子理学与建阳刻书这一几乎在同时同地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种内在联系就是二者所具备的“山林文化”的共性。
唐五代时期，福建各地寺庙林立，高僧云集。受此影响，两宋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名山大川之中建书院，以便与佛学相抗衡。朱熹将此描述为“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表明早期书院多建置在山川名胜之中，远离市井喧嚣，其目的是为了“群居讲习”，吸引各地青年才俊投身到儒学的阵营中来。
据统计，两宋时期福建书院有85所，其中闽北有44所，占全闽书院的52%。由此可见宋代闽北书院在全闽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些书院，绝大部分是朱熹及其后学所建，闽北因此成为当时书院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当时，来自南方各省的一大批门人聚集在此，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
这一“中心”与处于同一地域的“刻书中心”的结合，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这些书院的生员往往就是书坊刻本的读者。同时，他们为了发布研究成果，其书稿往往就近在书坊刻印，因此，他们也是书坊的作者。这种书院与书坊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建阳书坊地处深山的劣势，由于处于众多的书院包围之中，反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优势。而这种“山林文化”的优势，是繁华喧闹的大都市所欠缺的。这是宋代建阳刻书业能够繁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
入清以后，福建刻书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阳刻书业逐渐衰亡，坊刻的重心由建阳向四堡、福州、泉州等地分散转移。
其原因，从外因来说，清初福建遭受了长期的战乱，许多书版毁于战火之中，宋明以来数百年刻书业的积累至此毁于一旦，建阳刻书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优势就此中断！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之乱，潭阳古城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死伤惨重。刻书家和刻工纷纷外逃，造成人口锐减，从出版、印刷到发行的产业生态链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难以愈合的断裂。
从内因来说，则是福建文化的重心由山林向都市转移的必然结果。宋代建阳刻书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众多理学书院建置在名山大川之中这一“山林文化”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元明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延续。而到了清代，早期学者所推崇的“择胜地，立精舍”的恋山情结得到根本扭转，书院文化的重心向都市转移。这在福州书院发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清代全省的四大书院鳌峰、凤池、正谊和致用书院均集中在福州；二是从数量来说，清代福州新建书院36所，比闽北延平、邵武、建宁三府新创书院的总和还多出3所。这说明，清代的福州已成为全省书院文化的中心。而伴随着书院文化重心转移的，就是刻书中心从建阳向省城福州的转移。
应该说，这种转移暂时还不是集中地移向某一个点，而是呈现出一种向福建各地扩散的趋势；或者可以这么认为，由于建阳刻书业所撂下的担子太重，全省任何一地的刻书业均无力单独承担，于是，就出现了各地分而担之的现象。大体表现为，官刻和私刻部分，主要向省城福州转移；坊刻部分，清中叶以前主要转向连城四堡，清中叶以后，则转向福州南后街。就各地具体表现而言，又各有所侧重。福州的书坊，承担起了原先由建阳接受官私刻书的大部分重任；四堡书坊，接过了建阳刊刻普及读物的传统；此外，还有泉州等地的书坊，则二者或兼而有之。
四堡坊刻在清乾嘉之后，也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坊刻的重心和官私刻书一样，也向省城福州转移。到嘉庆、道光之后，福州的刻书业形成了官、私、坊刻全面发展的局面。清初福建刻书中心的分散转移至此一变，变为主要向省城福州集中。此举既为福建古代刻书业点亮了最后的辉煌，也为现代福建出版业主要集中在省城福州奠定了基础。
福州的坊刻主要集中在南后街。南后街地处三坊七巷中心，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从事古旧图书、字画销售的书肆众多，其中一些书肆则兼营刻书，前店后坊，集出版社与书店于一体。刻书名家有吴玉田、陈文鸣、陈聚旺、林士灿、施志宝、王友士、陈金鸣等，其中以吴玉田名气最大，刊刻图书数量多，影响大，上至达官显宦，下至市井细民都乐于委其刻版。与四堡书坊只刻印坊刻本不同的是，福州坊刻大量接受官私方委托刻书。如嘉庆年间，福州吴大擀为福鼎王遐春刻印《王氏汇刊唐人集》。咸丰年间，设肆文儒坊的陈仁权刻书坊，承刻永泰余潜士的《耕邨全集》，晋江杨庆琛的《绛雪山房诗钞》、《绛雪山房诗续钞》，长乐梁章钜《东南峤外诗话》和侯官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等。所刻书卷末有“后街文儒坊陈仁权刊刻”、“榕城陈仁权镌”等刊记。同治年间，官府刻印《重纂福建通志》270多卷，主事者侯官杨浚召集“匠首八人”承刻这部志书，即上文所言的吴玉田、陈文鸣等八位名家。吴玉田还参与了同治本《正谊堂全书》这一大型丛书的刊刻。侯官魏秀仁的通俗小说《花月痕》也是由他承刻的。光绪年间，林士灿承刻郭柏苍编撰的《全闽明诗传》、《郭氏丛刻》。光绪十年（1884），王友士承刻《福安县志》、《莆阳文辑》、《国朝莆阳诗辑》等。董执谊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曾在南后街开办“味芸庐”书坊，刊刻了不少闽中地方文献，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闽都别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轶事》由吴玉田刻坊刊行，卷末有“福州吴玉田镌字”一行。此书乃我国翻译出版的首部域外小说，印出后洛阳纸贵，风靡一时，影响十分深远。
对南后街在闽中文化史上的地位，人们通常多喜欢引用清末广东番禺举人王国瑞的诗：
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
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
此诗将福州南后街与北京的古文化街琉璃厂相提并论，表面上看，似乎很有分量。实际上，此诗只是从南后街与北京琉璃厂两者的表面相似之处着笔，远未揭示出南后街在福建刻书史上的传承作用与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知道，早在宋代，福州的三坊七巷就已是达官显贵和文士名流的聚居地，但为什么下延至清代才到达文化发展的高峰？这就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山林文化”的特性有关。宋明时期，福建文化的主流是山林文化，所以书院文化的重心在闽北，刻书中心也在闽北的建阳。到了清初，福建文化的重心从“山林”向“都市”转移，其标志之一，是福建以鳌峰书院为首的四大书院均在福州，标志之二就是在坊刻为中心的福建刻书业的重心也从建阳转移到了福州！因此，要评说“刻书史上的南后街”，与其说它是福州的琉璃厂，不如说，它是宋明时期刻书作坊林立，鳞次栉比，“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建阳古书林街从“山林”往“都市”转移的最终结果。
三
闽台两地的书缘，始于明郑时期。跟随郑成功移台的军士中，就有能雕版印刷术的工匠。他们被视为是“引发了闽南传统刻书移转台南的源起，成为汉民族所发明的雕版印刷术进入台地的发轫。”清廷统一台湾后，更为福建刻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刻书业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此即台湾学者所说的“台湾先民由福建播迁台湾，经营海角三百年，也将传统刻书一术移植斯土”。
应该说，将跨越海峡的刻书业仅视为从“闽南传统刻书移转台南”还是不够的，这只是从台南刻书业的最近的来源而得出的结论。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应该说宋明刻书中心建阳、清代的福州南后街、泉州等地的刻书，都应视为台南刻书业的源头。
如被认为是“台湾最早的汉文印刷品”、现存的台湾早期印本《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由明郑集团“户官”杨英于永历八年（1654）组织刻印。他还主持了《命令八条》的刻板和颁行，刻工和印工则必为随军赴台的能工巧匠。明末，福建刻书业比较发达的有建阳、福州、泉州等地，而曾被唐王朱聿键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起家于闽北，其时，随郑成功抗清复明后又随其攻克台湾的兵将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闽北，其中就不乏能操刀镌刻的工匠，清一代赴台的闽北人士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仅来自建阳的就有随靖海侯施琅攻克澎湖三十六岛屿，招抚台湾授左都督的江靖；出生于建阳著名刻书世家的刘自成（字超五，建阳崇化里人），他由廪生捐贡入国子监肄业，选漳浦县学训导，调台湾凤山县学训导，等等。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从延平知府调任台湾知府的周元文（字洛书，号济庵），5年后（康熙五十一年），在台南主修并刊印《重修台湾府志》10卷，而在此前，他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延平就刊印了朱熹编纂的《延平答问》，是此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扉页题“紫阳朱子辑延平李先生答问”、“延平府署藏版”。而刊行此书的具体地点，应是建阳书坊。正因为周氏在闽北有刻书的经验，赴台任职后，很快就能在台出版志书，这就把建阳刻书的技艺，通过赴台官员的中介作用，间接地传播到了台南。
泉州刻书对台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彰化县学职员、诗人施钰所撰的《台湾别录》，由其婿和子刊行于泉州施唐培刻坊。创立于道光初年，被称为是“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的台南松云轩，其创办人卢崇玉（字耀昆），原籍就是泉州晋江县人。
连横《雅言》一二一：“活板未兴以前，台之印书，多在泉、厦刊行。府县各志，则募工来刻，故板藏台湾。然台南之松云轩亦能雕镌；余有《海东校士录》、《澄怀园唱和集》二书，则松云轩之刻本。纸墨俱佳，不逊泉、厦。《校士录》为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干所取海东诸生之诗文，而《唱和集》则光绪十五年台南府唐赞衮所辑唐景松之诗也。松云轩在上横街，今废。”
但不论是建阳，还是泉州或闽南的其他地区，对台湾刻书的影响，都不如清代福州的南后街。其原因上文已指出，入清以后，福建坊刻的重心和官私刻书一样，也向省城福州转移。清嘉庆、道光之后，福州的刻书业形成了官、私、坊刻全面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还有福州的书坊主迁居台南从事刻书的个案。据谢水顺等撰《福建古代刻书》记载有王兴源，为“福建刻工，道光二十年（1840）在台湾刻官献瑶《官石溪文集初刻》3卷、郑兼才《六亭文集》12卷，书尾均有‘福省王兴源在台湾刊’一行。”而我则怀疑此王兴源，极可能是从福州迁居台南的书坊主，而非刻工。因为，如果仅仅是受雇于人的刻工，在书中雇主（书坊老板）的大名不出现，而只出现个别刻工之名，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如刻于中缝下角的，则又当另作别论）。
更为重要的是，清代全省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在福州，台海最优秀的学者，无论是从事学术交流，还是赴省深造，福州都是首选之地。而这一群体恰恰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界的最高水平。他们对台湾刻书业的影响不容低估。
如台湾嘉义陈震曜，字焕东，号星舟，以博通经传而闻名。在台居家之时，就被凤山知县聘为凤仪书院主讲。嘉庆十五年（1810），以优行贡太学。他先后历任福建建安、闽清、平和等县教谕、陕西宁羌州州同、城固县令等职。道光五年（1825）调省城福州，任鳌峰书院监理一职。因其博通经史，文才出众，被聘为协助修纂《福建通志》。而鳌峰书院藏书丰富，从创建书院以来，就有着编书、刻书的优良传统。故陈震曜在鳌峰书院时，就曾在省城南后街各坊肆“访刻先儒遗书”，得到当地学者的好评。后调任同安县任儒学训导，又倡修《同安县志》。陈震曜的著作有《小沧桑外史》、《风鹤余录》、《海内义门集》、《归田间俗记》和《东海壶杓集》等。连横称其“所著书，皆足资台事，非泛泛也。”道光三十年（1850），陈震曜因病归家。行囊中“唯携书籍古帖十数笥，多为汉、唐石刻”。这些书籍刻本，毫无疑问，应来源于南后街书坊。
因某些偶然原因，一些赴台的学者或官员在台编纂的著作未能在台刊印，而由后来的福建学者为其刊刻出版，地点就在福州，且很有可能就在三坊七巷内。
如金门卢若腾（1599～1664），字闲之，号牧洲。明崇祯十二年（1639）进士。在崇祯朝历官武选司郎中，总京卫武学、浙江宁绍巡海道等职，以犯颜敢谏著称。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立国，下旨征辟，卢若腾单骑赴召。郑成功开府思明，招徕遗老，若腾依之，礼为上客，军国大事，每向其咨询。康熙三年（1664）三月，卢若腾与沈佺期、许吉燝等同舟入台。至澎湖，因病逝世。卢若腾的著作有《留庵文集》26卷，还有《方舆互考》、《与耕堂随笔》、《岛噫诗》、《岛居随录》、《浯洲节烈传》、《印谱》等。“稿多散佚，其同乡林树梅经多方寻求，得数种而刊行。”为卢氏刻印遗著的林树梅，字瘦云，号啸云山人，亦金门人氏。出身将门而习文，曾从高澍然学诗，尤喜刻书。道光十一年（1831），他从同乡某人处得到卢氏《岛居随录》残稿两册，次年又从卢氏侄卢逢时处得到此稿的另一部分，遂于是年将此书校订刊印，并于该年九月成书。此即连横《台湾通史.艺文志》中所据以著录的《岛居随录》2卷本。何以断定此书刊刻于大陆而不是台湾？这与林树梅所刊印的卢若腾的另一部著作即《岛噫诗》有关。此书林氏印本全称为《留庵岛噫诗集》一卷，为铜活字印本，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存。书中有清末福州著名藏书家丁芸的一则题识：“此集仅一卷，道光十二年，林瘦云先生从林君文仪借活字铜板排印，仅印五十部，传本渐少。余从旧书肆觅得之……”文中提到的林文仪，字祖瑜，闽县（今福州）人，是清道光年间以铜活字印书的知名刻书家。林树梅向他借铜板印书，当然只能在福州本地使用，而不太可能借到台湾，由此可以推定与《留庵岛噫诗集》同时刊行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岛居随录》，其刊行地点应就在书坊云集的福州南后街。
侯官周长庚（1847～1892），字莘仲，又字味禅。同治元年（1862）举人，初选任建阳教谕。光绪十年（1884）调任彰化教谕，在台著有《周莘仲广文遗诗》一卷。光绪二十一年（1841）由林纾作序，由福州李宗典出资，刊行于福州南后街。
不管是建阳、福州或是泉州，在版刻技艺方面，传承给台南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图书版本、刻本内容的交流方面，应以福州南后街更胜一筹。
我们知道，清代以洪潮和继成堂为主的泉州书坊，侧重在编刊通书为主，流传到台湾的，也是此类俗书；上文所说的台南松云轩刻坊也是“主要刊印善书、神佛像、诗文集”。而南后街刻本的内容，除了也刊刻这些通俗读物之外，则以经、史和朱子理学等闽学文献为主。如参与承刻闽版官刊大型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张伯行编辑理学丛书《正谊堂全书》；地方文献《重纂福建通志》以及福建名士如孟超然、陈寿祺、梁章钜、林则徐、郭柏苍等人的著述等。南后街书坊因地处省城中心之利，在经、史和闽学文献的刊刻方面比其他地方承担了更多的份额。其原因在于，清代的福州人文荟萃，全省各地包括台湾的最高层次的学者、文人都在此会集。应这一阶层人士的阅读需求，内容也就起到了引领社会潮流的作用。这对台湾的刻书业，以及全省其他地区的刻书业起到了一个正面引导和影响的作用。
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闽籍官员或曾有过仕闽经历的官员，在台传播朱子理学文教活动中，或直接、或间接传播到台湾。如曾历任福建巡抚，清康熙五十年（1711），官台湾、厦门道的陈瑸在台湾府学刊刻《台厦试牍》，又名《海外人文》，是台湾刊刻最早的岁科试卷选刊本，开启了后来台湾学校刻印同类著作的先河。又如曾先后担任闽县知县、福州府海防同知后又赴台任凤山知县的曹谨，字怀朴，道光二十年（1840）升任淡水同知，“莅治五年，日以兴文教，崇实学，为淡人士倡。朔望必诣明伦堂，宣讲圣谕”，又在明伦堂“刊《孝经》、《小学》，付蒙塾习诵。公余之暇，每引诸生课试，分奖花红”。由此促进了“淡之文风自是盛”。侯官人氏刘家谋，于道光年间任台湾府学训导，先后于道光二十八（1848）、二十九年（1849）和三十年（1850），在海东书院选录书院诸生课试之文编为《东瀛试牍》初集、二集、三集，逐年刊行。曾任福建巡抚的叶世倬，嘉庆二十五年（1820）赴任台湾巡道，在台南海东书院“重刊朱子《小学》，统郡士而励以必读。见圣庙书籍残缺，购置多部以补之。”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载，清人得台之后，在各地推行教育，“四民之子，凡年七八皆入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这些推行童蒙教育的课本，显然应由台湾当地出版印刷。
从以上所述闽台刻书源流中，可以看出，台湾的刻书是福建刻书在清代的传承与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其一脉相承之处。
闽台刊刻经、史，朱子理学等闽学文献的传统之所以能得以传承和保持，与清初的统治者所提倡的以闽学治台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康熙年间名宦陈瑸在台湾府儒学首建朱子祠，他在《新建台湾朱子祠记》中说：“自孔孟而后，正学失传，斯道不绝如线，朱子剖晰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他希望台湾学子“切己精察，实力躬行”，从而使朱子的思想和精神能“周流海外”，这是他建朱子祠的主要目的。邓传安则坚持“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而台湾刻书传承内地刊刻闽学文献的传统，正是“八闽之所同”在刻书这一领域的合理延伸。
从台湾学校和书院的教材来看，清康熙年间，台湾知府蒋毓英兴学即要求学生在教材上“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四子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得名于朱熹为这四部儒学经典作注，下称“且读朱注”，指的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应该说，内容较为深奥的朱子学著作，在台湾早期的刻书业中，品种和数量均不多，缺口部分，主要还是来自福建内地的支援，或从内地调拨，或从内地购买，体现了内地刻书与台湾刻书的互补与互动。
如道光六年（1826），福建巡抚孙尔准巡视台湾，从福州鳌峰书院调拨了45种166部图书给台湾仰山书院。从这一时期福建刻书中心已在福州来看，这些书应大部分出自南后街所刻印。从内容来看，其中以朱子理学的著作，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黄幹、真德秀、熊禾等理学家的著作为主。这些著作，既是台湾书院藏书构成的主体，也是台湾刻书业刊行闽学著作的重要底本，也由此促进了台湾书院的藏书建设和朱子理学的传播。
综上所述，以台南书坊为代表的台湾刻书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以福建刻书业由海西向海东跨越的历史，是福建刻书业从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得以确立之后，在台海的一种延续和发展。这种跨越表现为，跨海而来的福建官员和学者，以及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书坊主和来自福建的刻工的共同努力，成为台湾刻书业成功的关键；福建刻书业的成功经验在台湾刻书的兴起中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主导作用。而其中，福州南后街刻书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不可小视，还仍有待于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