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创作《茶馆》时，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工、农、商、学、兵等各界群众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标志了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完成。，包括茶馆在内的众多私营性质的小饭庄、连家铺等，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合并改建为国营茶庄和合作食堂，茶馆数量在逐步减少，功能也日趋单一。老舍显然是抱着一种相当惋惜的态度去追忆大茶馆当年的盛况的，起笔便说“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那么，为何会有这种“思古之幽情”呢？因为当年的大茶馆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里面有歇腿喝茶、提笼架鸟、无事闲聊的，也有保媒拉纤、商议事情和调解纠纷的。可以看到，老舍笔下的大茶馆融汇了日常生活的多种功能依据衣俊卿先生对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参见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6页。，包括日常消费活动（如喝茶吃饭）、日常交往活动（如闲聊饶舌）和日常观念活动（如“文化交流”）等。相对于“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大规模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14—16页。，茶馆所承载的这种日常生活，虽然有着重复性、凝固性，但它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是具有自然性和自在性的个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和公众事件影响；同时，日常生活主体之间由于重复性而生成的一种熟稔关系，也使得这些日常行为变得亲近和舒适，让人心生愉悦，“充满安全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20页。。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因素为基本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因素为立根基础”同上，第257页。的，而这些因素都和文化元素相契合。因此，茶馆更是一个凝结了传统文化自在形式的场所。
这些特质，对于5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政治神经高度紧绷状态的老舍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蛊惑。因为匮乏，所以追念，我们也因此能在《茶馆》的第一幕中看到一个以一种惋惜、甚至是留恋笔调复现的老北京的茶馆景象。那些茶客们或闲聊，或游戏，或买卖交易，或交流信息，言行举止间都透出了一种老北京特有的情致和兴味。比如松二爷、常四爷刚进茶馆后，待茶沏好，他们“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又互相让茶“您喝这个”，精通生意经的王利发更是左右逢源的“礼仪大全”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47页。，让人心生亲切之感，这些都是出生在首善之区的老北京人讲究礼节的典型表现；在面对着周遭愈来愈多的洋玩意儿的时候，常四爷感慨说：“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这既是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表白，也是老北京人讲究礼仪和“体面”的重要证据。及至松二爷和常四爷被吴、宋两位暗探抓走，松二爷还惦记着他的小黄鸟儿，嘱咐王掌柜“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老北京人生活艺术化的闲逸情调已经毫末毕现。茶馆作为氤氲着老北京人这些礼仪风度的所在，已经成为形塑北京人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化出，透过这幕栩栩如生的老《茶馆》，我们也看到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的复苏。
当然这还只是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茶馆的一个方面，在第一幕的舞台说明中，我们还看到了“莫谈国事”的纸条，这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也不妨理解为是老舍的有意为之，将茶馆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形态和国家大政区隔开来。所以在第一幕中，才会有黄胖子这样的人物，调解纠纷，平息争端，而且他有自己的原则：“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情，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这就暗示出茶馆不仅能给人精神愉悦和文化追忆，它还是民间社会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游戏规则的场域，能够达至国家权力无法渗透的边边角角，黄胖子解决了一只家鸽的纠纷就是明证。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对于茶馆这种自成一体的规则当然了然于胸，但作为一个已经在50年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历练了几年的体制中人，他更知道这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危险。所以，似乎是为了要平衡第一幕中茶馆的“放肆”状态，老舍在其后的两幕中明显收起了笔触。
第二幕启，老茶馆的悠游气氛和老北京的精气神儿已经不见了踪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改良后的茶馆，老茶馆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老茶馆所承载的那些日常生活形态也不见了踪影。第二幕一开始，我们就听到茶馆的老伙计李三的抱怨：“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句台词虽然广受称道，认为体现了老舍写活老百姓语言的功力，但如果细究起来，这种对于当时政局动荡更迭和政治改革的颇有见地的抱怨（包括紧随其后李三对于皇帝退位、袁世凯做皇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评价），会出自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茶馆的老伙计之口，已经泄露出老舍急于将政治讯息透过人物之口表达出来的用心。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短短一段时间中，难民的央告、乱兵的砸抢、巡警和侦探的敲诈轮番上阵，对茶馆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侵扰。对于此点，老舍曾给过这样的解释，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剧作全集》，第593页。。人物转换和矛盾凸显的节奏之快，确实能够烘托出整个军阀混战时期兵荒马乱的气氛，但这种将矛盾压缩、集中化地处理，也使得茶馆失去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应有节奏，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吸尽了它本该呈现的个人化的生活情态，呈现出的是压在市井小民身上的重重苦难。
到了第三幕，茶馆俨然成为一个群魔乱舞的政治闹剧的舞台。先是小丁宝和王利发的对话，侧面揭示出国民党四处敛财、没收“逆产”的行径，然后是小刘麻子依靠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势力要成立倒卖妇女的“花花联合公司”，接下来则是三皇道要登基当皇上，国民党特务镇压罢课的学生和老师等。这些颇具戏剧化的情节，显然旨在强调40年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的荒谬与腐败。如此似乎还嫌不够，老舍还直接借用剧中人物（周秀花和大傻杨的数来宝）之口，说出“想要活命得上西山”、“好八路，得人心”这般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台词。这样直白的台词，几乎让《茶馆》再次沦为歌颂新政权的活报剧，而掌柜的王利发在剧终的上吊自尽情节的设计，则让试图寻找艺术突破的《茶馆》最终陷入“颂歌”文本的境地。依照老舍在剧作开始时的人物设计，王利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非常精明、世故，是一个善于变通的茶馆老板，即便遭遇了茶馆即将被霸占的变故，在没有选择任何“变通”的情形下直接选择了自杀这种过激行为，似乎也显得过于突然，和王利发一向的处世原则颇有差距。老舍的这种处理无非是想借王利发被逼上绝路来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但这种突发性、极端性的事件，实际上只能是再次破坏了茶馆本身的日常生活法则，让老舍心心念念的“茶馆”难回“日常”。
四、结语
可以看到，不论是《龙须沟》直接呈现出的“社会主义茶馆”，还是《茶馆》将其由一个日常生活空间变成时代政治讯息的展示场，以至于两部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老舍的一种身份焦虑，即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和试图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两种身份之间的龃龉与冲撞。一方面，“老北京人”是老舍的人格底色，是老舍“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人生经历涵泳养成的，是和老舍的精神气质、性格秉性密不可分的，更是塑成老舍业已成型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世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受到新政府的“礼遇”进入体制内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焦虑，又一直纠结于老舍的内心。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新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一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老舍这种“搞通思想”、希望尽快脱胎换骨的焦虑感：“要搞通思想，非参加政治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生偏差的……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发表在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给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中，老舍进一步表态说：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挡住我的进步”，这样“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在1953年反思创作《春华秋实》的过程中，老舍更直白地表达出对自己没有跟上时代的担心，唯恐被别人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老舍：《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老舍剧作全集》，第315页。这些都一再表明老舍对于摆脱“旧我”、成为“新人”的心存焦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异常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中，置身体制内的老舍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态度，刻意去彰显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做政策的传声筒的一面，但“老北京人”的精神印记却时常会浮现出来，尤其是在自己的艺术实践遭遇困境，外界环境一度宽松的时段，“旧我”与“新人”之间的纠葛就会愈加频繁。
茶馆作为一种老北京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承载和涵养了老北京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所以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才会对茶馆情有独钟，但同时，成长于民间社会的茶馆所具有的内在规则，又常常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自成一体，这就使得老舍笔下的“茶馆”场景格外复杂。陷入苦闷中的老舍既常常留恋茶馆中那些闲云野鹤、讲究礼仪和气度的老北京人，又对茶馆的自成一体有所担心，所以常常对笔下的茶馆加以“社会主义式”的改造，删去不符合主流规范的部分，凸显“时代特色”。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势必会导致文本的内在断裂和紧张，这也使得老舍陷入到愈加的痛苦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和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要求的复杂纠结，一直贯穿了1949年后老舍的精神历程，是老舍饱受煎熬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心灵的搏斗，也使得他的创作拥有了异常丰富的意义层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