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呈现出由整治龙须沟是否给沟两岸的老百姓带来幸福生活，则成为老舍在剧中（至少是前面两幕）着意渲染的部分。剧作第一幕，程疯子疯疯癫癫唱出“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其实可以看作老舍对于“新北京”的一种期望和愿景，能够让老百姓安稳踏实地过上好日子，仍旧是老舍心中衡量“新北京”或者说“新政权”的重要标准。而且，在前两幕中，政治积极分子的赵大爷和政治上不甚积极的王大妈、丁四、程疯子之间围绕着“新政府”之间的对话、辩驳出现了多次。比如第二幕第一场，程疯子念着被龙须沟淹死的小妞，追问政府能不能修沟，赵大爷说，“咱们的政府是好政府，一定忘不了咱们，一定给咱们修沟”；第三场，丁四向赵大爷埋怨政府还没有来修沟，说：“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我倒要看看，给人民办事不办！”赵大爷则立马跟他打赌，当听到工程队已经进驻龙须沟的消息后，赵大爷立即表示说：“你我是人民，政府爱人民，为人民来修沟。”王大妈们对于“新政府”的谨慎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老舍内心对于新政权认知过程中的那些犹疑和顾虑的反映，这些都可以说明老舍在创作中并没有盲目地去歌功颂德，还是以“新北京”和“新政府”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好生活为标准。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老舍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在他由认可“新北京”继而认可“新政府”的心理过程中，新政府对他的种种“礼遇”老舍回国后不久，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拥有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也让他有了深深的“知遇之恩”，用剧中赵大爷的一句台词，就是“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伦理观念，让老舍对于新政府的回馈更为积极，甚至可以“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剧作全集》，第174页。。老舍自己说，创作《龙须沟》是他写作经验中的“最大的冒险”，因为《龙须沟》前后历时两个月创作完成后，现实中的治理龙须沟工程尚还在进行中，最后一场“龙须沟的新沟落成，修了马路”，小杂院变得“十分清洁”，尤其是“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充满了一种乌托邦意味。程疯子最后一段唱词“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则完全是老舍对于“新北京”和“新政府”一腔热忱的美好想象。
尤其值得注意是，在《龙须沟》中，还出现了“茶馆”的场景。第三幕第一场就发生在解放后龙须沟的一个小茶馆——三元茶馆中，这显然是龙须沟一带规格较低的小茶馆，卖茶也兼卖酒、菜和“低级香烟”。有意味的是，老舍并没有花任何笔墨去呈现这个小茶馆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密切关联，而是压缩乃至完全删去茶馆的日常生活世界，借助一个突发性事件，将这个小茶馆变成了一个政治教育的课堂。从茶馆的掌柜开始，这个茶馆课堂就定下了说教的基调：“也就是搁在现而今哪，要是在解放以前，别说下雨，就是淹死、砸死也没人管哪！”当遭了暴雨的老街坊们被转移到茶馆时，警察便开始组织他们齐聚一堂，向有些不理解的老百姓做起了说服工作。作为政策代言人的赵大爷此时又开始发挥说教作用，“修沟出了点毛病，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我活六十多岁了，没有见过”，“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在赵大爷的劝谕下，程疯子、娘子、丁四嫂等人，都积极地加入到了感念新政府的行列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丁四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解放前的三轮车夫，在解放之后他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生计问题——即转行。北京市在1949年就已经出台了对于三轮车夫、洋车夫改行的相关文件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轮车夫和洋车夫生活问题的处理意见向刘少奇的请示报告（1949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918页。，对于丁四而言，这无疑是断了谋生之路，所以他对新政府一直心存芥蒂，这在第二幕第三场他和赵大爷的对话中即可见出。在赵大爷的劝说下，他参加了修沟，但心里还是觉得别扭，对政府的态度会经常反复。但就在这个茶馆中，丁四反复的性格得到了校正和规训，而校正他的对象正是新政府的化身——警察，在警察同志的一句“丁四哥，这一夜可够你受的”抚慰中，正在闹情绪的丁四突然之间有了觉醒：“同志，就凭您亲自把二嘎子背回来，您叫我干吗，我干吗！”并且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反复不定的丁四了，他变成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新北京”的工人。这种性格上的大转变，只能归结于“社会主义茶馆”的说教气氛。
由此看来，整部《龙须沟》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断裂感的。如果说，从最初写作的出发点来说，老舍还是基于一个“老北京人”看到“新北京”的感动，油然而生对于“新政府”的感谢的话，那么到了戏的最后一幕，“社会主义茶馆”的场景以及最后充满乌托邦意味的政治想象，则标志了老舍开始主动摒弃掉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眼光和趣味，尤其是舍去茶馆的日常生活功能，让其成为一个充满着政治劝谕意味的“社会主义茶馆”，已经呈现出他对于新政权主动迎合的姿态。1951年年底，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开表彰话剧《龙须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显然是新政权对于老舍一种新的身份命名，它在相当程度上规约了此后老舍力图脱胎换骨、争当社会主义新人的心路历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就此销声匿迹，它只是作为一种潜隐的人格蛰伏在老舍的心灵深处，等待着合适时机破土而出。
三、《茶馆》：难回日常
《龙须沟》之后，老舍连续创作了反映“三反”运动的《生日》（1952）、反映“五反”运动的《春华秋实》（1953）、反映青年工人生活的《青年突击队》（1955）和反映“肃反”运动的《西望长安》（1956）等多部话剧。“政治热情激动了创作热情”老舍：《生活，学习，工作》，《老舍文集》第14卷，第328页。，老舍就如同一个勤恳的劳模，在新社会的洪流中不断地追赶着时代，配合着政治。相比较其他作家，老舍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产作家，但问题是，他显然并不满意这些作品。
很多论者都提到老舍创作《茶馆》前经历的那场反思，其中既有当时“双百”方针时期文艺界短暂的“小阳春”气候的鼓励，更有老舍以一个作家的艺术直觉对于1949年后创作的痛苦反思，包括1956—1957年间由对《西望长安》的讽刺不够而写下的《什么是幽默》、《谈讽刺》、《论悲剧》等文章，这可以说标志了老舍作为一个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他开始思索着如何突破目前的艺术困境。我们应该还记得30年代，当老舍经历了《猫城记》、《大明湖》的双双失败之后，他决定下一部作品“求救于北平”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文集》第15卷，第191页。，于是才有了《离婚》的成功，可见，北京是他艺术灵感的直接来源。时隔二十年后，面对自身的创作困境，老舍再次转向了北京，在他新中国成立后能够数得上的精品中，《茶馆》和《正红旗下》都无一例外借助了老舍既有的北京资源，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潜在人格也在渐渐复苏。
《茶馆》幕启，就是一派老北京茶馆的盎然气氛：
“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