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言
刘诚言，襄樊学院文学院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济南即将沦陷，老舍毅然抛妻别子，来到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老舍自1937年11月18日到达武汉，至1938年7月30日离开，其间从事抗日的文学创作、文学组织和宣传活动，尽管仅有八个多月，然而，在这并不太长的时间里，革命的抗日洪流却成就了一个新的老舍。老舍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时期，“武汉时期”则是他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
老舍到武汉之前，他的重要时期有三个，一是北京的“成长时期”（1899—1924），二是伦敦的“外教时期”（1924—1929），三是山东的“成名时期”（1930—1937）。在这三个时期里，老舍的生活内容很单纯，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读书”“教书”“写作”；主要活动的地方也很简单，也是六个字“北京”“伦敦”“山东”。
所以说，这时的老舍“没有统领全国性文艺组织的经历，没有写过通俗文艺，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以为这就是老舍的“三无”。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来到武汉的老舍，他以上的一切，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武汉，对于老舍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特大的熔炉。在这个新天地和大熔炉里，老舍开阔了视野，受到了洗礼，得到了历练，从而造就了一个新的老舍。一个新老舍的诞生，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获得成功的。
一、主持“文协”工作展示领导才干
1938年３月27日，在当时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的武汉，数百名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庆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文艺家团体。老舍在整个“文协”
活动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第一，在“文协”筹备与成立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要筹备成立“文协”，在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当时，首先就要物色好它的“中心人物”，而确定老舍为负责人，这是“文协”的一个正确选择。
1938年初，“文协”的筹备工作在武汉正式开始，老舍也受邀参与了筹建活动。关于由谁来主持“文协”工作的问题：国民党方面既难以推举出能孚众望的作家，同时又绝对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可能推荐的任何“左翼”作家人选。在这样的背景下，毫无党派色彩的老舍就获得了国共双方的一致认可。他历来无党无派，作品也在文坛享有盛誉，人品亦无可挑剔，就这样，老舍被推到了“文协”的中心位置。
对这段历史，左翼作家萧伯青曾回忆说：“那时，我正由党组织的指派和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要成立了，由谁去主持，这是领导权问题：我和乃超同志商量，决定推荐老舍主持‘文协’。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也同意。”帅彦：《乱世浮生》，中华书局，2007年。通过慎重的商议之后，老舍被确定为“文协”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此后，老舍在“文协”从组建到成立后的整个过程中，他的领导才干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要筹备成立“文协”，就要做好“筹备组织”、“会议内容与地点”等方面的准备。
“文协”成立，大致经历了临时筹备、正式筹备和正式成立三个阶段，其间老舍参加了多次临时筹备会议，包括两次非正式的“酒会”，并被推举为正式筹备委员会成员。筹备期间他还参与起草了《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的公函》和《大会成立宣言》。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紧张工作后，“文协”成立的相关事宜很快就确定了于志恭：《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人民网，2010年11月6日。。
要筹备成立“文协”，就要做好成立大会有足够的与会人员的准备，有完整、充实的会议议程等方面的安排，务求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文协”成立大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老舍是主席团的成员。通过“文协”筹备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参加会议的正式与会代表有97人，连同参加会议人员共达500余人，这在急剧动荡的战乱时期，应该算是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热烈而隆重的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武汉三镇的一百多万市民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并成为全国的重大新闻。
会议议程也相当周全、充实，主要议程包括：选举产生了郭沫若、茅盾、冯乃超、胡风、田汉、老舍等45人的理事会，周恩来等人为名誉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由老舍参与起草并宣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等文件，发表了《告全世界文艺家书》、《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给前线抗敌将士的致敬电》等。《简章》确定协会的宗旨在于“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的权益”。这一切表明，“文协”成立大会的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文协”是一个可以带领全国文艺家走向抗战胜利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组织。
在成立大会的间隙，老舍朗诵了他的最新诗作《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表现了他的豪迈气概与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第二，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紧接着，4月4日在武昌福音堂，在冯玉祥接待周恩来的客厅“文协”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老舍作为筹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于志恭：《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从“文协”成立直到抗战胜利的7年间，老舍连选连任，始终担任总会的总负责人的工作。
老舍在“文协”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坚持写“会务报告”，而每篇“会务报告”都刊登在每周一期的《抗战文艺》上。“会务报告”记录得非常详细，包括会员怎么发展、分会怎么建立，《抗战文艺》怎么出版，各种活动怎么展开等等，会务报告的起草人以及在理事会上的报告人都是老舍。在主持“文协”工作期间，老舍的“会务报告”一共写了二十五篇，文字总共达到了三万多字，从1938年一直写到1942年，这成为“文协”乃至中国文艺界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老舍在“文协”的另一个日常工作，就是坚持出版“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因为老舍除任总务部主任外，还任出版部的副主任，姚蓬子为主任）《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了71期，是唯一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发展分会与发展会员。
要使“文协”真正成为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就必须注重在全国发展分会、发展会员。
在老舍的关注之下，当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文协”的分会。第一年就扩展到了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徐州、西安、宜昌，第二年又延伸到了贵阳、桂林、曲江、嘉定、北碚，以后又扩展到了晋东南、兰州、榆林等地。当时，“文协”发展会员也非常普遍，可以说会员遍及全国。这使得“文协”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唯一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
1939年6月，老舍还利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的机会，近半年之中，行程近两万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凡所到有“文协”分会组织的地方，他都要深入细致地了解那里“文协”工作的开展情况，做好记录，写成文章，最后向有关方面汇报。比如1939年，老舍访问延安之后，9月16日在榆林，就写了一封以《关于“文协”工作》为题、长达2800字的信给在延安的周扬，通报了“文协”总部及全国各分会抗战文艺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情况。（载1940年2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六期）
第四，组织“文协”各种对内对外活动。
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文协”做到了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召开各式各样的会议，比如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新歌剧改进问题座谈会、以《抗战文艺》为主题的出版工作座谈会、民族座谈会、报告文学座谈会等等；还有给外国作家或者各地来的作家，召开的欢迎会，比如，老舍在汉口举行欢迎会，并作为主席招待英国作家阿特丽女士；哪个地方又新成立了分会，以及“文协”每次开展的活动，“文协”都有详细记载，同时报纸上也有报道。
据统计，仅就老舍任职的1938年5月这一个月内，他所做的事情就有：（1）参加了第一、第二次理事会；（2）在“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上发表了5份“会务报告”，并向“文协”会员汇报了各项工作的运作情况；（3）先后两次主持“文协”召开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4）代表“文协”，两次参加了“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联合会”筹备会；（5）在“新歌剧改进问题座谈会”上发言；（6）与茅盾、郁达夫、夏衍等十余位作家一起，签名发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谴责周作人背叛民族的行径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由此可见，老舍在“文协”里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充分释放出了他蕴蓄已久的社会活动能量与运筹才干，其工作负荷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文协”大大小小的负责人，没有一个是脱产的，全部都是业余奉献，全部不拿工资。“文协”共设总务、组织、研究、出版四个部（组），每个部（组）都设有干事，除总务部驻会干事（萧伯青）每月有30元车马费的补贴外，由老舍带头，所有主任、副主任、干事一律义务工作。
第五，为“文协”筹集活动经费。
当时“文协”的经费极为匮乏，据“文协”驻会干事萧伯青回忆：“当时文协经费的来源有三，（一）会员交纳的会费，（二）私人特别捐赠，（三）中宣部和教育部的补助。”舒济：《老舍和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
“文协”一年的收入大概是2000多元，其中教育部给200元，中宣部给500元，政治部给500元，会员每人每年1至5元会费，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捐赠，加起来是2000余元。（其余所有史料都认为其收入是1200元，原因是他们没有计入会员交纳的会费与私人捐赠——笔者）当时，出版三个刊物（《抗战文艺》、《抗战画刊》和《抗到底》）是最重要的，费用在700元左右，然后给各个会员邮寄这些刊物的费用在200元左右。剩下的钱，作为办公和开展各种活动的开支。
对于“文协”的工作，老舍曾经回忆说：“（‘文协’）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余元。债必偿，事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老舍为赴国难忍痛离别娇妻幼子》，中国网，2009年1月23日。经费捉襟见肘，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压缩酬劳，甚至“吝啬”到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七年中为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老舍不得不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到有关部门坐索。有一次，眼看《抗战文艺》该出版了，老舍直奔姚蓬子在汉口交通路的家中。一进门，老舍便道：“我给各位请安了！”接着便提到“缺钱”，姚蓬子推脱不得，就硬着头皮答应“给”，老舍还不放心，说：“咱们击掌为定吧！”“啪”，就这样算是订下了“合同”朗云、苏雷：《老舍传——沉重的谢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版。。老舍的朋友以群曾回忆说：“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舒济：《老舍和朋友们》。据萧伯青回忆，老舍就曾亲自带他到教育部会计室去领过补助费。
老舍是“文协”的主要负责人，他为“文协”在艰苦环境下的运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协”也为老舍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他领导才华的平台，让他在大风大浪里学会了驾驭全局，在党派纷争中学会了穿梭运作，在身处塔尖时学会了更加谦虚地做“公仆”，正如他在“文协”成立时《入会誓词》里说的：“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事实上老舍做到了：在“文协”成立大会上，他总是坐在不起眼的地方，毫不张扬；照相，他站在最后一排，致使在“文协”的“全家福”里，我们几乎发现不了老舍，连舒乙也只能看见他父亲的“半个脸”；来宾索取名人题字，他总是称自己的字写得不好而婉拒。
老舍总是不显山不露水，任劳任怨，默默地做事。这就是堂堂“文协”负责人老舍的做人与办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