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其实是在我送走马以前，英格丽·林斯特龙从她恩乔罗的农场过来，陪我待上一小段时间。这是英格丽表示友好的举动，因为让她离开自己的农场是很难的。她丈夫为了赚钱偿清他们在恩乔罗的土地，接受了坦噶尼喀一家大剑麻公司的工作，当时正在两千尺的高地上挥汗如雨，就像是英格丽为了农场的利益，把他以奴隶的身份租出去了一样。因此，那段时间里英格丽独自打理农场，她扩建了自己的家禽场和果菜园，买了猪仔和几窝小火鸡，这些让她几乎脱不开身，走开几天都不行。但为了我，她把一切丢给凯莫萨全权负责，冲到我的身边来，就像跑来帮助一个家里失火的朋友，而且这次她没带上凯莫萨，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法拉是件好事。英格丽凭借她巨大的力量，一种宇宙基本元素本身的力量，打心眼里理解和明白，让一个女农人交出她的农场并弃它而去是种怎样的感觉。
英格丽和我在一起时，我们既不谈过去也不谈未来，甚至不提任何朋友和熟人的名字，我们把眼前的灾难屏蔽在外。我们一起从农场的一处走到下一处，经过每个地方，一个接一个地说出它们的名字，像是在精神上盘点我的损失，又像是英格丽在以我的名义收集材料，撰写摆在命运面前的一纸诉状。英格丽的自身经验很清楚地告诉她，其实没有这么一张可供哭诉的纸，但这个想法仍是女人营役谋生的一种安慰。
我们走到牛栏，坐在栅栏上，在牛走进来的时候挨个数头数。我不发一言，只是向英格丽指着它们—“这些公牛”，然后她也不发一言地回应—“是，这些公牛”，然后把它们记在她的诉状上。我们绕去马厩里喂马吃糖，它们吃完后，我伸出黏糊糊沾满唾液的手掌给英格丽看，然后喊“这些马”。英格丽费力地叹息一声—“是，这些马”，然后记下来。在我河边的花园里，她不能接受我就这么把这些从欧洲带来的植物丢下，她为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遗憾地搓着双手，后来还再次提起它们，好像她在考虑用什么方案安排我带走它们。
很多个下午，我们都在对着一小群在草坪上吃草的本地牛沉思。我重头清点了一遍它们的年龄、特征和产奶量，英格丽为这些数字叹息尖叫，就好像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肉体伤害。她一头头地仔细检查了它们，不是以交易的角度—我的牛都要留给仆人，仅仅是为了权衡估量我的损失。她依恋香甜软弱的牛犊，为了给自家农场搞到几头有犊的母牛，她经历过长期的斗争。现在不为任何原因，也并非出自她的本意，她用深沉狂怒的眼神谴责我抛弃牛犊的行为。
我相信，一个男人若走在丧亲朋友身边，自己的脑海里却一直在重复“谢天谢地不是我”的话，他会觉得自责，会尝试抑制这种感觉。但在两个女性密友之间则是另一回事，一人会对另一人的悲痛展现出她深切的同感。幸运的那位理所当然会一直在自己的心里重复同一句话：“谢天谢地不是我。”这非但不会在两人之间挑起反感，反而会让她们更加亲密，给原有的虚礼客套带上切身体会。我总结出，男人没法轻易和气地嫉妒或压倒对手，而新娘却可以天经地义地风头盖过伴娘，月子期间的访客也可以天经地义地嫉妒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一方会在这种时候觉得低人一等。一个丧子的女人可能会把自家小孩的衣服拿给朋友看，清楚地意识到朋友在心里重复着：“谢天谢地不是我。”但这两人都会认为这再自然恰当不过了。英格丽和我就是这样。我们走过我的农场时，我知道她心里在想着自己的农场，庆幸自己的运气，因为农场还属于她，并且她在用尽全力地把控它，我们对此都心照不宣。抛开旧卡其外套和裤子的外表，我们实际上是一对神话中的女性，分别以幸运的白衣和不幸的黑衣蔽体，我们是一个整体，都只是非洲农夫生活的魔仆。
几天后英格丽告别我，坐火车回恩乔罗。
我再没有马可骑，散步也因为没有狗的陪伴变得异常沉寂安静，但我还有车，我很高兴车还在，因为这几个月里我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家佃农的命运沉重地压在我心上，因为买下农场的人计划砍掉咖啡树，把土地分割作为建筑用地出售，他们就不再需要佃农了。交易刚一结束，他们就给佃农六个月的期限搬出农场。这一决定在佃农看来既意外又让人困惑，因为他们一直活在错觉里，认为土地本就属于自己。很多人在农场出生，还有人在孩提时就随着父辈来到这里。
佃农们知道，为了留在土地上，他们必须每年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作为报酬，他们每三十天收到十二先令，这些账目都放在农场的办公室里。他们也知道必须向政府交草棚税，每座草棚十二先令，对一个在世上除了两三座草棚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负—草棚的数量取决于他的妻子数目，基库尤丈夫必须给每个妻子备好属于她自己的草棚。我的佃农们会时不时因为冒犯举动而被威胁赶出农场，所以他们一定也在某种程度上觉察到了，自己的地位并不完全稳固。他们很不喜欢草棚税，我在农场上帮政府收税时，他们给我找了很多麻烦，让我听大堆的抱怨唠叨。但他们还是把这些东西都看做生活中寻常的酸甜苦辣，从没有放弃希望，坚信有朝一日能躲开它们。他们没有想过，世上可能潜藏着一条针对他们所有人的普适原则，时候到了，它会以致命、压倒性的方式现出原形。他们一度决定把农场新主人的决策看做一个妖怪，看做他们可以勇敢忽视的东西。
在某些方面，我不是说全部，白人在土著头脑里占据的位置就像上帝这一概念在白人头脑里占据的位置一样。我有过一份印度木材商草拟的合同，里面包含这样的文字：“上帝的作为。”我对这一表述不熟悉，草拟合同的律师努力为我解释。
“不对，不对，夫人，”他说，“你没有真正理解这条款的意思。‘上帝的作为’是完全不可预见，也不合规则或不合道理的东西。”
最后，要搬迁的事实让佃农们黑压压地聚到我家。他们觉得这个威胁是我离开农场的后果—我个人的坏运气波及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并没有责怪我，因为我们之间已经谈开了，他们只是问我，他们该去哪里。
出于多种原因，我发现自己很难回答他们。根据法律，土著自己不能买地，而且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农场足够大，能够收容他们做佃农。我告诉他们，我在咨询这件事时听说，他们必须去基库尤保护区里找块地。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又严肃地问我，保留地里有足够大的闲置土地让所有人都带着牛群搬过去吗？然后，他们继续问，他们所有人都肯定能在同一块位置找到土地吗？这样农场上的人还能待在一起，他们不想分开。
我很惊讶他们会这么坚决地要待在一起，因为农场上的他们很难和平相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好话。但是他们都来了，神气活现的大牛主比如卡太古、卡尼奴和马武盖，几乎是手拉着手来的。和这二人一道来的还有低下的没产业的土地劳工，比如瓦维路和乔塔，他们连一只山羊都没有，但他们都抱有同样的精神，下定决心要像留住自己的牛一样把每一个人留住。我觉得他们不只是来向我要一块住地，他们是在向我索要他们的存在。
你从这些人手上夺走的不止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故土，这也是他们的过往、他们的根和身份。如果你把他们一直看在眼里、并且预期未来也能看到的东西夺走，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挖去了他们的眼睛。落叶归根对原始民族比文明人更为适用，动物同样会走很远的路回家，经历困难险阻，回到熟悉的环境中找回失落的身份。
马赛人被迫迁出他们的故土—铁路沿线以北，搬到现在的马赛保留地时，他们把山、平原和河流的名字也一并带来，用它们再次命名了新土地上的山、平原和河流。这对旅客来说十分困扰。马赛人把他们被切断的根脉像草药一样随身携带，他们试着在背井离乡时也能通过某种配方来留住过往。
现在，我的佃农们互相依恋也是出于同样的自保本能。如果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必须在身边保留知道这片土地的人，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么接下来的几年，他们还能继续谈论农场的地理和历史，一个人忘记的，另一个人仍会提醒。事实上，他们感觉到灭族的耻辱正降临到他们身上。
“去吧，穆萨布，”他们对我说，“帮我们去找塞利卡利，让他们同意我们带上所有的牛搬到新地方，还有，在那里我们必须全部人待在一起。”
之后我就开始了一段长途朝圣，或者说是乞讨之旅，这件事完全占据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
在基库尤人的差使下，我先是去找了内罗毕和基安布的地区委员们，然后去找土著事务部和土地局，最后去找总督约瑟夫·伯恩爵士，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个人，因为他刚从英格兰过来。最后我都忘记了东奔西走的初衷，整个人就像被潮水里里外外冲刷了一样。有时我不得不在内罗毕待上一整天，或是同一天里过去两三次。我回来时，家旁边总有几个佃农站在那里，但他们从不问我进度如何，他们在那里看着只是为了与我交流，以某种土著、魔法、耐力为我打气。
政府官员都是耐心亲切的人。这件棘手的事也不是他们造成的：要想在基库尤保留地找到一大块闲置土地安置所有人和他们的牛，的确是一件难事。
大多数官员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长时间，非常了解土著。他们只会隐晦地建议，让基库尤人卖掉一些牲畜来应对。但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基库尤人也不会答应，而且若是让他们带着畜群去了一块不够大的地方，未来的几年内他们会给保留地的邻居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到时问题还要留给其他地区委员处理。
当我们谈到佃农的第二项请求，也就是他们要全部人待在一起时，权力部门的人说那完全没有实际必要。
“哦，这不需要实际理由，”我想，“我们这些最卑微的乞丐总是免不了最悲惨的事。”—如此等等。我这一辈子都坚信，你可以根据想象中人们对待李尔王的态度，来为他们分门别类。你没法和李尔王理论，你同样也不能和一个老基库尤人理论，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个人诸多要求，但他是个王。没错，非洲土著没有把自己的国家拱手献给白人，所以情况在某些方面与老国王和他的女儿们不同。白人作为保护国接管了这个国家。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不久以前，日期我们都还记得，这个国家的土著无可争辩地拥有他们的土地，从没有听说过什么白人和白人的法律。在他们存在的普遍不安中，只有土地对他们仍是坚定不移的。他们中有些人被奴隶贸易掳走后，在奴隶市场上出售，但也有人一直留在这里。那些被掳走的人被流放他国，被整个东方世界奴役，他会盼望回到高地，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土地。苍老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和苍老黑色眼睛的大象，二者很像，你看到他们立在大地上，有种沉重的印象，好像在他们模糊的头脑里，世界被缓缓聚集堆积成型。他们具有土地的一切特性。可能土著和大象都对身边上演的一切巨大变化感到迷茫，他可能会问你，他这是在哪儿，你只能用肯特伯爵的话回答他：“在你自己的王国里，陛下。”
最后，就在我开始觉得要一辈子往返于内罗毕和政府官员继续交涉时，我突然得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政府同意拨出达戈莱蒂森林保护区的一块地给我农场的佃农。他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居住地，离他们的老地方也不远，农场消失后他们仍可以作为一个社区，保留自己的面貌和名字。
这一决议在农场上得到了深沉无声的情绪反应。你没法从基库尤人脸上看出，他们是一直都对能解决这一问题深信不疑呢，还是他们早就对它绝望了？这件事才刚解决，他们立刻开始了其他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复杂请求和主张，都被我拒绝了。他们还继续留在我家旁边，以新奇的方式看着我。土著对运气有这么一种感觉和信心，觉得一件事成功后，他们马上开始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会留在农场上。
至于我自己，解决了土著的命运问题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抚慰。我少有这么满足过。
两三天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我在这国家的使命已经结束，是时候离开了。农场的咖啡收割已经完成，磨坊静立，房子空了，佃农也得到了土地。雨季过去了，平原和山里的新草都已经长得很高。
我最初拟定的计划—放弃所有琐事，只保留对我最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证明失败了。我同意一件一件交出我的所有，作为我自身生活的赎金，但就在我失去一切的时候，我自己反倒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任命运摆布。
那些天里有一次满月，它照进空荡荡的房间里，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图案。我想，月亮探头进来时一定在想，你还打算在这个一切都已离它而去的地方再待多久。“不过，”月亮说，“时间对我没有意义。”
我希望一直待到看见佃农们在新去处安家的那天，但测量土地需要时间，他们什么时候能搬过去还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