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熟悉许多大师,他们一生学贯中西,可是他们总是说,自己知之甚少。我们在感动他们的钻研精神的同时,也为他们的不自满的谦逊而感动。北大人学习着导师的谦逊,感悟着那种自信。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应邀在香港大学作演讲时,当有人问他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时,他反问道:“我成功了吗?我成功不成功还不知道……”他真诚地解释说:“如果我还有一点成就,主要是由于自己知道自己不行。”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能者为师,有机会就学是华罗庚一生的主张。他所说的“自己承认差一点,工作加油一点”,正是对成功者谦虚胸怀的写照。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时,按照李文清老师的建议,开始研读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为了透彻地掌握这部著作,陈景润把书拆成一页一页的,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整本书读了二三十遍,对每条定理都了如指掌。后来,他在书中有关“它利问题”的论证上,发现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差错,就提笔写了一篇改进华罗庚先生的结论的论文,由李文清老师托人转交给了华罗庚。陈景润另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信中谦和地说:“明星上落下的微尘,我愿帮您拭去。”
华罗庚读完论文和书信后非常兴奋,认为陈景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很有培养前途。在他的推荐下,全国数学学会特意邀请陈景润参加了1956年首次召开的全国性数学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关于“它利问题”的论文。华罗庚在随后的发言中阐述了这篇论文的意义,充分评价陈景润的论文,接着又提议把他调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后来陈景润到了北京,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他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的数学家。
从这段数学史上的佳话中,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华罗庚先生作为伯乐的风范,同时也可以领悟出,真正的谦逊与真正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处于对自身价值的恰如其分的估价之中。
已经写出《堆垒素数论》这样享有盛誉的专著的华罗庚,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发现的问题,他虚心地接受了,承认“差一点”。然而,后生可畏的感觉并无损于他的自信,因为,那个结论的改进,只会使自己的著作更接近真理,而传之久远。
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名言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但随着知识的增长,他越来越谦虚,经常感叹自己的无知。
有人问他:“您的学问这样广博,竟然感叹自己无知,这岂不是笑话?”
笛卡尔说:“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曾经画过一个圆圈,他说,如果圆圈内表示一个人已经掌握的知识,那么圆圈外他未掌握的知识是个无限大的世界。”的确如此,一个人的知识越多,知识的圆圈越大,那么作为他与未知知识接触线的圆周也就越长,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没掌握的知识是那么多,他也就会变得越谦虚。
我们理解了芝诺的圆圈的喻义,便会明白华罗庚说“自己知道自己不行”绝非故作姿态的虚词,而是在广博的视野中对自身的清醒审视。正如法国散文家蒙田所比喻的那样,有成就的人就像田野上的麦穗,麦穗饱满而成熟的时候,总是低垂着脑袋。
当陈景润改正了华罗庚书中的一个问题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而只是拭去了“明星上落下的微尘”,这是他谦逊的一面;同时,当他发现问题时,并没有因为华罗庚是权威就否定自己,则表现出他自信的一面。自谦只有与自信相伴时,才会显示出应有的价值。
真正的谦虚,不是贬低自己人云亦云,而是有自知之明取长补短,从不足中求进取,从缺憾中求完善。
绘画艺术大师张大千曾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对此张大千答道:“当代的我国画坛,人才辈出,我厕身其间,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说客气话,能把山水竹石画得清逸绝尘,我不及吴湖帆;论气韵的刚柔相济,我不及博心舍;明媚软美,我不及郑午昌;画瀑布山岚,我不及黄君壁;论寓意深远,我不及陈宝山、谢玉岑;画荷菱梅兰,我不及郑曼青、王个落;写景人微,不为方寸所圃,我不及钱瘦铁;画花鸟虫鱼,我不及于非暗、谢稚柳;画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孙;画鸟鸣猿跃,能满纸生风,我不及王梦白、王慎生;画马,则当数你徐悲鸿先生,赵望云当然也是佼佼者;还有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道兄无一不在我上。徐先生说我能领五百年画坛的风骚,我哪里担当得起啊。”
如果不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与自谦的情怀,张大千如何能道得出自己的一个个“不及”?正是兼容广大、博采众长,使张大千的绘画呈现出他人难以企及的万千气象。
想起了牛顿的那句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我们能看到,越是成就大的人越是不自足,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与研究当做一个永远装不满的桶,探索的精神与脚步永远不停息,才有了我们能看到的那么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