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年初完成一部关于“文革”中红卫兵研究专着的初稿，当时书名为《一代人的悲剧》，正式出版时改为《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接着打算写一部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专着，但因为三联书店负责人董秀玉极力相邀，参与了《生活周刊》的筹办工作，使得这部着作的计划耽搁以至后来也没有完成。因为人事关系等原因，我及时退出了《生活周刊》的事务，无功而返，浪费时日，所幸抽身及时，没有在感情上造成很大伤害。
中国学人的洞穴假相
——读《天演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阅读模式，人们阅读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喜好、经验、意图、偏见带到对文本的理解中，从而造成误读。同一部《红楼梦》，有人说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有人当成阶级斗争史，有人偏爱其中的道德训诫，有人视为权谋术数的教科书。每一个民族也有特定的阅读模式，它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种族心理结构、面临的生存危机，选择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成果，带着或强或弱的偏见来理解原文本。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在自己意识中带有四种“假相”，其中一种是洞穴假相，即由于兴趣、教育、习惯而产生的偏见，这算是从认识论上找到了产生误解的根源。中国学人一向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自傲，要摆脱洞穴假相格外困难。
严复译的《天演论》就是这种洞穴假相的典型例子。严复对原着作了与原意背道而驰的误读，中国学界一直没有人指出和纠正，反而追随严复的误解，造成声势，形成定论。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着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才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加以澄清。为什么中国人一开始借鉴西方学说就产生了很大误解，为什么这么大的误解未被中国人自己觉察出来？这是值得细细考察的问题。
严复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称得上是一件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大事。想当年，中国屡战屡败，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局。举国上下、朝野内外，遍寻救国保种良方而不可得。就在这危难之时，严复推出他的译着《天演论》，向国人昭示西方列强致富致强的秘密。一时间，中国学界精神为之一振，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国人中成了不胫而走的口头禅。
不论是对《天演论》这个书名作顾名思义的理解，还是看此书掀起的新风潮，都使人坚信赫胥黎的这本着作必定无疑地宣扬一种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学说。
我国出版的各类关于严复的书籍中，大部分对于下列两点是凿然肯定的：第一，赫胥黎在《天演论》中主张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规律不但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社会；第二，从严复在《天演论》译本中所作大量案语来看，他和赫胥黎的观点完全一致。
上述见解，和世纪之交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思想变迁的背景框架配合得如此严丝合缝，似乎不可能使人置疑和另加思考。但当我在７０年代初期读到赫胥黎此书的新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却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因为我看到赫胥黎在此书中阐述了一种与历来印象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史华兹教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对于我曾有过的质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在书中详尽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严复译着中的曲解。我在本文不打算重复史华兹的发现，而想简要地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单个地和集体地）面对西方思想有意或无意中作出曲解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
与《天演论》出版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理解相反，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不是宣扬，而是抨击把生存竞争学说应用于社会的主张。赫胥黎的观点是，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抑制发生在自然界的每一步进程，以另一种伦理的进程取而代之。社会伦理的进步不是追随或模仿自然进程，而是与这种进程抗争。还应该指出，赫胥黎原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其意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应提倡伦理道德，以抑制在自然过程中发生的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规律。而严复将译书定名为《天演论》，则正好与赫胥黎的意旨相背；史华兹教授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严复的愿望和赫胥黎的意图，用“风马牛不相及”来形容两人的不同关注。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严复为何要作这样的曲解，中国人在当时（甚至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这种曲解？以《天演论》出版后引起的震动之强烈，影响之深刻久远，以中国人素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考据癖，何以解释这种误解（或曲解）一直延续至今？
这是深存于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华民族内部的一种集体的洞穴假相，这种假相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一种心理机制，而这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的。
史华兹教授作了下列分析。严复与其同辈人一样，以探寻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强大有力的奥秘为己任，严复的基本见解是，中国与西方诸强相区别的原因，不仅在武器和技术方面，也不仅在经济、政治组织方面，而且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严复认为，西方价值观中崇尚个人自由，这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能力，而自由自在地发挥个人能力是造成国势强盛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严复才将达尔文描述的个体自然竞争的进化论模式视为社会生活中的理想模式。他的结论是，个人自由与国家力量相辅相成，就像在生物界中的自由竞争与种群优势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可以用严复对于国家富强的专注和热情，来说明他对于译介当时西方着名学术思想的选择取舍，以及他那为我所用的误解和曲解。
史华兹教授还指出，严复在同样动机驱使下产生的误解还在他的译述活动中多次出现。比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借用和发挥了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发挥的观点。严复认为，他和斯宾塞所共同憧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的，其中民众的德、智、体能力在一个充满竞争的自由制度下茁壮成长，而个人能力的总汇就形成了国家的富强。严复认为英国就是这种理想的国度，正是由于英国信奉自由，它才成了世界强国。其实，这是对斯宾塞观点的根本的、荒唐的歪曲。因为斯宾塞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个人幸福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斯宾塞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如果说个人自由的价值即在于增加民族和国家的财富与力量，那么这正是斯宾塞欲加反对的观点。斯宾塞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反对中央集权的，他把人类进化过程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军事阶段和工业阶段，具有集中权力，严格等级，对个人行为严密控制，因而具有很强的群体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是人类进化中军事阶段的产物，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信念是“社会成员为社会整体利益而存在，而不是社会整体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在工业阶段，代议制政府代替了中央集权，自愿的合作代替了强制。当斯宾塞观察上一世纪７０年代的英国和欧洲时，他忧虑地看到一种向军事阶段逆转的趋势，他对英帝国国势强盛与其说感到欣赏，不如说感到沮丧。但是，严复却把斯宾塞为之忧心忡忡的退化倾向当成了应该为之鼓舞的工业阶段的兴盛繁荣景象，在严复的视野中，在世界列强的竞争中保持霸主地位，这是头等要紧的事情，就价值而言谈民族的衰退，则简直是匪夷所思。
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一书的翻译也有同样的问题。首先，书名的改变就相当说明问题。他原拟用“自由论”为书名，最后还是使用了《群己权界论》这个与原意大相径庭的书名。这就把穆勒的主题，即个人自由的合理性以及应该尽可能阻止来自社会方面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改变成为强调个人自由的限度和社会权力的必要性。在《论自由》一书中，穆勒不是在提倡自由竞争从而利于个人发挥能力的意义上界说自由，在他那里，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促进集体力量的手段。但严复却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穆勒的“自由”概念，他在译者自序中的话表明，他把自由当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并因而作为获得财富的最终手段。史华兹教授作了详细考证后指出，在穆勒就个人和人类幸福论述个性的地方，严复在译文中却把这种表达改变为“民德”，并加上了促进国家强盛的内容。
在我看来，要理解严复的误解和曲解，还要作出更充分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