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蛰居了好几年，原来一起干学术文化事业的朋友星散四海，一些人意气消沉，一些人隐忍韬晦，在书籍和反思中汲取、积储能量。
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作访问研究时，看闲书时读到有外国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中国之外；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中国之外。”这对我的学术自尊心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在图书馆中玩命地读了许多有关“文革”的论着，丧气地承认那句话有道理。下决心让“文革”学回到中国人手中，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决心把有关“文革”研究的论着读它个遍——从１９６５年底到９０年代初。圣诞节期间，房东老太太外出，我闭门十日，足不出户，从图书馆借了二十来本书，多数为精装本，沉得半路上双肩包的背带都断了。
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
每一次读维特根斯坦的书，都像是面临一次遭遇战，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哲学才能和理解力遇到了最严重的挑战，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放弃，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无能，要么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挺过去。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理智上的惊心动魄的历险，事后回想起来既有后怕，又有过关斩将后的愉悦。
二十多年前的日记表明，我与维特根斯坦的第一次遭遇发生在１９７０年初，那是从朋友手中借得一本《分析的时代》，其中第１４章为《哲学研究》一书的选摘，以及编者怀特的评介。在此之前，认真读过汉默顿编的《西方名着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和极少几本西方哲学着作中译本。如果说古典哲学着作既给人以跋涉艰辛，但也有心旷神怡的共鸣之感，那么这本书则使人感到失去立足之点后的恐慌。其中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最为使人摸不着头绪，而怀特在评介中使用了诸如“禅宗大师”、“棒喝”、“顿悟”之类词语，使维特根斯坦朴素平实的文字增添了扑朔迷离和神秘的色彩。
应该说，凭我当时的哲学修养和书上仅选的十来段话语，不可能对维特根斯坦着作有哪怕是最起码的了解，但一个神秘而高深的形象已经深深地留在脑海中。这是一次思想上的邂逅相遇，但印象却已不能挥之而去，当下一次再见时，我们已不再陌生。
第二次遭遇维特根斯坦时，就不是上次那种擦肩而过了，我拼命地追逐他，尽管我当时是气喘吁吁。那是１９８２年的春夏之交，我做完关于罗素的硕士论文，等答辩还有两个月。旧的印象掺杂着新的野心，我借了一大堆书，既有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着作，也有第二手的研究着作。现在对那一段时间的记忆只是一味地苦读和一味地苦思。我时时对他产生憎恶之情：为什么不以规范的、可理解的方式立论和证明，而要把哲学着作弄成咒符天书一般？但当理解了他关于思维和实在的一致在于其结构相同的观点时，我产生了一种“别有洞天”的欣喜。在我数度产生相同的体会时，我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力度和深度再也不怀疑了。
在那时，我欣赏的是他的前期着作《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在这部着作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绝对纯洁、彻底透明的逻辑空间，现实世界不过是这个理想世界掺了杂质的摹本。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但这种不存在就和几何中的点、线、面不存在，完全服从牛顿定律的刚体不存在一样。当我们允许自己取近似值，当我们知道有不可估计，无法列入计算的因素会导致误差时，我们会承认欧几里得和牛顿的世界是另一个和现实平行的世界，在这个水晶般澄明的世界中加上无序、混沌、偶然的因素，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看现实世界，各种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在结合、分离，一件件Ｔａｔｓａｃｈｅ涌现或者湮灭，这使人产生一种洞察或彻悟之后的心醉神迷。
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我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类似于经常见面的熟人。那时我在牛津，听ＭｃＧａｉｎｎｅｓｓ讲《逻辑哲学论》，Ｈａｃｋｅｒ和Ｂａｋｅｒ逐节分析《哲学研究》，Ｐｅａｒｓ讲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关系，还遵照Ｄｕｍｍｅｔｔ的要求写关于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的文章。回国之后，应邀担任《哲学研究》一书的特约责任编辑，与主要译者、Ｋ．Ｔ．Ｆａｎｎ的弟子汤潮常就译文中的概念、名词的理解争执不休。但我不把这些常规活动算成是遭遇。我所谓的遭遇，应该是引起理智的震动，或者在思想上达到一种深深的契合，比如，如果你读了他的若干论述，顺着这种思路油然而产生一个结论，你往下看，他下面的论述和你一样，这就说明读者和着者的思想是在同一轨道上进行。
我与维特根斯坦的第三次遭遇是在１９９１年秋初，我正撰写《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的论文。我可以将在牛津做过的论文改写扩充，敷衍成篇，但我决定，不能以这种平庸的方式对待维特根斯坦。我把有关书籍找来，耐着性子重读。突然，在某一个瞬间，我有一种豁然开朗、融会贯通的感觉，以前的研究心得、思考片断一下子连接起来，我领悟到了他那貌似平凡的主张“意义即用法”的真谛。我在《哲学研究》那松散的话语中看到了一种目标明确的统一性，在那似乎漫不经心的、有时是飘忽不定的独白中，分明感到一种紧张艰苦的思考和焦灼不安的心理。维特根斯坦不断地提问、假设，又毫不留情地否定和抛弃一个又一个解答，他在晦暗中探索，他在围困中左冲右突，我分明看到他给自己设置了多大的障碍，他为了寻找出路使出了多大的力量。一时山重水复，一时又峰回路转，我跟着他经历了一次跨激流、越险滩的航程。
与维特根斯坦狭路相逢既折磨人，又具有刺激性。与他遭遇需要足够的精神能量和心理准备。我现在暂时与他告别，我将在经历更多之后与他再次相见。
原载《哲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１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