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格套
丧礼中的驴鸣
在中国历史上，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这一年，照例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大事，小事，喜事，丧事，似乎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份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让当时的人心惊肉跳的大事都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却有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被后人记住了。
什么事呢？其实是一件丧事。确切说，是在一个男人的葬礼上发生的事。丧事嘛，我们都知道，不仅古代，就是今天，也是一件令人悲哀、痛苦、哭泣、流泪的事。在古代，丧礼有很多讲究，可以说非常严格。因为丧葬礼仪的核心就是为了体现对生命、天地乃至鬼神的敬畏。
但是，我们说的这场葬礼，却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特别“出格”的事，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而更令后人难以忘怀，不仅难以忘怀，而且每当人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会十分开心地笑起来，而完全忽略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人的葬礼中。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简单说，就是在这次场面很大的葬礼中，发生了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整个庄严肃穆的追悼会现场，竟然成了吊丧者表演口技的舞台。
难道这些吊丧者都是马戏团的演员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不仅不是在古代身份低贱的演员，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地位显赫的文人士大夫和达官贵人。其中有一个，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口技表演不是这些吊丧者的专业，只不过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罢了。他们表演的是什么口技呢？说起来有点不雅——驴鸣。也就是学驴叫。
葬礼上学驴叫，你说好笑不好笑？
为什么偏偏要学驴叫呢？答案是：这个将要安葬的死者，生前有个爱好，就是喜欢驴鸣。估计他不仅爱听驴叫，自个儿还爱学驴叫！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死者已经下葬了，本来应该是“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刻，却一下子驴叫声声，响彻云霄。那该是一种多么不和谐，多么滑稽、荒诞、搞笑的场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死者究竟是谁？为什么竟有人敢在他的丧礼中如此不拘格套的学驴叫？又是谁下了这道命令，竟让一大帮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如此放下身段，大学驴叫呢？这种出格行为的背后，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哪一种风气呢？
王粲其人
先说这个死去的人是谁。说来死者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就是汉末着名的“建安七子”中最有才华的王粲。“建安七子”又都是哪些人呢？排行第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孔融，其余的六个分别是：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瑒、刘桢。大家也许注意了，我们讲过的很多人，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个“人名”，可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名”，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些“人名”的主人，没有一个不是“名人”的。
一般而言，名人一开始总是一个普通的人名，等到他成了名人之后，这原本普通的人名就被赋予了一道光环。有的名人，一夜成名天下知，但那道光环很快就黯淡下来，转瞬即逝，“过气”得很快；有的名人，当时知名，身后也知名，因为他赖以成名的资本很雄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所以那道光环也就一直璀璨夺目，永远不会黯淡。
王粲就是这么一个名人。
王粲的名气之所以大，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出身名门。王粲的曾祖父名叫王龚，官拜太尉，祖父名叫王畅，后来官拜司空，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所以王粲的曾祖、祖父都是位至三公，乃朝廷重臣。王粲的父亲王谦官阶低些，也曾做过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幕僚之长）。这样的一份家谱和出身当然是得天独厚，水涨船高，加上家学渊源，王粲博学多才，是个天生的读书种子，所以年纪轻轻，就已是闻名天下的少年才俊。
第二，名流提携。我们知道，汉末最有学问的大儒蔡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当时第一流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和大名士，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当时蔡邕门前经常是门庭若市，车马辐辏，家里是高朋满座，络绎不绝。但是王粲第一次来拜访他，竟弄得比他年长40多岁的蔡邕“倒屣迎之”——为了迎接王粲，鞋子都穿反了！当时王粲只有十几岁，容貌丑陋，身材短小，宾客们看了都十分惊诧。蔡邕却说：“此王公（畅）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而且说到做到，当真把自己的藏书都给了王粲。古人欣赏一个晚辈，常有两大礼遇：第一是嫁女，如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学生公冶长，把侄女嫁给了学生南容。第二就是赠书，不是一般的赠一本签名本，而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拱手奉送。由此可见，王粲深得蔡邕的赏识。这么一来，王粲的名气就更大了。
第三，王粲还有一些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三国志·王粲传》记载，有一次，王粲与人共行，看到路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碑文。两人就一起读碑文。读完之后，同伴就问他：“你能熟记碑文吗？”王粲想都没想就说：“能啊。”然后就哇哩哇啦地背了一通，同伴一边听一边和碑文核对，发现竟然一字不差！还有一次，王粲看别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弄乱了，下棋的人很不高兴，王粲就说，别着急，我能为你们复盘，说着三下五除二地把棋局摆好了。下棋的人不信他真有这么神，就用手帕盖住这个棋局，让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过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两个棋局一个子儿都不差！王粲的记忆力简直是照相机式的，真叫过目不忘！
有了这三条因素，王粲就是想不出名都难。
但是，王粲这样一个名人仕途也不顺利，他先是依附于荆州的刘表，刘表是他祖父王畅的学生，关系应该挺近的，但是刘表见识浅陋，对王粲并不重用。为什么呢？原因有三个：第一，因为王粲“貌寝”，就是长得丑；这也难怪，刘表本人长得高大俊伟，难免有点以貌取人。第二是王粲“体弱”，身体弱小多病。第三个原因是王粲个性“通侻”（亦作“通脱”），也就是旷达洒脱，不拘小节。只要从王粲竟然喜欢学驴叫，就可想而知了。刘表原本打算将王粲招为乘龙快婿，因为这些原因就作罢了。
可以说，才华奇高的王粲在刘表这里，真应了一个成语——明珠暗投。不过，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建安十三年（208），王粲投奔了曹操，对他个人而言，可以算是“弃暗投明”了。因为时任丞相的曹操对王粲非常器重，先辟他为丞相掾，就是丞相府的属官，属于曹操智囊团和秘书处的核心成员，出谋划策，撰写文书，哪一样都离不开王粲。这还不算，又被赐爵关内侯，“建安七子”中被封侯的只王粲一人。魏国初建，王粲又官拜侍中，官儿做得越来越大。当时的典章制度都是由王粲主持制定的，可见其地位举足轻重。
为什么王粲这么受重用呢？我想与他文才很高大有关系。王粲被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就是说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才华最高的。怎么高呢？《三国志·王粲传》说王粲：
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
就是王粲写文章根本不假思索，也不打草稿，下笔立就，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头天晚上就写好了一样。曹操也是文学艺术的“发烧友”，所以他对王粲十分欣赏，无论巡游还是出征，总是把王粲带在身边。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216年5月，曹操被封魏王，10月，曹操发兵南征孙权。不用说，王粲又是随军出征，参与军机大事的谋划。但是这次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孙权筑城坚守，两军相持不下。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17年3月，这仗就打不下去了，曹操于是率军北还。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王粲“道病卒”，病死于行军途中。时间是正月二十四日。一代文星，就此陨落。
王粲死亡之谜
王粲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说来也是一大悬案，一大谜团。
晋朝的皇甫谧写过一部《针灸甲乙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可以为我们破解王粲死亡之谜提供一个参考。说张仲景遇见20岁的王粲，就立马看出王粲有病在身，不治疗就会死。于是对王粲说：“君有病，如不及早治疗，到了40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他当即给王粲开了一剂药方，什么药呢？五石汤。这五石汤应该就是尚未被何晏改良过的五石散。张仲景说，吃了这五石汤就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一般人总是讳疾忌医的，王粲也是如此。他听了这样的“逆耳忠言”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压根儿没病，张仲景是出言不逊，信口雌黄。所以他虽然接受了汤药，却并没有服用。过了三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问他：“吃药没有？”王粲说：“已经吃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一下他的神色，说：“你的神色不像是吃过药的样子，为什么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还是不信。20年后，王粲刚好四十岁，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也就是正好半年后就死了。
这故事听起来挺邪乎，似乎这张仲景不是医生，而是“半仙儿”，连人家哪一天死都算的这么准。我以为这事不可尽信。但是，其中透露的一些信息，比如眉毛脱落，开了五石汤的药方等等，倒可能是真实的。
那么，这王粲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呢？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王粲得的是大麻风病，他的根据是，麻风病的症状之一正好是病情严重时，眉毛胡子都会慢慢脱落！（《章太炎全集》第八册《论狐惑及疠》）因为章太炎是个大学问家，所以长期以来，他的这个推断差不多就被大家默认了。
但是，章太炎的这个判断真的可靠吗？我以为不可靠。因为第一，史书和文献只说王粲“道病卒”，没说患有麻风病的记载。这叫文献无证。第二，麻风病虽有一定潜伏期，但不可能长达二十年——于理有悖。第三，麻风病是一种流行性传染病，皮肤和神经都会受到损伤，身上有红斑和疹块，症状很明显，如果王粲患有麻风病，那是需要“隔离”的，曹操怎么会让他随军出征呢？这也于情不合。所以，王粲患麻风病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王粲到底得的什么病呢？我们只能从张仲景开的药方“五石汤”——其实也就是五石散——来推断，当时王粲所患的极有可能是由伤寒症引起的羸弱体虚之病。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主要症状有两个：一是发热，一是恶寒。就是高烧不退，还特别怕冷畏寒。这里必须要交代一个背景：东汉时候，瘟疫流行，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当时就把这种流行瘟疫统称为“伤寒”，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伤寒”严重，只要染上这种病，死亡率最高可达50%。比如，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有200来口人，可是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仲景才发奋钻研，终于写出医学名着《伤寒杂病论》。而在这部书中，张仲景明确提出，五石散是能够治疗伤寒的。
所以，我以为，20岁的王粲很可能得过伤寒病，而后虽然恢复，但病根子还在，一旦遇到外部的病源或者疫情的刺激，便会再次发作，最终导致死亡。
这么说，有根据吗？当然有。因为无巧不巧，建安二十二年年初，也就是曹操攻打孙权的这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恰好爆发了一次特大的瘟疫，曹操的撤军很可能就与这次疫情有关。这一年刚开春，中原地区就被疫情所笼罩，死亡人口急剧增加。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就说：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也就是说，这一年的瘟疫简直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于交叉感染的原因，竟然有一家或一族人都被瘟疫杀死的恐怖情况。
这一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着名的“建安七子”在这一年，一下子死了五个，哪五个呢？分别是王粲、徐干、陈琳、应瑒、刘桢。
大家要问了：那还有两个呢？还有两个死得更早：一个是孔融，十年前，也就是公元208年，就被曹操所杀；另一个是阮瑀，也早在212年便因病去世了。
这一年去世的五个人中，除了王粲，其他四位的死因非常清楚，曹丕《与吴质书》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说明徐干、陈琳、应瑒、刘桢四人都是死于这一年的瘟疫。我推测，王粲很可能也是死于这场瘟疫。曹丕之所以没有点王粲的名，第一可能是出于行文的需要，四言比五言更有节奏感；第二，大概王粲死在正月，而紧接着的二月，瘟疫大流行，其他四子全部感染，他们死亡的时间更接近。也就是说，没有提王粲，不等于王粲的死与瘟疫无关。
所以，建安二十二年这一年，是一个历史上着名的“灾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许多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建安七子”中的五人在这一年全部死亡，可以说，这一年是“建安七子”终结的一年，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和缅怀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