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固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消灭富农和肃反扩大化的行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后，世界形势已经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模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中一枝独秀。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苏联仍然有加紧备战的客观要求，但却没有全面激化阶级矛盾的客观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决策造成了无谓的牺牲，也滋生了本可以避免的阶级仇恨。从1930年至1938年春，国内外局势总体上也是有利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阔步前进的历史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放松对社会主义的攻击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内，苏联却处理了“柳亭集团”等多个反党集团，进行了惨不忍睹的“大清洗”。我们肯定了苏联创建苏联模式进行全面备战的历史必要性，但并没有把这些政治事件归结为客观形势的结果。它们都只能是苏联模式固有的体制弊端的表现，是社会的弊病。苏联模式的这些令人头疼的弊病，不仅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形象、声誉和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造成了重大损害，授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战士以攻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把柄。
3.文化体制的主要弊端
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制是经过政治斗争和文化大批判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一体制对于苏联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却明显具有单一化、公式化的弊端。领导者经常人为地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破坏了文化科学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各学科的发展造成了大量人为的障碍，最终损害了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这都是苏联模式文化体制存在着的主要弊端。
概括地讲，苏联模式文化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文化体制领导权过度集中，管理文化事业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化、公式化。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特征本身并不是文化体制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只能算是某一种形式的文化体制。但是，这种体制从权力高度集中蜕化转变为过度集中时，这就形成了文化体制的弊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文化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斯大林及日丹诺夫两人手中，党内外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决策经常由他们单独作出决定，然后形成决议向下级颁布。下级部门一般只有执行上级决定的权利，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根本不征求下级部门的意见，也根本没有事先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这使文化管理体制表现出高度的单一化。由于各级部门失去了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执行上级决定的权利，各级领导一般都生搬硬套上级的决定，这使文化管理方式又增添了公式化的弊病。由于权力过度集中，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包括文化事业的决策都失去了集体领导的优势，原先集体讨论制定决策的文化领导机制基本上不再存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作用也荡然无存。处于权力顶峰的几个领导人的运筹帷幄代替集体领导而成为文化决策的机制。尽管由极少数人集中制定决策的方式，对于文化的领导工作具有决策迅捷、灵活高效的优点，但却同时失去了广泛征求意见和集中多数人智慧作出恰当决策的可能性。在领导者率先采用政治行为干预学术争论后，各级组织经常会加以效仿，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被默认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管理办法，并被频繁使用。而且，当领导者的一些指示被当作评判文化工作是非的准绳，并被用以指导文化的领导工作时，文化管理工作单一化和公式化的弊病已经表现得无以复加。一切与这些指示稍有出入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辩证的方法被摒弃，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盛行。事实证明，这种单一化和公式化的做法，对苏联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其二，简单化的文化体制，缺乏对错误决策作出纠正的能动机制，不仅难以对错误现象进行纠偏，反而还助长了错误。在斯大林执政的一段时期内，个人崇拜现象严重，国家文化精神生活畸形发展。但是由于文化体制具有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部门不但未能对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现象加以抵制，反而还通过加强宣传和出版各种歌功颂德的讲话、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进一步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热潮。在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寿辰上，联共（布）的一些中央委员就开始人为地赝造历史，把斯大林称颂为列宁的唯一助手，是活着的列宁。《真理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和联共（布）意识形态的核心阵地，不但没能刊发纠正错误的文章，反而用八个版面刊发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夸张的颂扬斯大林功绩的文章。在1929～1938年，苏联整个文艺界几乎都参与了这场“造神”运动，很少听到任何批评的声音。1931年6月，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的演说，“拉普”的领导人紧跟斯大林的步伐随即作出了无比媚俗的论断，宣称“斯大林的讲话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艺术作品的有价值的主题”。[《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文学家们竭力赞颂斯大林“非凡地精通俄罗斯语言”，提倡文学作品都应该学习斯大林的语言风格。作家卡达也夫竟然说道：“斯大林的精湛的语言决定了他的小说《时间啊，前进》的句法结构。”[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页。]远离政治的文学艺术尚且如此，可见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已经浸染了“个人崇拜”的毒汁。社会思想一旦失去了起码的社会批判精神，就将彻底沦为权力的奴隶。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个人的只言片语都将成为文化工作的最高指导精神。当斯大林对一些学术争论作出过于粗暴的论断时，比如他在1931年底发表《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断定历史学家斯卢茨基为“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2页。]时，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机构不但未能积极有效地保证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对学者进行批评教育，却反而掀起了一轮迅猛的文化大批判。可见，失去约束的权力对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三，单一化、公式化的管理与过分的政治干预两者兼攻齐下，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了破坏。由于开展学术研究必须的自由争论遭到扼杀，必要的学术自由受到妨害，这直接窒息了文化学术研究的生机，破坏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间接地使国家的各项决策失去了宝贵的理论论证。这种弊病在思想文化界批判德波林学派和在自然科学领域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派的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1930年，米丁、尤金等人发起了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运动。尽管德波林等人的确在哲学研究上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足，但这场争论本是可以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这种争论对于哲学的发展本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场争论被草率地升级为政治斗争。在米丁等人很难与德波林学派抗衡的形势下，联共（布）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开始为德波林学派罗织大量政治罪名，称其错误有“反党性质”，政治上有“机会主义表现”。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时则直接对这场论争作出了政治结论，把德波林学派称为“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指示“必须彻底地审查机械论者德波林分子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们所写的、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6页。]至此，政治批判彻底代替了哲学争论，一批颇有造诣的学者和理论家从此含悲数十年，哲学领域出现了死气沉沉的景象。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遗传学的运动也是如此，在联共（布）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下，李森科称与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哲学领域的米丁学派则专横地干预自然科学，称摩尔根遗传学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1948年斯大林还亲自审定了李森科关于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嚣张气焰，李森科则公然宣称遗传学派学者是“人民敌人”，给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苏联此后禁止各个学校讲授遗传学，封闭了遗传学派的实验室。从此以后，李森科伪科学学派一统天下，苏联生物学的研究受到重大的破坏。这种由领导人亲自干预学术争论，国家用行政手段全面干预科学研究的行为，无疑严重破害了科学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不但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遭受损失，而且还使苏联的文化科学事业畸形发展，最终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苏联模式文化体制诞生于国内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之时，政治斗争必然波及文化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不同的政治派别总是在开展组织斗争的同时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在这种大环境下，苏联模式文化体制的形成和实行难免在颇有建树的同时滋生出严重问题。
三、苏联模式的变迁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一定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一旦形成，它就具有拒斥制度变迁的能力，必然会通过各种努力争取延续。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实践形式越是成熟，其拒斥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越强大。这种现象在苏联模式身上得到充分展现。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并成熟的，在斯大林时期任何针对苏联模式的制度变迁都令人难以想象，在后斯大林时期针对苏联模式的制度变迁仍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最终，在变革苏联模式和拒斥这种变革的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的行为将变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引向死胡同，苏联遂遭遇了苏共垮台和联盟解体的厄运。
1.苏联模式的制度变迁[此小节的部分内容已经作为陈之骅、沈宗武合著的论文《制度创新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实行和变革》公开发表，该文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
尽管苏联模式内在的深刻弊端早已有所体现，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前，鉴于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任何针对苏联模式的重大变革行为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其一，苏联社会急需医治战争创伤。既然苏联模式被事实证明为高效的发展模式，在急需战后重建时，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弃之不用。其二，战争结束不久，“冷战”拉开了序幕，苏联再度面临“谁战胜谁”的问题的威胁。[1946年3月5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和人民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认为苏联所希望的是“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参阅施莱辛格编：《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8天后，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丘吉尔的“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他说，丘吉尔是在进行反苏战争宣传，推行反苏战争方针。（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2～463页）尽管斯大林竭力要维持苏联与盟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1946年底，他在接见罗斯福之子时表示，在战时政体不同并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参阅《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84页）但是，冷战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于是，刚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人民，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在战后新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与挑战，需要继续实行苏联模式。其三，斯大林仍然在世，鉴于斯大林的无上权威，变革其所缔造的苏联模式就很难设想。不过，在斯大林逝世后，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对苏联模式进行变革也就有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