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苏联模式的推动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起攻击时，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了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的实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互相冲突的新格局随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绞杀中岌岌可危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社会主义不仅具备了保全自身的实力，并且能够在全球与资本主义相抗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结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形成为一个堪与西方资本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则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东欧、苏联和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连成一片的，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团结一致，那么，这片广袤的土地就能够使社会主义拥有与资本主义长期相抗衡的实力。
冷战的爆发全面拉响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抗的警报。于是，苏联模式对世界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上，这种对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政治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表现为两面旗帜的较量和斗争。社会主义阵营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资本主义阵营则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幌子，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到处支持反动独裁政权，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直接的较量，封锁与反封锁的经济斗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长期进行着。在文化上，资本主义到处攻击共产主义，称共产主义为“极权政体”，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针对共产主义的舆论攻势，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群众的反共情绪，培养反共斗士，到处搞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一方面注意在国内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一方面积极抵御资本主义的舆论攻势，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活动。在军事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华沙条约缔约国组织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了长期的对抗。由中央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理的苏联模式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对抗，直接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两大阵营的对抗则最终以军事对垒的形式走向白热化。柏林危机、加勒比海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这种对抗的最激烈表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整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由苏联模式的实行而间接引起的这种漫长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的奇迹。
总之，如果没有苏联模式的创建和实行，就没有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也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相互抗衡的世界政治格局。如今，即便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消失，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已经灰飞烟灭，但是当人们沿着20世纪的足迹去审视21世纪时，就会发现苏联模式给人类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当然，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乃是评价苏联模式历史地位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由于这个专题恰恰就是本书的主题，所以在此不予赘述。
二、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
苏联模式在历史上的确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它确实也存在着许多严重弊端。而且，这些弊端在当时就已有所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苏联模式的弊端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最终使苏联模式无法再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当变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全面起航时，社会主义又进入新的制度创新征程。
概括地说，苏联模式的最主要弊端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央政府在全面干预经济活动时没有为经济规律留下起码的活动空间，经济发展偏重于扩大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缓慢，整个社会没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政治权力过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可能出色、高效地组织社会生活，但没有谁能保证这种权力一定能得到公正的运用，社会主义法制随时可能受到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践踏，阶级斗争的残酷办法被错误地运用于党内斗争；过分地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化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严重地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苏联模式全盛时期，这些弊端已经出现，那时它们之所以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只是因为苏联模式巨大历史作用的光辉部分地遮盖了这些弊端。
1.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
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统得太死”，容易违背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容易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不可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苏联模式存在的根本弊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减慢最终会使政治、文化体制诸方面的弊端全面表面化，使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政权不稳、民心涣散、社会精神生活混乱无序等弊病。
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所有的资金、能源、技术和劳动力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却又难免造成管理上统得过死，经济决策不合实际，经济指令缺乏灵活性的缺陷。在这种体制内，领导者还经常会犯唯意志论的错误，人为地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实行部门的条条管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使企业失去了独立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企业只顾完成上级指令的经济指标，不用心去开拓新技术和新产品，难以发挥企业各自的特长，造成企业活力的缺乏。其二，经济决策的权力几乎集中到中央各管理部门领导人的手上，虽然地方不断地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反馈，但实际上总是难以保证经济规律的自然运转。部门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完全把握和运用经济规律。赫鲁晓夫在推行改革时，曾讲道：“从位于莫斯科的一个中心、一个部去领导国内全部工业，这当然是很难的。那时候部长应当比上帝站得还高，因为他得知道和看到，比如库页岛、堪察加、巴库或亚美尼亚在做什么，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尼·谢·赫鲁晓夫：《同英国〈泰晤士报〉编辑麦克唐纳的谈话》，1958年1月31日。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三，运用行政手段集中管理生产和执行计划的行为，不符合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容易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在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作用下，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有可能会利用政治权威人为地去干预经济活动，地方各级的行政领导也经常会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而不顾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于是，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都会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在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时，整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仅未能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失去了纠正错误行为的纠偏功能，唯意志论行为的盛行全面破坏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行，人为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最终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本来，经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发展情况是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不可能都纳入统一的指令和发展框架。如果强行用“一”制约“多”，其结果只能窒息社会的发展。苏联模式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在于此。由于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弊病，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杰出的积极作用后，当社会形势变化之后就必定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苏联的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原先创建或模仿苏联模式的行为与新的历史时期下变革苏联模式的行为，同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很好地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一切都决定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其次，走上了牺牲农业、轻工业，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势必造成国民经济格局的不合理。斯大林曾设想，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既可以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又能使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可惜这种一石二鸟的效果并未出现。集体化运动的开展和集体农庄的创建，只不过是为国家创造了提高粮食征购量的途径，粮食生产总量却并未获得大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甚至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一方面，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苏联国家谷物征购量获得了提高，但国家粮食生产总量却呈现出了下降态势。据统计，1928年苏联国家谷物生产总量为733.2百万公担，谷物征购量为107.9百万公担；集体化后，1929年苏联谷物生产总量为717.4百万公担，谷物征购量为160.8百万公担；1931年苏联谷物生产总量为694.8百万公担，谷物征购量为228.3百万公担；1934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76百万公担，而征购量则为269.6百万公担。[A·诺夫著：《苏联经济史》，米德尔塞克斯，1969年，第696页。]可见，当时所谓农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说法，其实不过是粮食征购量的增加而已。另一方面，在集体化运动中，由于采取了一些暴力措施和执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人口数量有所减少；1932～1933年发生的罕见大饥荒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集体化运动中大量农耕牲畜被屠杀，造成了农业耕作力的下降。这表明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了一定的破坏。[据统计，1929～1933年，苏联马匹减少了1800万匹。同期，拖拉机从66300台增至210900台，按马力计算，这其中增长的147600台拖拉机相当于增长了228.3万马力。增加的拖拉机马力数远不及损失的马匹数，这说明农业耕作力增不弥减。另据统计，在1932～1933年大饥荒中，至少有500万人死亡，造成了劳动力的损失。参阅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虽然农业集体化对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农业生产本身却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农业的落后状态与工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不和谐。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农业所占比例太低，一直给苏联经济的全面发展“拖后腿”，这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且，斯大林执政时期，由于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对轻工业的投资很少。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工业经济格局非常不合理，这种现象直到苏联解体前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由于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品长期供应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延续下去，会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不满情绪，对共产党的支持也会减弱，甚至还会使一些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
再次，经济发展偏重于扩大规模，不注重工业生产效益。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主要是工业规模的扩大，效益问题则很少引起重视。工业规模的扩大走的是高投入和高积累的发展途径，主要是通过加大资金、资源、劳动力投入得以实现的。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企业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往往难以让人满意，真实的生产效益较低下。据统计，30年代苏联高速建成的大批重工业，长期亏本，到1935年苏联才有第一个新建的重工业企业盈利。国家为了支撑大批低效益企业，每年都给予大量的补贴金，直到1948年，这种补贴生产制才被取消。这种典型的高速度、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苏联是凭借巨大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工人超负荷的工作才得以实行的，小国家或政治权力相对不够集中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实行这种增长方式的。由于大量工业原料由国家无偿调拨，企业在计算效益时，有时仅以产量作为比较系数，把量的增长放在首位。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战争年代，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和平年月，特别是当这类企业走上世界市场，遭遇到国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竞争时，就很难获得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