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1972年～），原名李巧艳，河南修武人。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坐在我的左边》、《自己的观音》、《迎着灰尘跳舞》；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等。
早上，灰白的太阳像一枚硬币，凉凉地贴着，一看就是个送葬的好天气。
把孩子送到学校回来，我立马给大哥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走。嫂子说他借车去了。大哥最近从土地局调到了文明办。土地局肥得流油，每个科室几乎好好歹歹都有车。文明办是清水衙门，整个部门连只轮胎都没有，是真真正正的文明。
我说其实坐公交车也行，嫂子说那不还得走一段吗？“要去看三爷，东东西西的，不方便。”前些天，三爷的女儿月姑打来电话，说三爷也病重了，想见见我们姊妹几个。如此打个车就罢了，不过四五十块钱。可我懒得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找了个正当一点的理由来维护残缺的面子，就随他们。
嫂子说大约十点半才能出发。
“那十一点多才能到，不晚？”我说。
“晚什么？反正下午才去坟地。中午之前应卯就行了。”嫂子顿顿，“那事，说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注意方式。”
今天，我们要回老家参加一位族人的葬礼。按辈分我们该叫死者爷爷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是我们的爷爷。他是我们亲爷爷唯一的亲弟兄，货真价实的爷爷，在本家弟兄里排行第六，人称六爷。因为住在我家的东邻，我们也叫他东院爷。我们亲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据奶奶的回忆我推算过，他由普通士兵开始，平均每打五次仗就升一级军衔。他的军衔停止上涨是在淮海战役的一个小战场上，他被流弹击中，就地掩埋在一棵树下。他的死让我们全家由光荣军属变成了光荣烈属，也让我们这些很有可能跟着他的军衔步步登天的嫡嫡亲的子孙们深深地扎在了庄稼地里，必须靠着艰苦卓绝的高考才能有跳出农门的可能。奶奶在的时候，每年春节，村委会就会送过来一张骑鱼娃娃的年画和两斤五花肉，以示对烈属的慰问。现在我们老家的门楣上还挂着一块褪色的“烈属光荣”的木牌。
奶奶十七岁嫁过来时，东院爷才九岁。后来曾祖父和曾祖母在兵荒马乱的高潮还没来到的时候及时地过了世。爷爷在高潮的时候当了兵，东院爷就跟着我奶奶生活。一直长到二十岁，奶奶替他娶了亲。一过门，东院奶奶就闹着要分家。东院爷大女儿八岁那年，奶奶才把他娶亲欠的债还完。
东院奶奶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奶奶始终没有改嫁，只有父亲一个人。东院热热闹闹，西院冷冷清清，直到母亲生下我们兄妹五个。
东院奶奶很凶，东院爷很怕她。她不让他和我们家有什么来往，他就不来往。我家的鸡不小心跑到了他的院里，他不和东院奶奶说一声就不敢往这边送。他家的枣结过了我们的墙，他不和东院奶奶说一声就不敢过来摘。过来摘的时候，他不和东院奶奶说一声就不敢给我们留两颗。但奶奶从不计较这些。我觉得，在她的意识里，大概早就把这个小叔子当成了可以全权体谅和包容的孩子。我们家做了好吃点儿的东西，包饺子，炸油条，蒜蘸面叶，油卷馍，千层饼什么的，奶奶一定会端一份给东院爷送去。东院爷的女儿们出嫁，奶奶把仓底的粮食刮两遍卖了也要拿出最体面的嫁礼：老大是杭州缎子被面，老二是特号太平洋床单，老三是一身呢子布料，老四是镇供销社里最贵的大红双喜毛毯。后来我们家接二连三地出事，父母和奶奶先后离世，东院爷不顾东院奶奶的唠叨和脸色，都来了。来了什么也不说，也不哭，只是干活儿。他坐在水池那儿默默地刷碗，一遍一遍地刷，把碗刷得能照人影，干净极了。我从没有见过村里办红白大事的人家里，会有人把碗洗得那么干净。
所以，东院爷不在了，我们是一定得回去的。如果是东院奶奶，就算了。
大哥不想早回去，很有些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缘故。从土地局到文明办可谓仕途不顺，不顺的根源是犯了生活错误：找小姐。找小姐这事，如果春光不露，就是个黑色秘密。如果有不相干的人知道，就是个桃色新闻。如果上了常委会，就是个铁板钉钉的错误。大哥之所以由秘密演变成错误，说起来还得赖我们父母。
从县城到我们老家有四五十里，半道上要路过一个镇，叫新周。那个小姐的发廊就在新周镇上。两人交易完毕，打扫战场的时候，小姐在床上发现了大哥一张名片。
名片上大哥土地局长的身份让她突然对刚才的价格不满意起来，就趁着大哥背对着她站起来慢吞吞穿衣服的时候，用手机给他的屁股拍了一张照片。手机只有一百万像素，可拍他的屁股是足够清楚了。其实屁股是最大众化的部位，但不幸的是，大哥的屁股却恰恰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一块8字形的黑青胎记。大哥走后，小姐就想用这个8来发点儿小财。她的手段是循序渐进的：先是给大哥寄他的名片复印件，大哥不理。然后又给大哥寄那天她用的卫生巾，一小块一小块地寄。大哥就慌了。最后她给大哥的手机上发来了大哥的屁股。大哥的屁股一下子把大哥彻底打倒。
大哥给她汇了两次钱，每次5000。当她第三次打电话的时候，大哥断然拒绝。这位小姐也绝不手软，她当即给一个重要领导寄去了一封匿名信，里面装着大哥的名片复印件和一小块卫生巾，要求我们的党严厉惩治这样的腐败干部，切实有效地清洁党的队伍。倒霉的是大哥和这位领导恰恰不在一条线上，更倒霉的是正赶上干部大调换，结果可想而知。大哥虽然向组织解释了又解释，却还是被组织研究到了文明办，以示教育。理由是：有则改之，无则警惕。
“她干吗不寄那张图片？”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屁股”这个词。
“这正是她的歹毒之处。她就是想留着这杀手锏，让你大哥知道，如果不听她的，就连文明办也待不住。”嫂子说。
为了让大哥更热闹些，小姐当然也给嫂子打了电话。
“你这个贱人！狐狸精！臭婊子！不要脸的！挨千刀的！”
“骂街有什么用？”小姐笑，“你们好好商量商量，破财免灾才是正经。”
“我和他离婚！”
“你不会的，”小姐很沉着，“你会和他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呸，谁是你？！”
“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露水夫妻一场，可我是懂礼数的人。论大排小，该叫你大。”
小姐挂了电话，嫂子大哭一场。当然，她还是认为小姐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按小姐说的，和大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想来想去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继续给钱？显然是个无底洞。不给，真的很可能连文明办也待不了。为了个小姐，总不至于杀人灭口吧？打蝇摔了金镶玉。
办法最后还是大哥想出来的。他说这一带的小姐都互相认识。如果托个小姐去说说人情，倒还是有可能把事情摆平。
“你还认识哪个小姐？”嫂子的头都要炸了。
“我们本家，九爷的小孙女。丽。”
“你怎么知道她是小姐？”
“村里人来办事，听他们说的。她开的发廊也在新周镇上，离那家不远。”
于是这次我们回老家去，除了送葬，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和丽聊聊。嫂子说让她开口太屈辱了，就把这项好玩而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了我。
长大后一直在外读书、工作，每次回老家都很匆匆。说真的，我都十几年没见过丽了，早已经忘记了她长得什么模样。
十点半，我们准时从县城出发。车颠来颠去，像元宵节扭秧歌。大哥不说我也知道，他开得不顺手。能顺手吗？在土地局他的专车是桑塔纳2000，现在借来的是个破昌河。桑塔纳2000已经成了他的腿，现在，腿被卸了下来，破昌河顶多算个型号不对的义肢。我甚至推断，他会把我们送到村口就借故离开。
车过新周，我注意了一下沿街的店铺，果然看到几家发廊。外饰都很朴素，看起来个个都像是贤淑无比的良家妇女。
破昌河努力了将近一个小时，不仅终于跑到了老家，而且还超额完成了任务，跑过了头。我们这片村子养牛的农户很多，最近，内蒙一家很大的奶业集团为了占领内地市场，就地取材，在这里准备建设公司，他们在我们村子周边规划和设计了大片的厂房和生活区，新开了很多道路。不经常回去，我们一时间找不着北。晃荡了两个圈，才来到村里。唢呐声已经清晰地摇摆进了耳朵。大哥果然一进村就停了车，说：
“你们去吧。我还有事。”
我和嫂子互相看了一眼，下了车。哥哥掉转车头走了。
我们的老房子在第二条街第四户。东院爷家是第五户。一入街口，就看到了灵棚。灵棚上端高挑着一张巨大的彩布，画着富丽堂皇的重阁飞檐和琉璃碧瓦，满满当当地堵着整个街面，很有些理直气壮的架势。街看着有些异样，似乎是有些窄了。
我仔细瞧了瞧，明白了。一般乡村的格局，每家的临街墙和街道之间，都是有一块空地的。或者种些瓜菜豆，或者搭个葡萄架，或者垒个猪圈，或者摆几块石条，是个很有点儿意思的地方。现在，这条街两侧的空地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宽宽窄窄高高低低青砖红砖的房子。空地的消失使得街道拥挤起来，似乎突然从哪里伸出了一只手，抻长了它的脖颈，狭细得让人窒息。
“去年奶业集团冲路冲到了咱们村，有些人家被冲了房子，又给新地基又赔钱，都高兴疯了，像中了奖似的，还放炮呢。”嫂子说，“也不知打哪儿听的信儿，说今年还会冲，就一家不落地盖起了房子。”
“怎么一家不落？”我说，“咱们家就没盖。”
“我回去就对你哥说，让他也盖。”
一群白衣人在灵棚旁边闲站。我们走过去，他们都转过头看我们。有些人我还认得，有些人很年轻，认不得了。二哥和弟弟从那群白衣人里探出来，接过我们手里的东西，说：“来了？”
他们昨天晚上就来了。按规矩，昨天晚上子孙们是得守一夜灵的。当然，这规矩对大哥向来没用。谁都知道他特别特别忙。二哥和弟弟要搁素日，也是没这么乖的。
他们想承包奶业集团的一些基建工程，这一段时间经常回老家来活动关系，昨天晚上的守灵肯定也是顺便的事。
“几点睡的？”问。
“守灵呢，怎么能睡？”二哥说，“打了一晚上牌。手气还不错。”
我看看他们，他们身上的白衣使他们显得英俊起来了。要俏，穿孝。这话是不假。他们头上的孝巾也很好看。女人的孝巾是横长的一缕，系在额上像日本的武士。
男人的是方巾，先系在额上，再反搭住头，看起来像很飘逸的侠客。
我们来到灵棚前，里面没几个人。东院爷的四个女儿只坐了三女儿一个。按四季顺序排出的名字，她叫秋。也没有人喊着鞠躬磕头什么的，倒是月姑拉着让我们进去吃饭。好久不见，月姑更壮实了。黑黑红红的脸，看见我们，她从眼睛里暖出蔚蓝色的火焰来。我们犹豫了犹豫，看了看秋，她笑笑说：“快进去吃饭。”我们就进了院子。院子里支着口大锅，下面的柴火还扑扑地蹿着火苗。一圈人围着它，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碗筷。有的人穿着孝衣，有的人没穿。没穿的都是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
年纪大的是东院爷的长辈或是平辈，不用戴孝。年纪小的是戴“花孝”，也就是家常衣服。
“老大没来？”谁见了我们都这么问。
“有事走不开。”我们一律说。他们都很理解地点点头。
大锅菜很香。问题是太香了，我只吃了两口就放了碗。村里的习俗一向都有“捅丧”的说法。捅是浪费的意思，很形象。办白事的人家无法节约，因为当事人都在围着死者守灵，做饭，扯孝布，接礼，还礼，买烟，置酒……所有事情都得托着别人办，别人是不会替他们省的。孝布肯定都扯得宽宽的，烟酒都是村里小卖店里上好的，做饭净放肉。而当事人无论多心疼，都是不能说什么的。收的礼里面，能吃的也全被办事的人吃了。我们替奶奶和父母办事的时候，每次浪费的饭菜喂死东院家的一头猪。现在，那些猪的好几辈子孙也都已经长大成猪，被宰到了锅里，等着喂死下一代的孩子了。
“丽。”有人叫。我和嫂子一起回头，看见一个女孩子，皮肤很白，眉眼很亮，身材高匀，孝衣的领口露出羽绒服的一角玫瑰红。
她说的是娇滴滴的普通话。
吃完了饭，去上礼桌。嫂子和二哥他们商量了一下，回头对我说：“其他本家都是二十块，咱家和东院爷的关系，二十是肯定不行的。我们三家是五十，你这个姑娘家怎么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五十。本来我准备付一百的，但姊妹们总得比肩齐。少五十没什么，多五十就把自己显高了，尽兜着不自在。
于是来到礼桌前，上了礼。写礼单的是我的小学老师，教过我们所有的兄妹，看见我们就笑得眼睛细细的，像一条棉线，道：“都回来了？好，好，好。”
上完了礼单，和东院奶奶打了个招呼，我们就去看三爷。
三爷的病确实很重了。他躺在里间的床上，光线昏暗。他的脸更加昏暗。一窄墨绿的布条上挂着他的五官，眼睛里静静地反射着天光，让人觉得他在每个瞬间都有可能断气。月姑说他本来身体就不结实，东院爷病重的时候，他去看过几次，随之就像受传染似的也重起来。老人之间就是这样，如一堆老房子，挤在一起时，互相陪衬着，支持着，鼓励着，还能凑成一道生机残留的风景，一旦有一幢倒塌，露出了破损的窗棂和腐朽的椽头，剩下的那些也就都漏了气，不堪回首。
除了东院爷，三爷是对我们最亲的了。他和我们爷爷一起去当的兵，走散了队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一次战斗中伤了命根子，狼狼狈狈地逃了回来，一辈子没娶老婆。月姑是他抱养的。月姑说她从小没少让我奶奶操心。从毛主席老人家站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一刻起，三爷老人家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承包了我们八队清茅坑扫大街的劳动任务。农村的大街上永远是尘土飞扬，他永远也扫不干净，于是除了下雨就在大街上待着，像一个机器人。雨刚停的头两天，地虽然没干，茅坑却快被天尿满了，他就穿着一双锔着补丁的黑胶鞋，担着两只黑桶，一趟趟地往田里清茅坑。月姑的外号因他而起，一是“扫帚”，二是“茅桶”，三是“野种”。有这样一个爸爸，月姑的日子可想而知。说吃苦瓜蘸黄连都一点儿不过分。月姑说，奶奶一向最护着她的，最心疼她。那些年，她几乎就是在我们家长成人的。“文革”时，三爷的劳动任务没变，名称变成了黑五类。月姑嫁给了邻村另一个黑五类的儿子。革命群众说，这叫以毒攻毒。两个毒物的婚礼是没人参加的。大哥和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月姑出嫁的时候，街坊本家所有人里，只有奶奶不怕牵连，做了她唯一的送嫁人。除了东院爷和月姑，奶奶的义举还不止这些。她的胸襟和美德不仅让村里人口口称道，也让我们兄妹都深以为豪。老师让写作文《我的××》时，我们都写过奶奶。不过据说只有大哥的是原创，下面几个都是根据原创衍生的摹本。
月姑对我们自然也很亲。她很能干，如今的日子在她村里算是数得着的。地里支了十几个温室大棚，专种错季蔬菜。她种的小香椿尤其好，城里的大饭店都排队上她的田里等。头茬的能卖四五块钱一斤。二茬的价钱稍落些，也能卖个三四块。她常托人给我们带些二茬的。
“老大呢？”三爷问。
“忙。”
他笑笑。突然一阵咳嗽，嘴角流出一丝涎水。月姑连忙斜跪到床沿上，为他擦着。一只鸟在窗外飞过来，飞过去。蓦然间，嘎嘎叫了两声，非常刺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