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怀着彷徨苦闷的心情，到县里找张书记谈了很长时间，就像一阵清风那样，吹散了眼前的迷雾。她匆匆忙忙吃了两块红山药，喝了一碗菜白粥，就跑到小契家来。
小契父儿俩正蹲在当屋小炕桌旁边吃饭。炕桌上堆着七八个白面卷子，还有一盘紫乌乌的熟猪肉。小旦儿那孩子一只手攥着个大白面卷子，一只手抓着肥猪肉片子，吃得正香着呢。大妈一看就知道这是用粮食在街上换的，不由得叹了口气：
“小契呀，别人的话，你怎么一句也不听啊？像你这样个吃法，还能吃几天哪？”
小契把头一摆，用下巴颏朝屋角盛粮食的瓦罐一指，说：“嫂子，你瞅瞅！我们父儿俩就是变成小家雀儿，也吃不了几天了。”
大妈走过去一看，灰瓦罐里只剩下小半罐棒子糁儿；再往盛粮食的大缸探了探手，最多也不过几十斤红高粱。大妈把手缩回来，神色有些凄然。
小契看看大妈的脸色，宽解地笑了一笑，说：
“这也没啥！……过一时说一时！反正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待多少天了。”
“你就当真要走？”
“这还有假？！”小契又笑了一笑，“把这点粮食吃完就走！人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瞌睡多’，一点不假！我今儿个往炕上一仰就睡误了。一听，门口有敲梆子的，孩子跑来说，卖白面卷子的来了，说着口水都流出来。看着真叫人可怜！我想，反正快走了，还给谁细着！就了两升高粱，换了两斤卷子。这时候，正好又来了个卖熟猪肉的，一问，是条瘟猪，也不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让孩子吃了再说。早吃完早走！”
“依我看，你走不了。”大妈说。
“你看我离不开孩子，是不？”小契看了旦子一眼，凄然地说，“我准备送他到姥姥家去。”
“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大妈摆摆手，凑到小契耳边，悄声地说，“上面下来任务了！”
“什么任务？”
“党的任务。”大妈严肃而有点神秘地说，“社会往前走了。上级叫咱们先试验办农业合作社哩！”
“什么合作社？”
“也就是集体农庄，把地统统伙在一起，搞社会主义。”
“你别诳人了吧！”小契不相信地笑了一笑。
“怎么诳你？”大妈镇着脸说，“自从那天你一说要走，我就到县里找大老张去了……”
“你见着他了？”
“我们直谈了大半宿哩。”
小契眨巴着眼问：
“他提我了没有？”
“他还能忘了你？”大妈说，“我一见他，还没说上三句话，他就问：‘我的老伙伴呢，他现时生活怎么样？’我就照实说了，我说，‘他生活可是不强，房也去了，地也卖了！’……”
“唉唉，”小契立刻打断她的话，“你看你说这个干什么！他批评我了没有？”
“没有。”大妈摇了摇头，“他只是叹了口气，半天才说：‘这也是难免哪！像小契这样的干部，一心扑革命，扑工作，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得睡，地里打粮食自然就没有别人多，遇见三灾两难，不去地怎么办？’……”
“还是他，他……了解我。”小契的红眼睛里闪着隐约可见的泪光。
大妈沉了沉，又接着说：
“我把这村困难户的情况都跟他谈了，他说，不光咱这个村，别的村，全县也都是这样。没有想到土改以后，阶级分化这么快。他还说，要不办合作社，过不了几年，连小契这样的人都得端人家的饭碗，给人家当长工去。”
小契的手指头像风里的小树叶子似的颤抖着，低下头去，没有说话。沉了半晌，站起来说：
“照我看，咱们老区就是该迈这一步了。咱们辛辛苦苦闹革命为了什么？死了这么多人为了什么？你看，现在有些人，一心发财致富，捣腾买卖，连个会都不愿开，这革命就是为了他们革的吧？”
小契气呼呼地，了半瓢凉水咕咚咕咚一喝，把那个空瓢乓地往缸里一丢：“叫我看，咱们干脆把地，把东西都伙伙在一块儿，吃饭干活最好。”
大妈见小契情绪有些起来了，心中暗暗高兴，就乘势说：
“我听大老张一说，心花都开了。我就对他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呀，这样的好事，没有人领头去办，也是枉然。说到这儿，大老张就说：‘小契呢，你不会叫他领着头干么？’我说，嗐，你别提小契了，人家正慌着到外头找工作哩！你去亲自跟他谈谈吧，我说下大天来也是不行……”
“看看，”小契把手一甩，“你在那儿老提这干什么！他骂我了没有？”
“大老张听我这么一说，就哈哈一笑，说：‘你别听他，那是故意给你说着玩的。只要你把这件大事跟他一提，你就是用大棍子抡他他也不走。’他还说：‘你想想，嫂子，八路乍来那时候，很多庄稼人想出头又不敢出头，在凤凰堡头一个站出来的是谁？抗日，土改，站在最前面的是谁？不都是我那个老伙伴么？你这次跟他一说，他要不冲到前头那才怪哩！’”
“这，这大老张……”小契的嘴唇颤抖着，一颗圆大的热泪珠，跌到他粗糙的大手上。沉了半晌，才抬起头来，说：“嫂子，别提那些事了，你看该怎么办，就分派我吧！”
“你不走了？”
“不走啦！”小契把腿一拍。
“那就好。……”大妈的眼角里也像有一颗明亮的露珠闪落下来，笑了。她说：“你是不知道我这心哪，自从那天你一说要走，我这心就像吊到半天云里，没着没落的。咱村的复杂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哇！”
小契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要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想到走这一步。”
两个人谈话的工夫，小旦这孩子竟吃了两三个卷子，一盘紫乌乌的瘟猪肉，剩得也不多了。吃完，也像他父亲似的，抓起大瓢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把大瓢乓地扔到水缸里。接着，就跑到院子里玩起来，不是学他父亲追小牲口，就是两腿擘开，摆出架势学撒网打鱼，还在外面喊：
“爹，咱到河边去吧，再撒它一网！”
“你瞅瞅，”大妈笑着说，“长大了，又是一个小契！”
小契站起来，冲着门外喊：“你给我滚到一边去！”一面又回过头嘿嘿一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作风都叫他学上了。”
大妈听说小契不走了，像千斤重担落地，多日来的抑郁孤寂之感，为之一扫。由于心情愉快，她把到城里去同张书记谈的话，都同小契谈了。小契也像饮了一杯浓酒似的，精神振奋起来。共同的新任务，又一次锤炼着他们的友谊，使他们彼此都觉得心头热烘烘的，像听到新的冲锋号音，渴望着继续奋发前进。
小契从他的口袋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烟头抽着说：
“嫂子，这办社好是好，可是咱们一点经验都没有，真是狗咬刺猬，不知道从哪儿下嘴。”
“我也不知道两条腿该先迈哪一步。”大妈面带愁容地说，“咱们是不是先在支委会上研究一下？”
“跟谁研究？”小契气呼呼地说，“七个支委：两个南下了；一个不在家；王老好工作没找着，在北京他女婿那儿享福；大能人不照面，你耽误他一分钟，就像挖他二两肉似的。前几天，他刚从天津捣腾洋布回来，今天天不明又去北京，不知道捣腾什么。我查完夜，刚往回走，影影绰绰看见一个人往村外奔，我当是坏人呢，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他……”
“反正咱们不能等着！”大妈决断地说，“听大老张说，饶阳县有个耿长锁，办了一个‘土地合伙组’，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真想去看看，可又一想，离咱这儿好几百里，要走着去，来回得半个月，咱们俩手头都紧，连个盘缠钱也没有……”
听到这里，小契忽然眼睛一亮，说：
“嫂子，你可认得姚长腿么？”
“咋不认得？”大妈说，“那年他扒上火车，砍死了两个日本兵，还撒了好多传单，以后选上民兵英雄，我们还一道去边区参加过群英会哩！”
“对对，就是他！”小契说，“我上个月在集上听人说，他到耿长锁那儿去过，回来净讲耿长锁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去找找他？”
大妈兴奋地把两手一拍，说：
“这倒好！”
“可也不近哪，小二百里子哩！”
“那算什么！”大妈把头一摆，“我当年跟着八路行军，还不是一样地走！”
“嫂子，年纪不饶人哪！”小契笑了一笑，指着外间屋放的一辆破车子说，“我到集上找点零件，抓紧时间把它修修。然后把你带上，要是顺利，有大半天也就到了。你看行不？”
大妈把手一挥：“好，就这么办！”
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妈心情愉快，脚步轻松地回到家里，对待老大伯的态度也颇与平时不同。第二天一早，天还不甚明，就推老大伯起来，到集上去卖烟叶。小契饭都吃不上了，当然不能让他准备盘缠。小契这边也忙碌起来。他的这辆破车，还是抗日末期部队送给他的胜利品，由于零件缺损太多，好几年没有骑了。当然也正因为过于破旧，没有被他的主人卖掉。大妈刚走，小契就跑到镇子上，东找一个零件，西找一个零件，因为那些人都尝过他那“小牲口”的美味，也都热情地帮助他。小契又经过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勉强强修理上了。第三天一早，就把那辆破车子推到大妈门口。大妈早已准备好干粮，并且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大伯把他们送到村口上路。
那小契由于这些日子情绪不佳，头也没剃，脸也没刮，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不知临时从哪里扯出一件小破棉袄披着，看去很不像样。但却精神抖擞，就像过去执行战斗任务似的，有说有笑，推着那辆破车子，一直走在前面。刚到村口，他就停住车，指指车座后的行李架说：
“上车吧，嫂子，这就是你的宝座。”
“小契，”大伯瞅着那辆破车不放心地说，“到底行不行啊？”
“没问题！”小契把头一扬。
“我这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哩！”大妈笑了笑，侧着身子，坐在车座后面，一只手还提着盛干粮的手巾包儿。
小契等大妈坐好，紧推几步，就飞身上车。刚一上去，那车就吱吱呀呀地响起来。没有走出多远，遇到一个水垄沟，由于没有前后闸，小契一时来不及，就把大妈翻到水垄沟里去了。
大伯急忙跑过去，大妈已经站起来，幸好垄沟里没水，大妈拍了拍土。
“小契呀，你，你……”大伯结结巴巴地，“我说你骑慢一点！你嫂子这身子骨可不算强！”
“快回去吧！”大妈呲打着大伯，笑了一笑，又上了车，“这么大年纪了，说这话叫人听着多寒碜哪！”
“到底是老夫老妻哟！”
小契也笑了一笑。这次他手握双把，聚精会神地蹬起来。这一对亲密的战友，这一对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晨风里踏上了正南的土路。破车吱吱呀呀地响着，在早晨布满白霜的大野上，留下一道清晰的印痕。
从凤凰堡到徐水的姚家庄有一百七八十里，小契鼓着劲想一天赶到。开头也还算顺利。谁知五六十里以后，由于齿轮过于老旧，链子就不断脱落。三里一停，五里一站，还不到一百里路，天就黑了。只好在一个村庄里借宿。为了省钱，两个人没进饭铺，吃了点携带的干粮，喝了点凉水。小契又连夜修车，很晚才安歇。不料第二天车子的里带又出了毛病，漏了气，只好步行，天黑也没有赶到。第三天早晨，将车子推到一个镇店地方，把带补好，这才在上午十时左右赶到了姚家庄；不巧姚长腿刚刚出门，到十五里以外赶集去了。
大妈一向性急，自然不愿久等，两个人又赶到集上来找老姚。幸而集不大，只转了半趟街，大妈就停住脚步，往前一指，说：“你看，那不是老姚是谁？”小契一看，路旁人丛里有一个出奇的高个子，三十几岁年纪，小头，长腿，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日本人的破军大衣，只搭到膝盖那里。他正同人高谈阔论，不时地嘎嘎笑着。集上人多声杂，大妈连着喊了好几声，长腿姚才转过脸来，惊讶地说：
“是你呀，杨大妈！”
说着分开众人，迈开大长腿，三脚两步就赶了过来，双手捧住大妈的手摇晃着说：
“大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我是叫人家背了来的！”大妈指指小契的破车子，微微一笑。接着给他们两个做了介绍。
“大妈，”长腿姚满脸是笑地说，“自从那年咱们到边区开会，眨眼好几年了，老想去看你，总也不得空。”
“别说漂亮话了！”大妈说，“你大妈要不来，谁也不去看我。”
“哈哈，大妈还是这个脾气。”长腿姚嘎嘎笑了一阵，“这回来，怕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就是找你！”大妈用指头点着他说。
“走，到我家去！”
长腿姚拉着大妈。大妈告诉他已经去过了，要找个清静地方谈谈。长腿姚拗不过，只好跟大妈来到村外，小契推着破车子跟在后面，三个人避开人多的地方，在一个打麦场里靠着麦秸垛坐下来。
老姚掏出半盒纸烟，大家抽着。大妈开门见山地说：
“老姚，听说你这个大长腿到耿长锁那儿去过？”
老姚笑着说：“你是不是想成立合作社呀？”
“嗐，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办合作社？”大妈笑了一笑，“是别人托我问的。我问你，你到他那儿去过吗？”
“去是没有去过，他的事儿我还是听到不少。”老姚说，“我老想见见他，跟他谈谈，可总是没有机会。前两个月，我从北京开战斗英雄大会回来，路过保定，住在招待所里，碰到一个庄稼老头儿，穿个小白粗布褂儿，蒙着块白手巾，留着稀零零两撇小胡子，非常和善，说话也细声细气的，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怎么注意他，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咱冀中鼎鼎大名的耿长锁！真是把人后悔死了！”
“我问你，他那社办得怎么样？”
“听说，势派大极了！”老姚兴奋地说，“过去咱们这里的财主，一说家里拴几套马车，轿车，槽上有十几匹大牲口，就算了不起了；可耿长锁那社，早晨钟一响，人欢马叫，花轱辘大马车能摆出大半道街，干起活来，你说是小伙老头儿，你说是闺女媳妇，都是唱着歌往前冲。”
大妈笑了，眼睛瞅着老姚，笑得动人极啦。
“不说别人，我就纳闷儿，”大妈说，“这一家一户还吵包子闹分家哩，这么多户合到一块儿能行么？”
“分的粮食多呀！”老姚说，“他们每户比起单干那阵儿能多分好几百斤，他怎么不干？真是拆都拆不开。听说，他村里有一个富裕中农，是个种地把式，又是个土圣人，一直不服气，跟他们竞赛了好几年，看谁的产量高，到底还是输了！再说，再说……”长腿姚又点起一支烟，带着无限敬佩的神情说道，“人家耿长锁那真可以说是大公无私，公家的便宜硬是一丝不沾，这就把大家团结住了。他在村里还当着支部书记，土改时候分房子，他自己不分，让贫雇农多分；临到扩兵，先把自己的小子送出去；社里要盖油坊，没有砖瓦木料，就把自己准备的砖瓦木料借出来。这耿长锁年纪也不小了，身子骨不算强，常到这里那里开会，又不会骑车子，社里人怜惜他，说给咱们长锁买个小毛驴吧，让他骑着也省点劲。可是耿长锁笑着说：‘这可使不得！你们想想，过去地主催租子，就是骑着个小毛驴儿，背着个算盘，这儿串串，那儿串串，我也骑上这个，成了什么啦？’所以这会儿，他不管到哪儿开会，还是蔫不唧地在地下走。开完会回来，哪怕还有一个钟头，也得到地里去，跟大伙一块劳动。夏天耪地，又热又累，到地头上谁也不愿动了，这时候，他总是蔫不唧地提起水罐子，到井台上拔了水来，说：‘同志们，喝水！喝水！’……”
“真不赖呆！”小契眨巴着红红的眼睛，羡慕地问，“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入党嘛，跟咱们也差不许多。”老姚说，“可是人家心里有路数呀！什么问题，都想得远，想得宽。你比如说，他们村有四个孤儿，大的十一二，小的六七岁，托给本家管，到时候给那么一点粮食，饿得孩子直啼哭。孩子的姥姥来了，一手拉着一个，哭哭啼啼地要入社。这时候，社才办起四年，只有十五户，家底也确实很薄，有人就说：‘多来了两个长嘴物，咱们的社就办好咧？’有的说：‘多来些这样的人，大伙再拿上棍子要饭吧！破篮子和打狗棍还在棚子底下放着哩！’可是耿长锁还是耐心说服啊，说服啊，把孩子收下了。冬天有棉，夏天有单，柴米油盐样样都得结记。长锁在县里开会，一下大雨就坐不住了，怕房子不结实，砸住了孩子们……”
“这人思想就是好！”小契点头赞叹着。
“思想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成社的优越性。”老姚纠正说，“要不是成社，这些没爹没娘的苦孩子，就是想安插也没法安插呀！”
大妈沉在思索里，想起小契、金丝、郭祥他娘，瞎老齐……这些凤凰堡的穷户们。
长腿姚看看太阳，已是正午时分，就立起身来，把沾到他那件日本军大衣上的麦秸拍打了拍打，说：
“大妈，也就是这些材料了。”
“怎么，你要走？”大妈抬起头问。
“我下午还有事儿哩！”
“不行！”大妈果断地摆摆手，要他坐在原来的地方，“我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哩。我问你，他这个社倒是怎么办起来的？”
老姚又坐下来说：
“一九四三年腊月天，毛主席让咱们组织起来闹生产这件事，你还记得不？”
大妈手扶额头，思索了一阵，说：
“仿佛谁在地道里给我念叨过。”
“对，就是这个时候。”老姚说，“他那地方，虽然不像咱们这里残酷，也是三里二里一个炮楼，加上闹灾荒，卖儿卖女的，无其数。耿长锁还饿死了一次，又被救过来，他的老婆也带着孩子讨吃去了。这时候，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这里组织了个隐蔽经济组，拨给他们二百斤小米，让他组织几户打绳卖，好救个活命。开头只有四户人家，白天黑夜在一块打绳，赚一点钱餬口。可是等到开春种地，问题来了：各家回去种地，就顾不上打绳，打绳组就得散；打绳组散了，又没得吃。他们就干脆把地合起来，成了一个土地合伙组，一班种地，一班打绳。这耿长锁，你别看他绵绵软软的，他是一条道走到黑。他这社也经过几起几落，变大又变小，变小又变大，可是一直坚持下来。嘿嘿，没想到，这就是咱冀中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转眼间，人家早跑到咱们前头去了。”
大妈笑着说：“你这个长腿，也没人家跑得快呀！”
“可不，”老姚说，“那时候，我专门研究怎么扒火车了！”
长腿姚说到这里，又立起身子，赔笑说：
“大妈，我可真该走了。”
“你到底有什么急事啊？”
“大妈，我给你实说吧，”老姚显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弯着腰，附在大妈耳边，悄悄地说，“我也结记着成社哩。今天区干部来，我们商量开头一次会。”
“好好，那我不留你。”大妈说着，朝小契丢了个眼色，仰起脸望望太阳说，“到吃饭时候了吧？”
小契立刻会意，跳起来双手拉住老姚：
“对对，这饭可不能不吃呀！走，咱们在集上喝两盅去！”
“下一次，下一次……”老姚想挣脱身子。
“你听我说，老姚，”小契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你同我这老嫂子是熟人了；可咱们俩是头一回见面呀，是不？你要不去，那就是瞧不起我。”
大妈也站起身，拍拍土，从旁挖苦说：
“老姚，你是不是怕花钱哪？嗯？”
几句话说得老姚没了主意。大妈又使了一个眼色，小契一手推起破车子，一手拉着老姚，往集市中心走去。街道旁边，搭了一溜布棚，都是卖小吃的，有卖烧饼馃子的，卖熟猪肉的，还有卖大碗面、豆腐脑儿的。热闹的叫卖声，使那些食物，增添了格外诱人的香味。小契支起车子，选了一处有卖酒的地方坐下，用他那在客人面前素有的慷慨豪爽的风度喊道：
“先打半斤！”
两个人热热闹闹地喝起来。大妈量不大，心思又不在酒上，只喝了小半盅儿，就问：
“老姚，你还没有说，那入社的人，有的劳力多，有的劳力少，有的地多，有的地少，打下粮食，可怎么个分法？”
“先搞地五劳五！”
“什么叫地五劳五？”
“你干吗问这么细呀？”老姚擎起酒盅笑着，“你是不是也想成立社呀？”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大妈也笑着说。
“你呀，心眼就是多！”
“这可是一贯的了。”小契附和着说。
三个人都嘎嘎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