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李玖妍做得欠妥当。假如她能正常思维，那她无论如何要跟人家苗幸福明白地打个招呼的，只留下几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字在那儿，确实比较坑人。可她的思维正不正常呢？她大约想着想着，丢掉马桶和马桶刷子就走了。
她又是怎么回来的？是走回来的还是搭班车回来的？那么晚了，她到哪儿去拦班车呢？是不是拦了一辆趁夜进城拉粪的拖拉机？我是见过这种拖拉机的，跟着秃顶老宋坐在街边刮鞋底时，到傍黑时分就能看见这种拖拉机，拖斗上搁几只大木桶。假如她拦的是这种拖拉机，那她身上一定臭死了。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空白，不好猜，也没多大意义，不管她是不是臭死了，反正她都回来了。
我还是先说说我是怎么卖的冰棒吧，一个残疾怎么卖冰棒呢？这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眯眼子吴爱国，有一天他不糊火柴盒了，跟我说我们去卖冰棒吧。不是他，我只能一天天地游手好闲，卖冰棒这种事是想都不敢想的。首先是卖冰棒要申请，要街道上出证明，要填表，还要报批，等等等等。其次就是我没有腿，我拄着拐杖都走不稳—我已经不撑凳子了，改了拐杖—怎么敢想象再去背一只冰棒箱子？但眯眼子有办法，他把手续办下来之后，就用木头钉了一个架子，下面安上四个小钢轴。我说叫我爸做吧，他说就是随便钉一下，又不要什么手艺的。钉好了架子车，他就推着它到冰棒厂去打冰棒，打了冰棒又推到广场东侧的公园门口。我只要拄着拐杖到那里去等他，他来了，就自己背着一个冰棒箱到前面去了，把架子车留给我。这个地方位置好，总是人来人往，因此我们的生意很好做，最迟是下午五六点钟，一箱子冰棒就卖完了。
顺便再说一下我的拐杖，—跟我那只死沉死沉的凳子一样，我这副拐杖也是我爸打的，那时候他已经不用挖人防地洞了，回到柜台上给人称盐，这也是他给革命干部打家具得到的好处。只是周师傅手上的革命干部越来越少了—原来周师傅的手眼也是有限的—有时候要隔两三个月才给他写一张纸条子，而他又像一只总在转着的陀螺似的，一下子停下来很不习惯。他皱巴着脸，李玖妍嫁到水甸去了，可那些细麻绳似的皱纹还那样勒着他，将他那张脸勒得紧紧的。他说你已经这么大了，就别再撑那只凳子了，我来给你打一副拐杖吧。他好像把心思都放在了我这副拐杖上。他先用铅笔画图纸，又用尺子量我的手臂和腰腿。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干透了的榆木，用锯子将它一剖两半。为了让榆木开叉，做出一副像模像样的拐杖，他费了很多脑筋，甚至用到了木炭火。他先将榆木锯出一道口子，再把木头弄湿，晾到半干，然后像熏烤篾片一样熏烤它，一边熏烤一边往叉口里揳木楔子，今天揳一块，明天又揳一块，终于使榆木如篾片一样弯出了一点弧度。拐杖做好之后，他用砂纸将它打磨得光滑圆润，又找周师傅讨了一碗猪血，用小半瓶剩下的生漆细细地漆了两遍。他对生漆还是过敏，漆好了拐杖，人却肿了，眼袋沟里、皱纹里都嵌着沉甸甸的青色。他肿着头脸将拐杖拿到后街铁匠铺里，像钉马掌那样，在两根拐杖头上都钉了一块铁砣子；又到隔壁庙背街巷子里的红卫五金厂，请人在拐杖的脚杆上包了一块足有五寸宽的白铁皮。
假如不是这根拐杖，估计我也卖不了冰棒，无论如何，拐杖比凳子方便多了。我只要用胁夹夹住拐杖头，就可以腾出一只手给人家拿冰棒。
我就是在腾出一只手给人拿绿豆冰棒时看见李玖妍的。那天上午，我先是看见许多人站在公园围墙边看什么，然后又在人缝里看见了一个头上绑着一块手绢的女人。我记得水香的儿子熊金灶说过，这叫“扎包头”。这个“扎包头”的女人手上拿着一把刷子，在墙上飞快地刷两下，又弯腰拿起放在地上的一卷纸，抽出一张，贴到墙上，再用巴掌上上下下拍几下。她的巴掌大约很薄，拍出来的响声又脆又亮。有一伙小孩跑过去帮她，小孩都戴着红臂箍，他们抢着给她刷糨糊，她拍上边，他们便给她拍下边。他们拍出来的响声肉乎乎的，红嫩的小手被阳光晃得像花一样。许多走路的人都停下来，骑自行车的人也停下来，都站在那儿看着。渐渐地，那儿的人越来越多，变成了密匝匝的一圈人。这一圈人又在不断地变厚变密，就像庄稼分蘗一样，把她和小孩们淹没了。
她贴的什么大字报，怎么这么多人都围着看？她的大字报那么长，一直往这边贴过来，我看不见她怎么贴，只看见人群在不缓不慢地往这边拥过来。在离我大约还有五六十米左右时，她似乎才把那一卷纸全贴到围墙上去了，人们不再拥过来了，这时我又看见她了，她一个人从人群里挤出来，搓着手上的糨糊，像一个围观者那样，踮着脚，伸长脖子往那儿看着。但是很快地，从后面围上来的人又将她淹没了。起初我还能从人缝里看见她半个头，或者一段身子、一个脊背、半个侧脸、一条腿，到后来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了，我便一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风顺着围墙带过来的一股新鲜的墨香。
卖冰棒是要叫的，冰棒哎—，红豆冰棒绿豆冰棒哎—，牛奶冰棒冰糖冰棒哎—，就像懒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心是要用在眼睛上的，要一边叫一边用心看来来往往的人，看见一男带一女，或者大人带小孩，就叫得声音大一点，感情丰富一点。若是看见一拨男孩或一拨女孩，那就是大生意来了，那就要把心用在嘴巴上了，要叫得更响亮更殷勤，还要叫出高低变化，叫出起伏和跌宕，要叫得绿豆像绿豆红豆像红豆，要叫出牛奶的香和冰糖的甜。说实话，许多人卖了一辈子冰棒也叫不到我这种水平，而我是无师自通，天生就是这块料。比如我叫牛奶冰棒，要把一个“奶”字拖着，舌尖始终轻贴上腭，让声音擦着舌尖滑出去，同时还要用舌尖调节音量和声调，在尾音上别出心裁地拐一个小弯，就像一个软软的小钩子，然后才是“冰棒”。就是“冰棒”，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喊出去的，也要有轻重，有长短，有那种很“冰棒”的感觉。
可那天我的生意却不大好，生意不好的原因当然在那个“扎包头”的女人，大家都看她的大字报去了，不来吃冰棒了。不是要守着架子车，我也想去看看。后来我看见了眯眼子吴爱国，他背着一个冰棒箱在人堆里挤来挤去，我远远地都听见他在叫“冰棒哎冰棒哎”，但我没见他卖掉一根冰棒。人家都不理他，专心看大字报。我看见他从人群里挤出来，放下冰棒箱，屁股往冰棒箱上一放，低头用袖子擦脑门上的汗。他的身体很虚，现在才是阳历六月，他便动不动就要擦汗。他喜欢用袖子擦汗，他的汗是屎黄色的，所以他的袖子永远是黄渍渍的，洗都洗不掉，怎么洗都有一股沤馊味。
在吴爱国擦汗时，我忽然又看见了那个“扎包头”的女人，她从低头擦汗的吴爱国身边走过，沿着围墙朝这边走来。许多看大字报的人跟着她把头扭过来。那么多人的目光聚集在一个人的脊背上，想必是很有些分量的，她似乎也有感觉，因为我看见她挺了挺身子，而且越走越快。公园围墙转的是个圆角，她几步就转过来了，这时我听见我胸膛里訇的一声，心想怎么回事？这个“扎包头”的女人怎么会是李玖妍？这怎么可能呢？
公园门这边的围墙边上全是些高大茂盛的鸭嘴树，树上的叶子刚刚由黄转绿，阳光本来就有点水汪汪的味道，再被嫩绿的树叶滤一下，就变得有些迷离恍惚了。可是再迷离再恍惚，她的脸已经是朝着我这边了，那张脸我从小看到大，我还会看错？莫非我才这一点年纪就花了眼？可我还是很恍惚，假如真是她，那她不在水甸待着，不养那几只鸡鸭，对了，还有鹅，水香还说过，还有花生地红薯地，她不抱着那根绑了稻草的棍子在那儿守着，一个人跑到这里来贴什么大字报？她哪来的大字报？一个脑子有病的人还会写大字报？那不是出鬼了？她怎么写呢？瞎写？再要不，或者，那些看大字报的人也有病，一个个都是神经病脑膜炎？她瞎写的他们也看得那么入味？她在水甸除了守花生地红薯地，养鸡养鸭养鹅，就是天天写大字报玩？写好了就拿来贴？还是跑到这里来写？假如她真是跑到这里来写，那她在哪儿落脚？她落脚了吗？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对了，她怎么会这么瘦呢？她可真瘦，眼睛都眍出了洞，眉骨拱得那么高，颧骨也那么高，眼眶和腮帮子都凹进去了，凹出坑来了。她原先胖得连骨头都看不见，怎么一下子就瘦得露出了骨相，比我在东风理发店的大玻璃上看见的还瘦？要不真是我花了眼？不是她？可她怎么那么像李玖妍呢？她身上全是李玖妍的影子。莫非这世上还有第二个李玖妍？无数问号堆在我脑子里，像小树苗一样迅速地生长着，我脑子里转眼就长出了一片茂密的问号森林。
她走过去了以后，我还跟那些神经病脑膜炎们一样，看着她的窄窄的背影和她头上的手绢—那些手绢有点脏，泛黄，而且叠得也马虎，褶痕比较乱—心想她怎么连走路的样子都像李玖妍？她走得不见了，我还在琢磨她走路的样子，那明明是李玖妍在走路呀，她这是往哪里走呢，是回家吗，回家是往那儿走的吗……我嘴巴里还在念经一样木木地叫着，冰棒哎冰棒哎冰棒哎……
到了下午，神经病脑膜炎更多了，他们都往公园围墙这里跑。那些骑自行车的神经病脑膜炎们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就在路边将车一锁，往人群里挤时手上还拿着车钥匙。围墙好像变成了一块磁铁，神经病脑膜炎们变成了铁屑子，在围墙那儿呈现着一种不规则的放射状，而且还不停地翻涌蠕动，互相变换着位置，里面的人被挤出来了，外面的人则拼命地挤进去。
从里面挤出来的神经病脑膜炎都出了一点汗，他们一边走一边用手绢或袖口擦汗。听见我叫唤，也有个把神经病或脑膜炎会走过来买我的冰棒，我就问他们，你们挤出一身的汗，那是看什么呢？脑膜炎或神经病说，你守在这里还问我？有的神经病或脑膜炎看一眼我的豆芽腿，笑笑说跟你没关系，老实卖你的冰棒吧。
看来今天的冰棒是卖不掉了，剩下的只能自己吃了，吃不掉就让它化成水算了。我就叫眯眼子，我说：“回家吧回家吧！”
眯眼子还远远地坐在那儿，他抬头看看天，又看看我，说：“等一等嘛，还早嘛。”
我说：“要等你等，我先走了，我有事。”
我把架子车扔在那儿，撑起拐杖就走。我走了一会儿，眯眼子推着架子车赶上来，说：“兵子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嘛？”我看见他的眯缝眼一眨一眨的，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便不理他。他说：“什么事你说嘛。”我说：“有事就是有事，说个屌！”他说：“兵子，你今天不对头。”我说：“你管我对头不对头！”我用力拄着拐杖，咯咚咯咚地往家里赶。我赶得满头大汗。眯眼子又说：“你赶得这么急干什么嘛？”我闷着头，不跟他说话了，一心要赶回家看看。
回到家里我连脊背都湿透了，但我没看见李玖妍。那个女人是谁呢？我爸妈，还有李文革，见我汗淋淋地赶回来，都问我怎么啦？我装憨说：“什么怎么啦？”
第二天也是那样，神经病脑膜炎们都围在那儿，围着围着就有一拨神经病脑膜炎和另一拨神经病脑膜炎争起来了。他们争论得挺激烈，越来越激烈，每个神经病脑膜炎的嗓门都挺大，许多人同时说话，鹅一句鸭一句，所以听不清他们在争什么，只听见一片聒噪。眯眼子吴爱国仍然背着冰棒箱子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这时候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感到很吃惊的事情，我看见吴爱国从箱子里抓起几根冰棒，突然朝几个面红耳赤气势汹汹的神经病脑膜炎砸过去，然后飞快地转身，顺着墙根溜走了。
我不知道眯眼子这是干什么，等他过来后我问他，他很无辜地说：“没有呀，我拿冰棒砸人家干什么呢？”我说：“我看见你砸的。”他说：“奇怪呀，你看见我砸？那你肯定看错了，冰棒是不是钱？我会把钱砸出去？”
大约是正午，我看见有几个人端个硬壳本子来了，蹲在那儿抄。他们好像不是神经病或脑膜炎，他们分工明确，你抄这一块，他抄那一块，拿个硬壳本放在膝盖上，夹手夹脚地抄着。这边在抄，那边在照相。那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一个年纪大一些，一个年纪轻一些，这头跑一下，那头跑一下，拿个照相机，摆个骑马蹲裆式，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
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架子车扔在那儿，拄着拐杖往那里挪，这时候围墙边的神经病脑膜炎似乎更多了，不知哪来的，反正不断地有人挤过来。我看见许多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一边推着挤着，一边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他们撸着袖子，敞着领口。他们的领口都乌黑发亮，都像刮刀布。他们说他妈的过瘾！我闻着他们身上的气味，觉得他们应该是从乡下赶来的知青。我旁边是个中年女人，身上还围着做饭用的围裙，围裙上还有星星点点的油花和汤汁。见我挪过来了，这个女人还侧过身子，给我腾了个空子。
天色正在暗下来。我刚看了个开头，就觉得头发在竖起来。我想这不会是别人了，不可能是别人了。
她的指头还是不怎么会写字，这些字写得还是很差劲。她的脑子也不大会造句了，她的句子经常疙疙瘩瘩，开头的那些句子长得能让人背过气去，―“我天天都这样想我一定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因为我心里的疙瘩一个又一个实在解不开今天我下了决心我就这样说了，反正我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落到了众叛亲离谁都嫌我都不想看见我泼水一样把我泼掉我还怕什么？我这么冤枉我不说我就冤枉死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詹少银他是个流氓无赖政治小爬虫别人还以为他多么革命多么有觉悟，我从前好像是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可我真是只想发发牢骚现在我也知道我犯了错误了可是我说的那些都是实际情况，他们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不承认有那样的现象还要给我扣反革命大帽子把我抓起来，他们又不是聋子瞎子怎么会不知道我说的情况……”类似这样的长句子，她涂涂改改地写了快有一张纸，然后才好些了，能让人喘口气了。此外她还有不少错别字，比如嫌我的“嫌”，她给“兼”加了一个“广”字头，牢骚的“骚”，她干脆写成了“臊”……
我心里怦怦地跳着。我的身子莫名其妙地发紧，眼睛也特别警觉，东溜一下西溜一下，总觉得有什么人在注意我。我本能地感到左脸颊上有一种烧灼感，我的眼睛便立即往那儿一扫，像捉一只笨蛾子似的，捉住了一道光亮。
我没想到被我捉住的会是詹少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