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后半叶，有一位勇敢的旅行者。他翻越高山，穿过沙漠，在大海中航行，接触未知的异族文化。他涉足的区域无比广阔且充满危险。他留下了一批手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及所背负的一个不为人知的使命。这个使命如果完成，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的格局将因此改变。
你如果认为此人是马可·波罗也情有可原。因为马可·波罗生活在大约同一个历史时期，而且，也留下了精彩的旅行记录。但是，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旅行者在知名度上远远不及马可·波罗。这部分是因为他是以一位僧侣的身份，带着精神性的目的出游，而且，他的手稿在历史上遗失了近600年之久。然而，他的行程至少比马可·波罗要有意义得多，他的功绩更是不可磨灭。
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旅行者叫拉班·索玛。他是一位景教僧侣，生活在忽必烈时代的蒙古地区，是穿越从东方到西方大片未知区域的第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他从大都（后来的北京）出发，一路风尘仆仆，到达罗马、巴黎，甚至更远的地方。
斋戒之子
1225年，拉班·索玛出生在离当时的都城不远的华东地区。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名字叫巴·索玛。“拉班”意为“大师”，是晚年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敬称。他属于汪古部突厥人的血统，父母都是景教徒。当时，景教在中国和波斯的地位正不断上升。然而，在罗马和拜占庭的天主教会看来，它却属于异教。它因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利而得名。聂斯托利认为，基督有两个分开的位格，一个属凡人，一个属圣体。圣母玛利亚只是“凡人基督”的母亲。而天主教会则声称，基督的凡身和圣体合二为一，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公会议上，天主教会谴责了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聂斯托利派。随后，聂斯托利派教徒不得不离开了罗马和拜占庭的礼拜中心。
然而，正因为这一原因，聂斯托利派教徒成了伟大的旅行者和冒险家。他们很快就在中东和中亚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只是这些地方现在几乎完全信奉伊斯兰教了。随后，聂斯托利教派一路传播到中原和蒙古。在索玛出生的时候，很多蒙古人，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妇女，放弃了对萨满和林神的信仰，加入了聂斯托利派的教会，即景教会。景教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比天主教和穆斯林更尊重其他宗教，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宗教实践融入地方文化。他们举行大众节日，把泛灵信仰和景教仪式结合起来。他们甚至支持蒙古人的多神信仰。同时，景教牧师还经常担任医生，履行着双重职责，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看护他们的信众。
巴·索玛被这种信仰吸引，决定成为一名景僧侣。这让他的父母悲痛不已。索玛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而且，是他们花了大量时间祈祷和斋戒之后才怀上的（索玛这个名字意为“斋戒之子”）。他们不愿意让索玛离开自己，去过修道士和禁欲的生活。索玛在游记中，引述了父母对他的抗议：“我们将断子绝孙，我们的名字将被一笔抹去，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索玛犹豫了几年时间，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所有财产，离家出走。1248年，他加入了一家景教寺院。但是，对于这位喜欢静心修炼的年轻人来说，这里还是太嘈杂了。
1255年，他移居50公里之外的房山，成了一名隐士，并因自己的虔诚和友善在当地广为人知。他希望自己的余生都在一个地方度过，在封闭的状态中，思考神的奇迹和秘密。
不可思议的朝圣之旅
要不是一位名叫马库斯的男孩的到来，索玛可能真的要在那里待一辈子了。这个男孩出生于景教家庭，来自中国的北部。当时，圣人索玛已声名远播至此。马库斯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走了两个星期，来到房山。他一看到索玛，就想拜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索玛本想拒绝他的要求，但是，这个男孩很虔诚、很专一，对于这个年纪的青年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于是，索玛决定收马库斯为弟子。不到3年，马库斯就被当地的景教界接纳为僧侣。但是，他的性情却不适合静心修炼。他开始尝试着说服索玛和他一道前往耶路撒冷，对于景教徒来说，那里相当于圣地。索玛在游记中记录了自己试图说服马库斯放弃这一想法。他告诉马库斯这个行程有多么的恐怖和艰难。但是，年轻气盛的马库斯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相反，索玛却被他说服了。1278年，也就是年轻的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前后，马库斯和索玛一道踏上了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
当时，东西方的商人们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已经行走了近2000年。但是，他们通常只是在中亚的某个地方半路相会，然后，便各自转身踏上归途。蒙古入侵东欧之后，许多欧洲人对这些野蛮人以及他们来自何方感到好奇。1243年到125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位期间，打算派约翰·普兰加宾牧师前往蒙古首都哈拉和林，会见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大汗，以期彼此之间能够和平共处。1246年，约翰·普兰加宾肩负着这个使命来到了蒙古，结果却是一场空。主要是因为他捎了一封信给贵由大汗，力劝他和他的臣民转信基督教。大汗认为这是极不友好的表现。他把约翰·普兰加宾打发回去，并让他转交一封信给教皇保罗。在这封信中，他写道，假如基督徒拒绝臣服于蒙古人，“我们可以确定，你们是想打仗了”。
法兰西的路易国王试图碰碰运气。1253年，他派一位名叫威廉·路布鲁克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去和新大汗蒙哥，也就是贵由的堂弟会谈。威廉试图让对方皈依基督教。他热情无比，却收效甚微。然而，他留下了关于蒙古人生活的有趣手稿。
就我们所知，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曾经从东方一路走到西方，而年轻的马库斯当时就在酝酿这个相当大胆的计划。要理解这段漫长的旅程是何其艰难，你可以试着想象，在内乱频仍、土匪横行的时代，骑马或者走路穿越美国的情形。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活动区域很少超过离家30公里远的地方。这不仅需要勇气、毅力和智慧，而且，还需要有如索玛一样执着的信念。很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环境下，天生喜好静思的索玛竟然愿意把自己的精神信念付诸行动。
穿越战争地带
当时，整个亚洲，包括俄罗斯和波斯，都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这是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服扩张的结果。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窝阔台死后，帝国分裂为四个汗国：控制俄罗斯的钦察汗国，即通常所指的金帐汗国；控制波斯的伊尔汗国；控制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控制中国、蒙古，在名义上为其他所有汗国之主的大汗国。事实上，窝阔台死后，汗国之间彼此征战不休。
在这种情势之下，金帐汗国的大汗决定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结成同盟。这反过来威胁到了蒙古帝国的稳固，因为只要金帐汗国通过与穆斯林的结盟加强了自身力量，它对波斯的伊尔汗国发动进攻的话，几乎必将获胜。而大汗国的忽必烈当时正忙于征服中原大地和建造辉煌的宫殿，无暇顾及此事。
受到这个拟议中的联盟威胁的不仅仅是蒙古的伊尔汗国，还包括十字军国家。12世纪末，他们失去耶路撒冷之后，不过是勉强地控制了圣诚的一小块土地。一旦金帐汗国与穆斯林结盟，他们必将遭到毁灭。
索玛和马库斯要穿越这些区域，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他们为这段旅程做充足的准备。他们需要昂贵的骆驼——因为大部分的路途都是穿越干旱地带，骆驼比马更合适——以及大量的补给和向导。景教界人士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帮助，但是，索玛和马库斯还来到大都——建在原来中都之上的新首都，向忽必烈大汗请求援助。除了资金上的援助之外，忽必烈还给予了他们同样十分重要的各个汗国的通关文书。
有趣的是，索玛的游记当中没有关于他和忽必烈交往的记录，可能是出于保密的性质。这引起了很多的推测，认为大汗给予他们帮助是因为别有所图。历史学家推论说，当时大汗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意在打击马穆鲁克的军事远征，需要搜集相关的情报。但是，当时的蒙古帝国处于分裂状态，他的计划似乎难以付诸实践。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似乎是，大汗想让这两个教徒充当信使，通过他们，向基督教世界显示，大汗国对其他宗教信仰是多么的宽容。不是吗？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把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送回欧洲，要求他们带回100名的基督徒来改变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结果，他们带回来的却是年轻的马可·波罗。
大概是在1279年，索玛和马库斯带着必备的物资和通关文书出发了。他们打算从大都向西南方向进发，先沿着黄河走一段，然后，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过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最后，到达伊尔汗国的塔斯城。塔斯城是当时景教信仰的中心之一。
对于现代旅游者来说，这个行程的艰难超乎想象。尽管蒙古人修建了一些公路，沿途建立了邮局，甚至还种植了一些树。这些树既可以用来遮阴，还可以让人们从远处就能判断公路的位置。但是，一些公路同羊肠小道没什么两样。索玛和马库斯经常迷路，不得不原路返回。尽管他们只是沿着让旅游者望而生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走，却仍然必须经受沙漠的酷热、不断移动的沙丘和海市蜃楼幻景的考验。
有时候，他们还要涉足战争的核心区。当时，忽必烈的侄子海都汗与其决裂，两军的交战导致中亚尸横遍野。“商路被截断，粮食几乎绝收……一些人死于饥饿或被贫困折磨得瘦弱不堪。”这是索玛在游记中的记录。当他们到达卡萨格尔时，发现这座城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主要的贸易城市和景教信仰的中心之一。
他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花剌子模。这段旅程将更加危险。这座城市原本属于穆斯林，1218年，被成吉思汗无情地征服。现在，它是伊尔汗国的一部分。为了抵达那里，索玛和马库斯必须翻山越岭，途经的那些山峰位于现在的阿富汗。此外，他们还必须克服霜冻的伤害以及高海拔疾病所导致的虚弱。当时，这个山区以土匪猖獗出名。蒙古法律规定，旅行者可以结成车队以便击退土匪。尽管如此，索玛和马库斯还是穿过了这片人畜尸骨遍地的区域。
在马拉盖的意外相遇
1280年春天，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到达花剌子模后，前往马拉盖城。马拉盖拥有一座伊尔汗为著名的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建造的天文台和拥有40万册藏书及一系列精良天文仪器的图书馆。在马拉盖，他们见到了景教会的主教玛·登哈。这次会晤既让他们高兴，也让他们感动。见到这位圣人的时候，索玛和马库斯都泪如雨下。玛·登哈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他表示，从遥远的中国来到这里的访客实在是太罕见了。当他得知这两位教徒还要继续一路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更是惊讶不已。玛·登哈对他们发出了邀请，让他们一到巴格达，便来自己家中做客。巴格达是当时景教信仰的中心。
索玛和马库斯做了必要的补给之后，动身前往巴格达。这是他们前往耶路撒冷路途中所要经过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他们很高兴能在这里看到景教的圣殿。但是，当他们得知景教徒在巴格达的处境后，心里很难过。这个城市的景教徒跟队伍比自己更为庞大的穆斯林教徒关系疏远，部分是因为玛·登哈的行为所致。他曾经下令把皈依穆斯林的景教徒淹死在底格里斯河。作为回应，穆斯林差一点刺杀了他。
更糟糕的是，此时，索玛和马库斯听说，要前往耶路撒冷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当时政治形势复杂，金帐汗国控制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而马穆鲁克则控制了圣城本身。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准备原路撤回花剌子模，到那里找个教堂，花点时间精心修炼。但是，玛·登哈试图讨好这两位来自大汗国的重要信使，而授予他们“拉班”的称号（“拉班”意为“大师”）。玛·登哈内心的图谋让索玛和马库斯深感厌恶，但他们一时无所适从，只能接受了。
不久之后，似乎是命运的安排，玛·登哈突然死于一场疾病。虔诚的景教徒们由于被这两位中国客人的正直打动，推选马库斯为新的主教，并给予他“玛·约伯耶和华三世”的称号（玛为“阁下”的意思，约伯耶和华为“神的恩赐”的意思。）。对于自己的当选，马库斯大为惊讶。我们可以推测，由于这一国家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景教徒认为，让一个说蒙古语的人来当主教，可以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马库斯接受主教的职务意味着他们的旅程到处结束了。索玛在一个寺院里安顿下来，几年的时间都用在了静心修炼上。这种生活颇适合他的性情。然而，1287年，政治再次干扰了他的生活。金帐汗国和穆斯林的结盟让波斯伊尔汗国的新大汗阿鲁浑感到巨大的压力，而地处中国的大汗国又离他太遥远，无法提供帮助。他知道，保住自己在中亚和叙利亚的领土的唯一希望是和欧洲的基督教结盟。
他拜见了玛·约伯耶和华三世，试图找人带领一个使团前往欧洲。玛·约伯耶和华三世自然想到了索玛这位曾经的旅伴。索玛值得信任。他博学、聪明，并且，波斯语很流利。而当时有几位意大利商人正好也懂波斯语，因此，可以请他们当中的一位担任翻译。作为一名基督徒，即便是被视为异化的基督徒，索玛应该能够影响教皇和欧洲的其他统治者。玛·约伯耶和华三世甚至还认为，索玛也许还能成功地帮助天主教和景教重修旧好（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直到1994年，天主教和景教才签署一个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教义）。毋庸置疑，索玛确实不愿意放弃几年来自己所过的清静的生活，但是，这个访问罗马和欧洲其他著名城市以及见识大教堂的机会不容错过。
穿越恐怖地带
1287年初，索玛带着写给教皇以及英法两国国王的信件、30匹马、大量钱财和随从出发了。在君士坦丁堡短暂停留期间，他拜访了东正教主教。然后，一行人马登上了一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那不勒斯。
作为有史以来从中国前往欧洲的第一人，索玛是否意识到自己此行的历史意义姑且存疑，但是，他肯定令他的随行人员感触颇深。
尽管他曾经渡过黑海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一次地中海上的航程还是让他备受煎熬。他把地中海叫做“恐怖之海”是因为其中潜伏着大量的危险。在穿越地中海期间，他写道：“海上有一座山整天在冒烟。晚上，上面能看到火。它散发着硫磺的恶臭，没有人愿意靠近那片区域。”几乎可以肯定，当时，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正在喷发。从索玛的游记可以知道，每天他都要就信仰景教的好处发表演讲，以此打发时间或缓解他的内心可能正感到的些许恐惧。
当索玛在那不勒斯登陆时，一场敌对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正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城市上演。他爬到一间房子的屋顶上，目睹了冲突的全过程。他似乎不是特别担心，也许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些士兵和他所熟悉的蒙古人不一样，似乎不对平民开战。
但是，他没有在此地久留。他得知教皇洪诺留四世于4月去世了，罗马的红衣主教们正忙着推选新的教皇。7月，他抵达了圣城罗马。不管谁当选，他都希望把伊尔汗的信件转交给这位新的天主教会领袖。
不幸的是，红衣主教们推选新教皇的过程极慢——他们将要商议11个月。在此期间，有6位红衣主教在酷热的夏天死于中暑。索玛捎话说自己是伊尔汗国的信使，于是红衣主教们邀请他进行了会谈。索玛告诉他们自己此行所肩负的使命。也许，他有所夸大，他声称，蒙古人对基督教很有好感。双方的结盟将使基督教徒有机会把耶稣的福音向蒙古的广大区域传播。但是，红衣主教们不怎么留意索玛的呼吁，反倒对向他了解作为异教信仰的景教表现得更加热情。但索玛没有放弃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告诉红衣主教们，一旦新教皇的人选定下来，他将立刻启程回国。
在选举教皇期间，索玛动身前往法国。1287年8月下旬，他到达法国时，已经62岁了。经历了长途跋涉，加上在天气闷热的罗马所受到的冷遇，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法兰西之行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当时，法兰西的统治者是20岁的国王腓力四世。据说，此人内心虔诚、精力旺盛，并且有着强烈的圣战激情。腓力四世之前对索玛和他的随行人员已有所了解。当索玛一行人穿过法国边界的时候，他派了一队人马前去迎接并一路护送他们到巴黎。在索玛稍事休息并恢复体力后，腓力四世召见了他。一见面，腓力四世立即起身向他表示问候，待他如同平辈。索玛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并呈上了阿鲁浑送给腓力四世的礼物，包括宝石和珍贵的丝绸。
索玛觉察到，当他呼吁法国同蒙古一道对伊斯兰发动一场圣战时，腓力四世似乎心有所动，并且，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但是，索玛不知道（或许是没有记录），这位法国国王自己有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当时，法国试图把英国爱德华一世的统治赶出法国东部，并且，因为法国牧师募集的钱财流向了罗马，他正与教皇发生争执。
离开巴黎之前，索玛到街上逛了逛。他对巴黎大教堂和城市人口数量，特别是学生的数量，感到极其惊讶。他估计，当时大约有30000名学生在巴黎求学。近代研究的中世纪学者认为，这个数字被高估了。如果真有这么多，那学生就占巴黎人口的四分之一了。他们认为，学生数量大约在3000到5000.索玛还专门记录了学生的学习情况：他们不仅要学习圣经，还要学习语法、法律、修辞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及科学著作。换言之，就是接受人文教育。索玛的描述显示，他对教育极为重视。
索玛和腓力四世最后一次会面时，这位虔诚的国王给他看了一件无价之宝：耶稣的荆棘皇冠。他声称，这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从圣城获得的。索玛没有揣摩腓力向他展示这个东西的目的。——也许，不过是为了给这位圣洁的来访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索玛把这理解为法国愿意帮助蒙古收复失地的象征也不为过。
离开巴黎之后，索玛一行人朝西南方向继续行进。他要前往英国会见国王爱德华一世。当时，这位国王碰巧正在加斯科尼的法国领地视察。他听说来自蒙古大汗国的信使要拜见他，感到十分吃惊。他接受了索玛的礼物，并且，和腓力四世一样，认真听取了索玛的陈述。对于必须打败伊斯兰教这一点，他表示赞同。他说：“我们这些国王的身上都烙下了十字架……打败伊斯兰教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唯一一个问题。”然而，他也有其他顾虑，包括英国与法国的冲突。
使命完成了吗？
1288年3月，索玛觉得自己完成了大部分使命，动身回到了罗马。新任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会见了他。和去年夏天的那些红衣主教不同，这位教皇热情地款待了索玛，坚持让索玛和自己一起过复活节。在圣周期间，看到罗马的大街上人头攒动，索玛惊讶不已。他还不由自主地对罗马教廷的权势感到震惊。他这样描写罗马教皇身上的一件大袍：这是一件红色的礼服。它用金线缝制，用宝石装饰。他的游记中还记录了教皇的拖鞋上面钉着的珍珠。显然，他看出了天主教会和景教会之间的巨大差异。
最后，尽管教皇吝啬地送给他一个纪念品——据称是来自耶稣披风上的一块布——让他带回亚洲，但尼古拉斯四世没有对索玛的呼吁做出回应。他写了封信给伊尔汗，称赞他的宗教宽容政策，同时，暗示阿鲁浑应该臣服于教皇的权威。他盛赞阿鲁浑收复圣城的决心，但没有在结盟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事实上，他纵然心有余，也力不足，因为当时他与欧洲很多国王的关系相当紧张。
1288年夏天，索玛离开罗马，前往波斯。于当年9月回到了伊尔汗国。途中，他在君士坦丁堡稍事停留，参观了一些圣址，比如圣索菲亚教堂。这个建筑史上的惊人之作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一个于公元532年被大火烧毁的教堂旧址上建立的。索玛在游记中记录了教堂高达55米的穹顶和以红色、绿色、白色大理石为建筑材料的、色彩缤纷的墙壁。
看到索玛回来，阿鲁浑很高兴。他认为索玛的使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教皇没有答应与蒙古结盟一道对抗马穆鲁克，但不管怎么说，法国和英国国王还是答应了。第二年，阿鲁浑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爱德华一世和腓力四世：
在永恒的上天见证之下，大汗阿鲁浑写给法兰西国王的信：
我已经收到了你通过信使拉班·索玛转达的信件。信中说，假如伊尔汗国攻打埃及，你们将给予支持……假如你们信守承诺，派出军队，并征服了埃及，我们对天发誓，将把耶路撒冷送给贵国。
马可·波罗的神话
马可·波罗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事实是这样的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可·波罗并非他佯装的那样。他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费洛都是威尼斯的商人，是他们家族中最早到达中国的两个人。他们从克里米亚的贸易港口出发，于13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到达大汗国的大都皇宫。忽必烈接见了他们。随后，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信使送回欧洲，要他们带一些基督徒来改变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事实上，忽必烈更感兴趣的是找到有文化的人帮助他管理庞大的帝国）。1275年，当他们回到大都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年轻的马可·波罗。他在中国逗留了17年。
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出版了游记，并引起了轰动。他到过中国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他是否去过很多地方，我们姑且存疑。因为他的记录虽然很详细，却遗漏了中国的一些重要习俗，比如裹脚和喝茶。另外，他的游记根本没有提到长城之类的景观。他声称自己是忽必烈大汗的信使，但是，中国当时的文献记录并未提到这一点，而这些记录通常做得相当详尽。
马可·波罗的影响相当深远，他对富庶的远东地区的描述引起很多探险家包括哥伦布的兴趣。
这幅绘画摘自一份15世纪泥金装饰手抄本。画面显示，1271年，马可·波罗正从威尼斯起航，踏上前往忽必烈大汗宫殿的漫长的东方之旅。
然而，事情并非如他所愿。腓力四世和爱德华一世的回复都闪烁其词。爱德华一世建议说，伊尔汗国应该再次同教皇就十字军东征问题签订合约。不久，北部的金帐汗国开始进犯伊尔汗国领地，阿鲁浑很快就完全投身战场。1291年，他病逝后，欧洲由于自身内讧不已，再也无暇顾及如何把圣城从伊斯兰教的控制下夺回来了。
假如使命完成，会有什么影响？
回到波斯后，拉班·索玛用新的大汗即阿鲁浑的兄弟提供的资金建造了一座他自己的教堂，在那定居了下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祈祷和静思。1293年末，在访问巴格达期间，他发高烧病倒了。虽然短暂康复了一阵子，但不久身体再次垮了。
尽管备受病痛的折磨，索玛在离世之前，还是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玛·约伯耶和华三世。玛·约伯耶和华三世本来出差在外，知道索玛的病情之后，他马上从外地赶回巴格达。1294年1月，索玛去世，享年69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玛·约伯耶和华三世一直沉浸在伤感之中。他活到1317年才去世。此时，景教的处境正每况日下，部分是因为新伊尔汗皈依了穆斯林。尽管如此，现在伊拉克、伊朗、印度和其他国家仍然有人信仰景教。全球教徒数量达到175000人。
事情原本会怎么样？尽管纯属猜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索玛的使命获得成功，假如教皇和欧洲的基督教国王加入了伊尔汗国对穆斯林的进攻，并把穆斯林逐出中东，结果会怎么样呢？尽管结盟不一定能保证打胜战——蒙古军队不断被马穆鲁克击败，特别是在1281年的叙利亚的赫恩斯战役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考虑一下，假如基督教蒙古联军在中东获得胜利，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伊斯兰教在失去一个重要基地后，也许将从此萎靡不振。前往非洲的通道将向欧洲蒙古联军敞开。蒙古文化和统治也许将扩散到更加辽阔和遥远的地区，结果可能是蒙古和欧洲开始争夺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然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许，这两个霸主之间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那将是20世纪世界大战的预演。时间大约是14世纪的上半叶，地点是中东的沙漠或者中亚的大草原。
然而，尽管杰出的旅行者拉班·索玛尽了最大的努力，13世纪的历史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中东仍然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拉班·巴·索玛旅程的历史意义绝对不容抹杀。他走完了几千公里的路程，见到了世人几乎从未见过的景象，并且，最终拉近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距离，尽管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