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潘玉良依然被人体艺术所吸引，却怎么也画不好，而当时的任课老师王济远对她的习作也不满意，个性好强的潘玉良在经过了浴池风波之后，终于找到了方法。于是，在之后的一天，她回到家里，插好门窗，拉上布帘，坐到穿衣镜前，慢慢地脱去衣服。
整个下午，她都沉醉在艺术冲动里。看到这张不完全肖似自己的裸体画，在巧妙地隐去了面孔后，她满意地笑了。这一被命名为《裸女》的习作，后来在学校举办的师生联合展览会上展出，一时轰动全校。更是让身为校长的刘海粟先生惊叹得目瞪口呆。
刘海粟非常清楚，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要想把人体艺术学好是不可能的，潘玉良的绘画天赋将像那营养不良而早生夭折的新生婴儿。
于是，他私下里找到潘玉良，告诉她说欧洲是绘画的中心，要是真的想要学画，应该到欧洲去。
潘赞化是一个豁达的男人，毕竟他是个“海归”，是一个曾经接受过先进文明、曾经留学日本的进步人士，所以，在潘玉良提出要去欧洲进修绘画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儿女私情而阻挡玉良。并且，他利用了自己的职务待遇，向安徽教育厅申请了一个官费留学的资格。
于是，在1921年的一天，潘玉良踏上了去往异国他乡的路途，憧憬着她的法国巴黎的异乡梦。
5.破蛹化蝶
潘玉良这一走便是九年，从1921年到1928年期间，两个相隔万里的人是充满了思念的。
时至192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异乡漂泊的潘玉良偶遇了正在欧洲游历的刘海粟，这次相逢也宣布了玉良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生涯的结束。
就在二人相遇的第二天，刘海粟决定聘用已经学有成就的潘玉良担任上海美专（上海图画美术院于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一职。
于是，在1928年的冬季，潘玉良带着对潘赞化的无限思念和思乡之情，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上海。
一个月后，潘玉良顺利回到上海，两个九年未见的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这拥抱给予了潘玉良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也给予了潘赞化充实的温暖。
没过多久，身在上海美专的王济远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的个人画展”。这次画展展出了潘玉良200多件作品，画展空前成功，国内知名的画家集聚一堂，每次画展都可谓是车水马龙。一时间潘玉良成为了中国画坛上最有魅力的女性，潘玉良从此登上了中国艺术舞台的巅峰。
然而，春风得意的潘玉良却再一次遭遇了一脚幸运，一脚蹉跎。幸运的是她在艺术道路上一举获得成功，成为了中国绘画界的一道风景，而蹉跎的是，她陷入了一场家庭危机。
没过多久，原本住在安徽老家的潘赞化的妻子，本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却不知为何突然造访。
这时候的潘玉良已经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子，特别是经历了九年的留学生活，她的思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时候的中国女子并非如她想象的那般，潘赞化的元配夫人时时刻刻都端着自己的身价过活，她把她自己的身份看得比世间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其实，潘玉良也曾和潘赞化说过多次，要回到安徽老家去探望他的元配夫人，却因为潘赞华的阻拦，没有去成。潘赞化也深知，这么多年来他没在他元配夫人身边，会在她身上积攒深厚的怨怒。所以，种种原因使然，潘玉良并没有去探望过那个大太太，这也为那个把自己的大太太身份看得比天高的大太太，有了发泄怨气的把柄。
谁也未曾想到的是，大太太千里迢迢从安徽赶到上海，也仅仅为了数落一下那个传说中的小妾。
那天，她正在上海美专给学生上课，突然就接到了潘赞化的电话，电话里潘赞化只说了寥寥数句话，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她来了！
潘玉良知道这个“她”指的是谁，从潘赞化那忧郁的声调中，她已经清楚了一切。下课后，她赶紧风风火火地赶回家中。还没等她走到家里，就听到那发自内心的歇斯底里的谩骂：“人家娶妾，那是为了自己和太太生活更好一些，可你呢？养了一个小老婆，却无端让她跑到国外，一去就是九年，还弄了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画儿来败坏潘家的声誉，这是哪门子道理？”
看见潘玉良回来之后，大太太毫不客气地充当了一次“母夜叉”，她先是命令潘玉良跪下，为自己请安，然后，将自己积蓄了多年的呵斥的词儿，一股脑抛给了潘玉良。最后，潘赞化也忍不住了，他暴跳如雷地呵斥道：“别骂了，行了，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这些恶毒的语言真难为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经过了这次家庭会战之后，潘玉良再一次感觉到自己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让她委曲求全的怡春院，那深重的感情债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压抑。
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既然家庭已经凌乱不堪，天生上进的潘玉良只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她的绘画事业上。
在之后的日子里，她相继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这五次画展几乎凝聚了她在欧洲留学时创作作品的全部精华。在第五次画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她非常伤心的事情。那一切的发生，都缘于一幅名为《人力壮士》的油画作品。
这幅画画的是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男性，用他那有力的臂膀拼力搬开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块岩石的下面长着一朵羞涩但顽强的小花儿。
这幅画很有艺术价值，此时日本入侵，东三省瞬间沦陷。她的这幅画恰是表达了中国人抗日战争的决心和意志，这个作品是潘玉良即兴之作，作品的艺术高度也被很多专家认可。此时的潘玉良不仅接受了法国油画技术的专业训练，还进行了意大利的雕刻技术专修，所以，她的这幅画的技艺显得非常娴熟和圆润。
上海市教育部部长来参观画展时，毫不犹豫地把这幅画预订了下来。其实，潘玉良是不想把这幅画卖掉的，因为这幅画可谓是潘玉良的得意之作，她很是喜欢。因为对方是教育部的部长，出于官方情面，故最后按照1000块大洋的天价出售了这幅画。因为画展还没有结束，所以这幅画按照约定还必须摆放在原来的那个位置。
可就在付订金的当天晚上，一群人闯入了展区，大肆进行破坏，很多绘画都被当场撕毁，还有一些绘画作品被偷走，而那幅已经被订购的《人力壮士》不仅被撕毁了，而且，撕毁的画作上还被贴了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是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面对着支离破碎的画展现场，潘玉良原本坚强无比的心，也瞬间瓦解。她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所谓的恶俗的道理，始终都不会承认她的努力，即便时隔几十个春秋，也洗不掉她出身青楼的痕迹。
即便她是那旧中国的蛹，在飞越重洋，度过了寒冬之后，破茧化蝶，成了西伯利亚一只绚丽的蝴蝶，这也不能使她获得重生，那些缠挂在前世的一抹血红，始终不能让她洗尽铅华。
于是，潘玉良再一次选择了离开，带着对潘赞化的不舍，带着那些对旧中国的无限怨恨，她再一次飞去。
这一走，就是40多年。
6.孤寂的巴黎
那是1937年的初夏，潘玉良告诉潘赞化，说她准备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并在那里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一向对潘玉良溺爱的潘赞化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通情达理，也是因为他了解，潘玉良已经不再是那个刚刚走出怡春院的小姑娘，她已经破茧成蝶，况且，这是他的骄傲。
带着一颗支离破碎的心，带着深深的伤痛，潘玉良再一次来到巴黎。从此，她只是孤独地躲在巴黎郊区的一个阁楼里作画。她沉浸在那些五颜六色的颜料之中，只是内心的那一丝牵挂，总是让她不得安宁。慢慢地，她发现原来那看似一丝的牵挂，却总是无时无刻地牵绊着她，并无限地放大着，直至相思成灾。
在漫无边际的孤独之中，潘玉良毅然地作出了一个选择，她要用她的“三不”的方式，来回报那个远在中国的她的男人：不恋爱，不入外国籍，不签约于画廊。
其实早已功成名就的潘玉良，身在法国却也不乏追求者，然而，她毅然选择了不恋爱，即便让自己整日沉浸在无边的孤寂中，那是对潘赞化的深深的感恩。
身在异国他乡，其实潘玉良也期待着他能给她写封信，哪怕只有一句让她回家的话，她也会义无反顾地飞回去，无论这时的祖国发生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在国内，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那些盘踞一方的军阀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正统军的新贵，同时也引起了同盟会的不满。也正是如此，潘赞化的老朋友柏烈武等人被诛杀，他也被牵连，丢掉了他那海关监督的饭碗，在南京政府讨了一个文职专员的职务。伴随地位下降而来的是生活处境的急剧下降。这个时候的他，只能靠着潘玉良在国外卖画的收入来糊口。也许，正是这样尴尬的处境，他着实不忍让在国外那个他的骄傲回家！
潘玉良的人生几度春秋，便是在绘画与等待之中慢慢度过，23年的岁月转瞬而过。潘玉良用了她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只是等待着一个召唤，却直至她的生命到了终点的一刻也未获得。
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最终也导致她孤寂地客死异乡。
1960年，中国正遭遇三年严重困难，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则迎来了她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这一年她获得了巴黎市市长亲自颁发的“多尔烈”奖。这一刻，她想到了他，并把她这最辉煌的奖状和获奖的照片寄给了他。然而，却换来了一个令她痛不欲生的消息——她那深爱着的、一直牵肠挂肚的丈夫，在安徽病逝！
那一刻，她痛不欲生，回首着一幕幕往事，那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牵挂再没了目标，没了最后的思念。
此后，潘玉良的身体每况愈下，原本思念成灾的她，在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的时候，再没了动力。
多年后，她在法国巴黎辞世。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她保存一生的两件物品：一件是结婚时潘赞化送给她的西式鸡心盒项链，一件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金怀表。西式项链里藏着两张她和他的小照片；怀表则是他作为一种信物，一种信念，一份诺言送给再次赴法的她。
7.巴黎情人
一个女人一生最悲凉的事情莫过于寂寥一生，恰如张爱玲所说的：“一个女人莫大的悲哀莫过于墙上的钉子都是自己钉上去的。”
她的“三不”主义（不改国籍、不恋爱、不签约于画廊），使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她那份对艺术的执著，使她不愿卖掉自己的画作。因此她的生活愈发拮据，之后的日子，她始终过得清贫而孤寂。
但是，人们常说山不转水转，总有一天会转到你家门口。有人则喜欢把生活比做浩瀚无际的海洋，把自己喻为一叶小舟。既然大家都在这个世界上飘荡，就会有相擦、相遇、相向的时候，也会相扶、相护、相依、相救，也许他们还会一同躲进港湾，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生活里是有这些必然于偶然之中发生的。
这时，她遇到了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个知己——王守义。
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是潘玉良在上海任美专教授时的学生。他们相遇在弥尔画苑上，之后，这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学生就成了她忠实的崇拜者和朋友，小心翼翼地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位置，成了她法国巴黎的情人。
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对于潘玉良，他除了仰慕、尊敬，还有一种懵懂的爱恋。所以，他常在工作之余，去看望清贫的潘玉良。不但照顾她的生活，还常常陪伴在她的身边。他犹如一个法国绅士，或是老天为眷顾苦难重重的她的一个礼物。
他在早上去看望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带她到他的餐馆用餐。他陪她进出不同的沙龙，帮她寻找合适的住宅画室，也帮她迁居、交涉事务、筹备画展。
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他去买材料修理装修。就这样，他始终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照顾着她。不求回报，不求荣誉，只是因为喜欢，所以心甘情愿地付出。这让孤寂困苦的潘玉良的生活有了丝丝的温暖和安慰。
此时，潘玉良在海外艺坛也声名鹊起。对于这样一个正直的、有着孩子般可爱心智的王守义，潘玉良不是没有想法的，她惶惑了。于是，她开始为他张罗婚事，为他介绍女朋友，然而，几番下来发觉全都是白费。王守义成了别人眼里的怪人，对于给他介绍的女朋友，他连面都不会见。于是，她只好作罢。
然而，她不想就此断了他的幸福。于是，他们有了一次交心的长谈。她有些残忍地对他说：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爱情，有的是姐姐和弟弟的亲情。王守义在不能接受也得接受的情况下，泪流满面。在他内疚地向她道歉的时候，不忍的玉良情不自禁地把他抱在了怀里。这应该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拥抱，但不是情人与情人的拥抱，而是姐弟心灵沟通的拥抱。
之后，他们恢复如初，他依然陪伴在她左右，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照顾着她的一切，直到她辞世。许多不明就里的人纷纷认定，他就是她在法兰西的情人。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原由吧，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第七墓区的潘玉良的墓碑上，除了潘玉良的名字外还刻有王守义的名字。
自此，生前纯洁相守的一对知音，死后终得身心相依伴千古。
8.魂归故里
“边塞峡江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 ——玉良诗
越是暮年，玉良思乡之情越切，尤其到了最后的岁月，自知来日不多。所以，她的枕头下面留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了人间。临死前，她把自己珍藏一辈子的两件遗物交到王守义的手上，要他带回故里交到孙儿们的手上。一件是西式项链，一件是金怀表。全是与潘赞化有关的东西。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一心念着潘赞化。不知他泉下可知？
1985年，经过吕霞光等人的努力，在中国驻法使馆的帮助之下，潘玉良的遗作共计2000多件，被运回祖国，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至此，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
这个女子非同寻常的一生无疑成了一个传说，像是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那一丝萦绕于唇边的永恒微笑，令人回味无穷！
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辗转到艺术之都的巴黎，她带给我们的是一段掺杂了旧上海和异国风情的红颜沉香。
安妮宝贝曾说，即使在深切的热爱里面，我们也是孤独的。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她，用她如烟花一般寂寞的传说，留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