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赛义德批判东方主义那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对象是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过程中包含的”认识论暴力“。西方作为再现的主导者，或者说”东方“这个形象的塑造者，这部影片的编剧、导演、制片人的三位一体，不断地将自己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作为被再现者的第三世界身上。”东方“不过是影片中的一个角色、一个演员，他／她必须听从编导的摆布。编导的摄影镜头，就像一个观淫癖、色情狂的眼睛，又像一个粗暴的强奸犯的性器，对女性化的”东方“任意施暴，百般蹂躏。这些与性有关的比方和隐喻，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最为津津乐道的，它来自精神分析学和西方文化对视觉、对性的纠缠和情结。这种泛视觉化的、泛性欲化的理论思潮，与弗洛伊德、福柯等的大力鼓动有关，也折射出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到现在商业文化大肆鼓吹感官欲望和性刺激的风气。
按福柯的说法，知识和认识的暴力和受法律认可的暴力如战争和死刑一样，都是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堂而皇之的行为。它借助了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使强加于人的暴行，摇身一变为合情合理的言谈举止。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话来说，是将暴力”理性化“了。对于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或者说再现者来说，如传教士、历史学家、探险旅行家、外交官等，他们在主观上，也许力图去真实地再现被殖民者的文化景观。但是，由于这些再现者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文化偏见，所以在再现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歪曲了被再现者的经验和思想。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不但根深蒂固，而且以人类普遍性的真理面貌出现：西方是体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代表，西方文化是普遍人性的最完美的体现。在西方的人性与文明的光辉普照下，蒙昧、野蛮的非西方，自然要服膺于西方的普遍人性。而那些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古国，在西方的现代文明面前，已经衰落、崩溃，成为僵死的木乃伊。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西方眼里的东方。东方唯有被西方征服、被西方殖民、被西方施暴，才有希望被西方拯救和复活。
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文化霸权和知识暴力，大致上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西方如何在认知上再现或者歪曲东方，这包含了一个语言或话语的问题，亦即话语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斯皮沃克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第二就是潜意识方面和心理上的殖民化。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霍米·巴巴，就特别强调心理因素在再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心理和主观意识的”混杂性“。第三就是知识的机构问题，具体说来，像对出版、学术研究、媒体、教育、娱乐等的控制等。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什么心理或语言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赛义德运用福柯的理论，对权力和机构在知识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过精彩的论述。斯皮沃克也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此做过分析、批判。后殖民主义所关心的这三个问题，又体现了它的基本理论来源；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可以对后殖民批评作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式解读“（symptomaticreading），就它所遮蔽的问题来质疑它所强调的策略。也就是说，你没说出来的东西，往往正好是重要的线索，是一种症候。一个人生了病，常常可能讳疾忌医，所以会顾左右而言他。如前所述后殖民主义批评避而不谈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这个出发点与它所强调的策略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全球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多元化、分离化和区域化。跨国资本要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圈立足，并使其市场本土化，必然需要制造一种多中心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主义批评在西方，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实际上，这些理论为跨国资本所追求的区域化、分离化，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想象形成了某种共谋。
后殖民主义的目的是批判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但是由于它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文化问题上，因此就掩盖了政治和社会实践层面上的真正的问题。二次大战以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然也有严重的失误和困难。但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基本上忽略、贬低这么一段丰富的历史，把一切都变成了文本读解、文化再现、心理和潜意识冲动等。这不能不说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严重误区。当然像斯皮沃克等，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问题提出了批判。她主要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对从事家庭劳动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多重剥削。不过，斯皮沃克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抽象的、纯理论的层面，很少涉及社会实际。
那么，我们已经说了不少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谬误，但是这些理论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是否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全球化过程？它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新的思路？
当然，作为一种具有较强社会批判意识的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一，其主要贡献是试图从殖民地本土经验中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后殖民主义理论主张从边缘性、非主流的立场出发，批判西方中心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偏见，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这些在西方社会都是非常可贵的，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后殖民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文化反思“潮流中很具震撼性的一股力量。对于近年来西方主流文化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右翼新保守主义、新种族主义倾向，无疑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批判和制衡作用的。第二，后殖民主义批判主张一种解构的立场，通过解读文本中模糊和含混不清的部分，来剖析、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揭露普遍性知识和”真理“所隐藏的西方的偏见。后殖民主义主要依靠和借鉴的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但在分析和阐释非西方国家文化的时候，的确拓展、扩大了“后学”的批评视野和理论空间。第三，在如何再现殖民地本土经验的问题上，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主张非中心、分离性、边缘性的立场，以避免重蹈西方中心论和本质论的覆辙。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本土性经验常常带有游移不定的特征，介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混杂了各种不同成分。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多极和多样化现象的关注与敏感，也有助于我们今天对这个多元、多极的现实世界的把握。
后殖民主义中国学批判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前面我们所讲的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虽然也谈阿拉伯和印度的问题，但听众仍然是西方学者，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基本无关。海外汉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看起来似乎要复杂一些。一方面理论的受众主要是西方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好像也愿意听。近年来从海外流入中国的不少学术观点中，也有一部分与后殖民主义有关。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里面最重要的趋向，就是把“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和”民族／国家“的问题重新引入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按照这种逻辑和观点，就是把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看成根本上受制于西方殖民话语的运动。中国现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也被认为局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想象的社区“（imaginedcommunity）之中。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话语结构基本上陷于西方话语的圈套，没有任何突破，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本土的经验。中国革命受制于西方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与话语体系，特别受到西方近现代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也是一个西化和殖民化的过程，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混乱和灾难。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思想理论，自然也被后殖民主义批评解释成西方对非西方的知识暴力。相对于阿拉伯和印度，这种解释是对后殖民主义基本观点的一个重要修正。必须指出，一般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持基本肯定与赞同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与批评均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当然在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革命除了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力量，并未成为社会革命的主导，更未变成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与中国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讨论里，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当然，没有学术探讨的多元化，是不可能对于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认识的。在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和转型的历史关头，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探索，更需要多元和多样化的观点与方法。
后殖民主义是否能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我们很难过早下结论。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目前在海外汉学界的作用。我们知道，与西方知识界的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文化反思“潮流正好相反，目前只要一涉及中国问题，在海内外都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反”左“倾向。这在中国国内，反映了知识界对极”左“势力和泛政治化的”拨乱反正“。”左“在中国多年来实际上代表了正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但经常可以说是”形左实右“或”名左实右“，因为”右“的一般含义，指的是维护现状的保守力量，”左“则是代表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的进步力量。对于中国的反左，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但到了海外，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海外的冷战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所有谈论中国的”左“与”右“的话语，都与冷战的两极化和二元对立逻辑紧密相连。后殖民主义也就在这样的复杂语境和氛围中，为海外汉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来批判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革命。
西方汉学当然是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西方的现代中国研究本身即为冷战的产物。它同时又是西方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基本立场是站在西方统治阶级一边的，其主导思想，是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货真价实的右翼意识形态。冷战意识形态有两个知识预设，一是现代化的知识预设，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近年来，以大工业化、”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化知识预设，已经普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批判与反思。而后一个预设，似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因此，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产物的西方汉学，就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但有意思的是，在利用后殖民主义话语来制造新的解释框架的时候，有一点是根本没有变的，那就是根本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为什么说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实践是后殖民的？是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语来自西方的、非本土的，还是说建立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内容？是否因为中国本土经验中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中国现代化话语必然具有”后殖民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后殖民主义的中国学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道路仍然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如出一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实践和认同的现代化模式，如大工业等，仍然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中心的知识模式。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殖民化。照此看来，代替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殖民化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殖民化。因为我们知道，后殖民主义针对的是西方中心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被看成是西方中心论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基本上也被视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一部分。
第二，后殖民主义中国学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受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的支配。这个看法首先由美国学者本内迪克·安德森提出。他的《想象的社区》一书，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完全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非西方国家本来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结合。不同的民族和族裔所组成的社群和区域，是跟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宗法、宗教统治和政治实体联系起来的。只是后来由于西方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把大量非西方地区和民族都殖民化了，瓜分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为了便于统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把殖民地的原有民族，分别与殖民地区挂钩。并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制造了虚幻的“想象的社区“，把民族和族裔原来较小的社区，转换成现代意义的国家这样的大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