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想去了解莫言的时候，就是那些外来者想要踏足高密东北乡的时候了。莫言一直在说他有的一个理念，就是当我们不了解外国人的时候，其实外国人也不见得了解我们。
莫言说，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看过一副一百多年前的画，画上的中国人“脖子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蹲在树上，脸上生着长而尖的嘴，很像鸟的表情。”可见，在我们因为不了解西方人而妖魔化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妖魔化我们。
又如，莫言去法国的时候，从巴黎坐火车去威尼斯，途径瑞士的时候。车辆停靠，上来两个瑞士警察，这警察把莫言和朋友们唤醒，说“Tax！Tax！”还在小本子上写：72×3=216。而莫言他们以为是Taxi，说我们不坐出租车，我们坐火车，结果警察们很着急，他们就猜测，警察们想打出租车，但是跟他们要钱，他们不服气，凭什么呀，我们给钱？但看着两个警察急的抓耳挠腮就于心不忍了，说给吧，结果每个人交了72法郎，警察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子，连声道谢地走了。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人家要的是过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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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走遍南北，他带来的外来者首先是研究他的学者，或者是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想了解高密东北乡的人们。这些人都给莫言很多启示，以日本为例。
大江健三郎让莫言看到礼仪。2002年春节，大江先生来到中国，莫言正好要去给母亲上坟，大江先生提出要换装，他换了一套西装，扎了金色的领结，把头发梳顺，才跟莫言同去。莫言母亲的坟连墓碑都没有，从一个桃园钻进去，全是桃树，桃树下面是一个小土丘。大江先生不禁感叹，一个中国作家母亲的坟墓竟然如此简朴。莫言承认国外的人在礼仪方面是很重视的，他有时候在国外受到招待，大热的天，接待他的人还是西装革履，而自己则更为随便。
日本学者和翻译家给莫言带来了认真，为了一个小问题会飞来亲自问问，一个小物件没见过会乘飞机、坐火车去高密东北乡去看看，比如藤井省三翻译《酒国》的时候，为了一种豆虫，专门跑到高密去，莫言没时间相陪，就让家人接待。吉田先生翻译《丰乳肥臀》的时候，不明白什么是“过堂”，什么是“掏灰耙”，还有沙丘、桑树林。但“过堂”还在，就是农村厢房里面，最头上一间和大门相连的那部分，“掏灰耙”家里还有，他也看到了，只有沙丘、桑树林真没有了。他去村里的时候，特别冷，吉田先生胖胖小小的，戴一顶有耳沿的帽子，村里人都忍不住好笑，说“鬼子真的进村了”。
日本的读者也让莫言印象深刻。日本读者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比如“白桦”酒吧的小伙子会跟他探讨小说中的内核，也会有读者因为看着他的作品为他虔诚地传播。在日本的时候，莫言认识了一个喜欢《丰乳肥臀》的读者，他是日本知立市爱知县称念寺的住持和尚——伊势德，平日里西装革履，走到哪里都背着一个高级笔记本电脑。他拥有一家自己的幼儿园，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和尚，他会带着莫言去夜总会，体验日本的地下生活，也会和莫言坦率地讲“性”。他认为，只有了解到人间疾苦才会让佛教深入人心，只有经历过灯红酒绿，奢靡生活才明白什么是彻悟，富贵荣华才会如过眼云烟。
因为莫言的到来，他没有和太太一起睡，而是与莫言一起在佛堂前打了地铺。第二天，他让女儿演奏曲子给莫言听，演奏了《红蜻蜓》、《故乡》等很多曲子，都颇合《丰乳肥臀》的意境。他家大门口上写了《丰乳肥臀》里的一句话，大意是“上官金童离开劳改农场踏上回故乡之路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他的人生历程。”他还请莫言在庙门口栽银杏树，请信徒从北海道运来大米，拿来杏仁、银杏蒸米饭招待莫言。他还让家门口的点心铺师傅设计一种“莫言馒头”，做了三种馒头样本让莫言选择，这三种馒头莫言都不太满意，因为太漂亮，花花绿绿的，他想要的是一种古朴的颜色，所以就客套地说回国后再定。2000年春节，大年三十，和尚带着馒头店的老板来北京，带着新做的馒头样本让莫言挑选，莫言不好再推辞，就选了焦黄色的，这种馒头内陷是红豆沙。莫言吃过这种馒头，认为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那边，这和尚也做酒，有红萝卜酒，红高粱酒，可供品尝。
回到日本，和尚同出版社商议，买一套上下册的《丰乳肥臀》，就送一盒“莫言馒头”，而“莫言馒头”的费用都由和尚来出，这个和尚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丰乳肥臀》这本书。为何要做“莫言馒头”不做“莫言蛋糕”或者“莫言煎饼”呢？我想馒头在《丰乳肥臀》里是满足饥饿最直接的想象，馒头也带着深深的山东特色，馒头相较于煎饼、窝头，既是饥饿年代关于饱足的最高理想，也是最实在和饱满的食物，就像是孕育儿女的母亲。
日本在文化传播上，也给莫言启示。莫言与毛丹青2008年在《文学的“觉悟”》中对话时，莫言提到，日本的一些讲谈师选了他的小说《秋水》：
先是翻译成日文，然后找了一个做动漫的画家，制作了一套像连环画一样的图片，投影到一个大屏幕上。而且还有音乐，请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女性琵琶演奏者。还有一个说书人，名叫神田松鲤，在台上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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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和服，盛装出场。因为几天前把腿摔坏了，是他女儿用轮椅推他来的。他拿一把扇子，拿一块惊堂木，坐在轮椅上，绘声绘色地朗读。刚开场的时候他们先让我用中文朗读一段，接下来基本上都是这位日本的讲谈师来朗读。这时有琵琶伴奏，大屏幕上连续更换根据小说画出来的精美图片，到了结尾的时候，他们又让我上台。
莫言说，他虽然听不懂日语，但看得出这种效果很好，这其实是一种文学的表现方式，就是说，日本人试图想办法让文学流传的更广泛，这的确值得国人借鉴。我想这跟法国人把《蒙娜丽莎的微笑》做成拼图，跟白先勇先生把《牡丹亭》做成“青春版”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我们对于人文的关注只会越来越少。
日本之行
从1989年，莫言第一次走出国门访问西德开始，他已经游走过不少国家。1991年，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活动，碰见张大春、朱天心；还曾去过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等等。即使从国外归来的莫言还是一口高密腔，我们却能从他去的土地上，听到不一样的“归来者之歌”，本文的一首歌，我选择了莫言感触颇深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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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莫言去日本，在日本驹泽大学做了演讲。作为一个作家，多半都有自己的“职业病”，总想着动用自己的全部感受，多记住一些，再多记住一些，以后好落实到笔头上，成为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我不是作家，只是对文学有着深深崇敬的“小学生”，尚且常常犯病——我的嗅觉、听觉、视觉在每一个新地方都分外灵敏，跟我同行的朋友会说，受不了你，晚上还记日记？出来玩也不放松。的确，这种出来玩也不放松的心境，这种非要到另一个城市体会思乡之愁的心境，是他人不好理解的，其中最大的缺憾就是失去了单纯欣赏风景的乐趣。
也许，作为一个将文字视为生命的人，早就习惯了这种人生。所以，莫言在日本就犯了这种“职业病”。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想要写的几篇文章：《梶井基次郎的柠檬》、《川端康成的幽灵》、《井上靖的雪虫》、《东京街头的狐狸姑娘》、《大学门前的乌鸦少年》。这几篇文章除了见闻，就是跟作家相关的故事。梶井基次郎，是个天才少年，写完了《柠檬》后不久就吐血而亡。中国也有很努力的作家，比如路遥，也是写东西太勤勉，以至于失去了生命，这样的作家，即便只有一部作品也值得敬佩，因为不痴迷，不成活。
作家们，其实都很苦，身体上也就罢了，主要是心绪累，写悲剧，自己也跟着悲伤，倘是个惊天动地的大悲剧，或者是极端的人性丑恶，多半会疯掉，或者自杀。记得张纯如做过“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撰写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这本书为她的抑郁症埋下了伏笔，写作过程中她会“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受不了，或者说，她的悲悯太过深刻，身为人类，她已经受不了同类做出的丑行，所以最后，她把自己放上了人性的祭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