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鲁迅给了钱玄同一篇稿子。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这才横空出世。默默无闻的周树人也变成了大名鼎鼎的鲁迅。在钱玄同的牵线搭桥下，周作人和乃兄一道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
鲁迅逝世后，钱玄同回忆自己和周氏兄弟的早期接触，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7年1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说到文章的犀利和话语的偏激，人们都会想到鲁迅。殊不知，和鲁迅相比，钱玄同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曾劝年轻人，少读或不读古书；钱玄同则干脆说，要把古书扔进茅厕；陈独秀、胡适是文学革命的先锋，鼓吹白话文，驱逐文言文，钱玄同则提出要废掉汉字。1918年3月14日，他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以《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上：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上根本解决，那就这块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件事，则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所以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就药。
欲祛驱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驱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
废除汉字这样激烈的论调连陈独秀也吃不消，当然也招来反对声一片。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为钱玄同做了辩解：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激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胡适因鼓吹白话文而受到遗老遗少们的口诛笔伐，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后，这些“卫道士”们慌了阵脚，急忙撇下陈、胡，调转枪口，向钱玄同开火。“文学革命”派因此减少了不少火力。鲁迅告诉我们，白话文因此获得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对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得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租碍，能够流行了。”
对摧残生命的封建礼教，佶屈聱牙的陈腐古文，钱玄同恨之入骨，大有灭此朝食之意。在旧派文人的心目中，“桐城派”古文堪称经典，《文选》所选的骈体文则如同范文，钱玄同却将它们斥为“桐城谬种”“玄学妖孽”。这八个字受到鲁迅的好评：“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周作人五十岁那年做了两首打油诗，和者众多。钱玄同所和的两首如下：
《改腊八日作》：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归佛法没袈裟。
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伦斩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桔酥糖普洱茶。
《再和苦茶》
要是咱们都出家，穿袈是你我穿裟。
大嚼白菜盘中肉，饱吃洋葱鼎内蛇。
世说新书陈酉靺，藤阴杂记烂芝麻。
羊羹蛋饼同消化，不怕失眠尽喝茶。
当时的钱玄同已近知命之年，但谈及“桐选”、“纲伦”，仍“咬牙切齿”痛恨不已。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目的就是砸碎万恶的“纲伦”，他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身上！可是我们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痛恨“三纲”，因为它们缠了中国两千年；痛恨“桐城谬种”“玄学妖孽”，因为它们是封建礼教赖以存身的工具。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那么，“桐城谬种”“玄学妖孽”就是封建礼教的“家园”。
钱玄同佩服吴稚晖和陈独秀。这两个人火星四溅的文字让他解气让他过瘾，他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
“我近来觉得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却只有二人：1、吴稚晖，2、陈独秀是也。虽然他俩在其他种种主张上我们不表同意的也有——或者也很多。但就——
将东方化连根拔去，
将西方化全盘采用。
这一点上，我是觉得他俩最可佩服的。关于这一点上，梁启超固然最昏乱，蔡元培也欠高明，胡适比较的最明白，但思想虽清楚，而态度则不逮吴、陈二公之坚决明了，故也还略逊一筹。”
钱玄同激烈，周作人温和，两人为何成为朋友？
其实，周作人思想里既有温和的“流氓鬼”也有反叛的“绅士鬼”。所以，钱玄同的激烈他不但不反感，也许还很欣赏。
另外，两人思想、趣味也颇多相似之处。
早期的钱玄同思想激烈、文风犀利，后来受周作人影响，他对自己无所顾忌的破口大“骂”也有所反思，渐渐认同周作人所主张的宽容，他在信中说：
“你劝我做的那几件事，我都以为然。很感谢你规劝我的好意。……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
周作人认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对他人的自由也应予以充分的尊重：
“我想社会制裁的宽严正以文化进步的高低为比例，在原始社会以及现在的山村海乡，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到得文化渐高，个人各自负责可以自由行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
周作人这一主张，钱玄同很赞同，说：“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譬如一条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扫了他的门前雪，则此一条街便已无雪矣。要是雪已扫完，则管管他家的瓦上霜尚可。若放着自己的门前雪，不去扫它，而忙忙于拿梯子去扒上他家的屋上去刮霜，无论他家讨厌不讨厌你，总有些无谓：因为自己的门前雪尚未扫也。而况梯子又未必确是梯子，所扒的又未必确是他家的屋上，所刮的又未必确是霜乎！”
周作人曾发表一篇文章《古今中外派》：“古今中外派这个名称，本来含有嘲笑的意思，但据我看来，在现代中国，这种主张实在很是切要，只可惜很是缺少。Tolerance一字，在中国人的语汇里似乎没有，只有古今中外派的精神，同他还有一点相像的地方。”
周作人眼中，中国多的是“崇古尊中者”，在他看来，崇古尊中的倾向不是好现象。所以，他说：“我希望下一世代的青年能够放开眼界，扩大心胸，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给予久经拘系的中国思想界一点自由与生命。”
钱玄同自剖，自己虽崇古尊中，但也不排斥“今”“外”。所以他自命为“中外古今派”：“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
这里，钱玄同首肯了周作人的观点，并将其观点修正得更为合理。
钱玄同和周作人还有一个相同的爱好：频繁地给自己取名号，并通过名号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钱玄同，原名为怡。这个名字是长辈取的，他一直不用。后来留学日本，才“废物利用”取名钱怡。后受光复派影响，取号“汉一”。在日本，钱玄同听过章太炎的课。老师告诉他，古人名和字要相应，于是他取名“夏”。给《新青年》写文章那几年，他把名号合一，取名“玄同”，后来因为怀疑古文学派，取号“疑古玄同”。他还有一个号为“饼斋”，这个号源自《三国志·魏书·裴潜传》中的一句话：“愿为卖饼家，不做太官厨。”表明他认可今文学派。日寇侵略中国后，为表示爱国，他恢复了“夏”这个名号，并取号为“逸谷老人”“鲍山病叟”暗示自己决意归隐，不会出任伪职。
周作人也喜欢寓思想于名号。他在北京的住处，院子里常积水，雨天房屋漏雨，便将寓所命名为“苦雨斋”，后来他思想日渐消沉，又将号改为“苦茶庵”。日寇占领日本后，大批进步人士逃离沦陷区，周作人因各种原因不愿逃离，便又把“苦茶庵”改为“苦住庵”，用意十分明显。北平沦陷后，周作人还给自己刻了个图章，曰：“忍过事堪喜”。这个号为他后来“落水”事敌埋下了伏笔。
有相同的思想，有相似的趣味，两人成为好友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钱玄同和周作人曾并肩作战过多次。这里仅举两例。
五四运动后期，有人造谣说，傅斯年、罗家伦已被安福俱乐部收买。钱玄同、周作人和《新青年》其他编辑联名在《国民日报》上刊登启事，为两位学生领袖辩白：
“记者足下，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君，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这种谣言，本来不值得一笑。因为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不幸国中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讯社和报馆一律传播这种谣言。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
1922年的春天，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3月9日，上海的一些****学生率先发表《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及通电》：
“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曾制造了许多罪恶，……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宽恕彼。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些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挟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底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堂，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家的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
由于宣言把反对基督教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引起国人广泛的共鸣，成功地点燃了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之火。一时间，响应者众多。很快，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一些政界名流、学界大家，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丁文江等或撰文或演讲，对这一运动推波助澜。在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周作人和钱玄同联合其他三位教授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