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冯达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就此远走高飞呢？应该设法，到苏联去，或者到苏区去。你只能从事写作，别的工作于你不适宜……”我只答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尽管去了上海，却会不到熟人，找不到朋友。我单身一人能有什么活动！你全清楚，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朋友。几个过去在左联的熟人，他们不会关心我，我也不会随便相信他们，当然不去找他们。你不要再说这些梦话了。”
为着敷衍姚蓬子和冯达，我只能这样说，但同时，不管自己是否情愿，我必须着手进行党给我布置的任务，争取公开到上海去。我该怎样开始呢？我想不出好的办法，也无法预料前途的成败，我抱着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胆而义谨慎地开始自己的尝试。
一天我对姚蓬子说：“母亲带两个孩子回湖南，已经几个月了。我真担心他们，不知他们怎么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给他们寄一点生活费。我应该找个事做，找个差事，谋个职业，挣钱养家。做旁的事我没有本领，我只能编编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编个刊物，你看行得通么？”
姚蓬子沉吟了一会说：“你要编刊物，我看国民党会一口答应，他们会给你一个刊物。”
我说：“不，我不替别人编，是我自己编刊物。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去上海，我们合编。”蓬子摇头说：“这恐怕没有可能。”我说：“你不妨活动活动，试试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我实在不愿去，但为着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只得去了。
不记得是在徐的家里或是他的办公地方，我见到了徐恩曾。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决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我便说：“我想想再说。”这样，我们从徐恩曾那里出来。我对姚蓬子说：“他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应，我宁可不编。”
这时，我就去找谭惕吾，我对她说，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职位，可以领点薪水寄回湖南，养活母子。我请她帮忙。过了些日子，她回复我说，她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正在南京。顾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通俗读物的编辑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适。但是顾先生希望我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这个条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这样，自然就又没有成功。
我一方面感到懊恼，因为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公开出去活动，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却又感到庆幸，幸而没有成功，我还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远走高飞，也许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个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写信给上海冯雪峰，报告他公开出来已无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我。
三十 起飞
离开南京前夕，我是在谭惕吾家中度过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钱旅费，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离开南京时我把钱放在我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淫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他自己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这样表达过。
从我被绑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敌人面前泄露了我们家的地址，我骂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忏悔，我向敌人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开。同时我也警觉到，虽然在被囚禁期间，再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但我对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一种无可奈何心情。特别是，长期以来我的真实的心情，急于想离开南京、重回革命队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没有向敌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没有劝阻妨碍过我。所以在我最后远走高飞离别南京的时候，我早已告别了老母和孩子，这时更不会对他还有任何留恋；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离开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他后来是什么下场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经历，这次应该大胆一些了。但实际内心仍是十分兴奋和紧张。到苏区去，对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着我；恶劣的环境，危险的旅程困扰着我，我必须千百倍的细心、谨慎，决不能功亏一篑，让美好的希望付诸流水。我一切言谈举止像往常一样，不让周围的人感觉有什么异样、破绽。我穿着整齐，极力压制自己，装做平静，像是到市场购物，又像去街头散步，我走出了苜蓿园，登上了火车，一颗急促跳动的心，才算平静下来，我恨这火车为什么走得这么慢，时间为什么这样长，上海怎么还没有到呢？
好不容易啊，火车的轰隆为车站上嘈杂的人声所代替，上海到了。我杂在乘客中，走下火车。眼光四面一扫，但见人头攒动，人群熙攘，却看不见一个熟识的人，没有人到车站来接我。我不敢在站台上久留，只得挤在下车旅客的人流中，跟着走向出口处。我极力回顾，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熟人。我是按规定的车次出来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接，是不是又出了意外？已经走近出口处，还不见有人来迎接，我正在惊疑不定时，忽然一个妇女隔着栏杆，喊了声冰姐。我应声一看，见一位穿着华丽，擦着胭脂口红的少女，隔着木栏杆。眼睛盯着我。她的面孔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非常生疏。我装着没有听见，也没有停步，径直走出了出口处。这时她横拦在我前面，说了句规定接头的话，是什么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错，是自己人。但是，不是说让一个认识我的熟人来接站吗？这个衣着漂亮的女人我并不认识嘛。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我又可能落在敌人的魔掌里了？我怎么办？走，我一边想，一边走，而且加快了步伐。那个女人抢先拦着我。重复着那接头的暗语，她显得有些焦急紧张。她说，有汽车在等你。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判断。我想暗语是对头的，但这个人怎么也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她会是敌人吗？果真是敌人，我又落在敌人的圈套里了。我将如何对待呢？我就仍说是到上海来玩的嘛。我随她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她把我送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馆。
第二天，雪峰同周文一起来看我，我又见到熟人了，很是兴奋。雪峰告诉我，关于我去陕北的事，中央已回电同意。为了保证旅途的安全，万无一失，我们要做一些准备，要物色一个同行的人。还要置办行装，你自己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可以提出来，都和周文接头。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联共事，他工作细致、踏实、责任心强，热情不外露，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告诉我，去车站接我的那个女同志便是和他住机关的伴侣郑育之同志，是见过面的老相识。但我没有认出她来。回想起昨天我在车站初见她时的那种惶惑不安的样子，一定是很可笑的。
在我安心等待去陕北的日子里，一次和周文谈到在湖南老家的母亲，我想设法筹钱寄去。以后我去陕北，关山阻隔，鸿雁难通，天长日久，母子将何以为生？我岂忍心让他们沦为乞丐在家乡讨吃飘零吗？兴奋愉快的心情中又夹杂着焦急和沮丧。周文极力宽慰我，替我出主意。原来三三年我被绑架后，左联的朋友们一面大力营救，一面把我没有发表过的稿件拿去发表，换点稿费，寄给了在湖南的母亲。母亲曾把这事告诉过我，只是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这时，周文建议把不久前刚发表过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等五篇近作汇编成集，如果字数不够，可以再把我被绑架后，左联朋友从我一堆旧稿中选出送去发表的《杨妈的日记》、《不算情书》、《莎菲日记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这就是由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那本《意外集》。这稿费后来也汇到湖南给母亲作家用了。
这次一到上海，我便再一次向雪峰提出，要去拜望鲁迅先生，雪峰皱着眉头告诉我，先生病情仍不好，医生不准会客。特别是你吃了好几年的苦，现在出来了，马上要去西北，先生若见到你，情绪定会很激动，这对病很不利，还是不去吧。雪峰的话有理，我自然听从，我只好请雪峰在先生面前代我致意。
一天，雪峰又到旅馆来，对我说：孙夫人听说你出来了，要去西北，她很关心你；这是三百五十元，是孙夫人送你的。啊！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伟大女性。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在我被绑架后从事的抗议运动和营救活动，在我被囚禁中，曾多么大地增加我对敌人斗争的勇气，给了我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为我，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牺牲，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面对着这三百五十元钱，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三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却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感谢你，敬爱的孙夫人！永生不忘你，敬爱的宋庆龄！
我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孙夫人以及一切对我怀着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把这二百五十元全都寄给了在湖南乡下的老母和我的一双儿女。我现在安心等待，我将无所牵挂地奔向苏区，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献身。
别了，同志们！朋友们！别了，亲人们！我们大家努力奋斗吧，我们还会再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