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雨，在一个小咖啡馆里我见到了张天翼。我们很快约定了我去上海的车次和车厢。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里等我并且和我同行。这时，我觉得他完全换了一副样子，天翼，天翼！你变得真可爱呵！变得真令人感到可亲呵！过去的冷漠的印象，一下就云消雾散了。就为了这一点，我永远感谢你。即使后来五八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横生的误会与隔阂，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时的处境困难，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谢与尊重。一九六三年我从北大荒请假回北京看病时，特地到作家协会去看望你。一九七九年我调回北京，听说你患病，我第一个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满面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丁玲研究资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莎菲女士》那篇应景文章收编进去，我认为这不公正，很为你不平，我几次向编辑同志表示我的反对。但是，文坛上的门户偏见，由来已久，积习极深。一些该有的文章却没有，一些不该有的文章却又有了。我被驱出文坛久矣，很不了解情况，我的意见，也不被人重视。既然丛书编委会的主持者早已成竹在胸，取舍已定，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对你五七年的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记你在一九三六年冒着风险，为党传书，带了那张条子给我，而且按照党的托付，为我布置了脱离南京的行程和办法。
又过了两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间茅屋，一个人在小院里，在屋门口好像无事地散了—会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等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一声不响，装出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一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一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了一句什么，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呵！过去我只见过这个人两次，但这时一下就认出他来了，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我像见到了许久未见到的家里人。我笑了，这艰难的笑呵！这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甜蜜的笑。我们都笑着，互相望着。汽车走进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过去没有见过的一幢楼房门前。楼房大门口挂着俭德公寓的牌子，实际是一个普通的、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又高级一点和新式一点的旅馆。胡风领着我走进早已预定好的一间房子。进门一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口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诉我这是雪峰要他准备的，说雪峰要过一两天才能来，他还有事忙着，要我安心住在这里。我看见桌子上摆了几本书，我忙着去翻看，全是几个新作家的书。如田间的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小说等等。胡风逐一向我介绍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谈到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了，他约定明天再来看我，便向我告辞走了。
这个公寓有较好的条件，有大门、后门。客房很多，旅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内用饭。这是我最愿意的。因为我怕见人，防备有人盯我，万一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绑回南京。因此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上过一次街，连去厕所也要看门外走廊有没有人。
第三天，雪峰来了。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到满腔同情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惟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我一盆冷水。这当头一击，的确把我打懵了，但并没有把我打倒。他怎么这样不懂人情，可能他就变在这里，变得没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这种严厉在我当时是受不了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一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吗？受罪的哪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经过长征的人，受过见过多少苦难，他的心变硬了，他想到的是整个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于是我心胸立刻开阔了，坚强起来了，我更感到惭愧，觉得他的严厉是对的。他这是以高标准来要求我，这很好嘛。好像从我们最初见面认识起，他对我这个人，对我的文章总是表现出不满足。使我觉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总是关注着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够更前进一步。这时我不哭了，他也便不再问。他对我讲长征故事，讲毛主席，讲遵义会议，讲陕北，讲瓦窑堡。讲上海文坛，讲鲁迅。他心里只装着革命，装着两个伟人。我虽然仍觉得三年多来我已是遍体鳞伤，抚今追昔，痛苦呻吟，但在听了雪峰的热情的革命事迹的叙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欢欣，我到底已经冲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队伍里，回到自己家里，我现在应该鼓起力量，迈上光明的前程。
二十九 转折
在俭德公寓住了两个星期。开始还好，以为希望开始实现了，今后将会万事如意，只要脚步一迈，我便可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苏区了。这期内有时胡风来，有时雪峰来，可以听到许多对我都是新鲜的事情，又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虽说不能出公寓的门，很苦恼，但这究竟不算什么了。我提出来要去看望鲁迅。雪峰说，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须要静养。我去看他，定会引起他的情绪激动，暂时不去好。我有一点懊恼，觉得太不凑巧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他病的严重性，没有想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见面了。后来雪峰来了，很忧戚地说：“怎么办呢？去陕北的交通又断了，一时不能走。没有适当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险。但长期住在这里，不能出大门，怕有一天会暴露。我们考虑了，潘汉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听了心情非常沮丧，不管到哪里，再苦我也愿意。我决心去陕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乐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说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说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这几年我心灵的痛苦的历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我背负着的哪里只是一个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见到了党的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满心以为你们会伸出手来拉我一把，送我远走高飞，怎么能还让我回到那个地狱里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长征的艰难。长征自然是很难的，可是你们是一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一起，你们是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煎熬！我们为这事几乎吵起来了。他再三向我解释，一时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有人照顾，的确为难。他为我分析当前的形势，说我们党正在与国民党谈判，要停止内战，要释放政治犯，要搞统一战线，要团结抗日。现在上海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在努力争取这个局面的早日实现。这一切都同过去不一样。这时如果你能争取公开来上海，出版一个刊物，你以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来活动，是可能做得到的。从你个人来说，公开活动比地下活动更好，更有影响。国民党不是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共产党员吗？那你就顺水推舟，可以装作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来公开活动。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总之要争取公开出来工作……他设想的办法很多，好像只要我愿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党组织的身份和我谈今后工作的，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听命呢？入党时我的誓言不是说，要做一颗螺丝钉，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但这件事使我后来，甚至许久的后来，我都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对我的处境也不够了解。但当时我不得不含着眼泪接受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地向着南京走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