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车送达，有人亲戚同路，有亲戚在江岸上等，温情亲情提前摆着。送与等里的爱也摆着，有民俗的色彩，有血脉的亲近。20分钟，就远离城市，站在了过江的石龙面前。其间已走过几十里河谷，经过好几个山村，发现自己对飞地上熟悉的山、熟悉的人家、熟悉的河段和灌木丛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是冬天，有景无色，看见的虽是荒芜、荒凉，感觉却一点不凄，桃花、樱桃花从记忆里开出来，漫山遍野。还有夏天的葱翠葱茏，秋天的温润红艳，一一慰藉了冬日的苍凉。唯一让人不爽的是那些雾霭。淡淡的也是雾霭，混杂了炊烟也是雾霭，融在空气里，停泊在老林边，停泊在沟谷，影响了视线的穿透力。
还在被公路拦腰切断的石龙的爪子上，就有人把我们要去吃酒的人家指给我看：“就是那棵老核桃树上面的那家，最远的一家，瓦房上在冒烟。”
我只看见炊烟自枯树巅升起，并没有看见瓦房。一座兽脊般的大山，山脚淌出两条溪沟。坡地自下而上，直至高山，呈棕色、黛青和翠绿，像一张破旧的兽皮。坡地已经退耕，棕色是青杠林和板栗林，黛青是水浸过的白炭泥，翠绿是小块的萝卜地和白菜地。人家户从江边一直散布到老林边，没有任何的规划，完全是因了山势地势，看上去却浑然天成。
一路上我不住地回望、拍照。望我们走过的路，望对岸山脚的公路，蜿蜒的河流，折折叠叠，像灰白的布带。向西，向东，山脉叠嶂至渺茫的天边，江水流淌至渺茫的峡谷。要是天气晴朗，渺茫会更加遥远。
我在想，不曾发生过大事件的峡谷，也如此伟大，自然界比人世间要气派长久得多。没想到自己自22岁走进飞地，也能与之发生姻缘，热爱上了它。记得当初挤在一辆快散架的班车里走进来的时候，感受到的全是沮丧和绝望。现在回头去看脚下山路、江河和对岸的公路，去看大峡谷，感觉到的是一种流畅，一种“走过”。回望已逝的20年，多少有一点回望大峡谷的空茫。翻年就是春天，野桃花野樱花会再开，夏天会再来，群山又会变得葱茏葱翠，那时再来回望大峡谷，会不会还有空茫？江水丰沛了，乔木遮天蔽日，灌木茂密潮湿。
2010年2月14日晴
一个人走了。很老，九十三岁了。前两年见到，我拍了他的手和脸，皱纹如老树皮。像博尔赫斯一样，他的眼睛瞎了好几年了，但耳朵一直好使，我每次去了，叫他，他都说：“哦，你是李瑞平老师。”我估算了一下，他应该是1917年生的。北京城里发生五四风潮的时候，他才两岁。对于时光，人能说什么？
周五下午赶拢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黑漆棺材里。棺盖留着一条缝，露出他的一对脚，穿着新布寿鞋，翘翘的，充满活力。我看了那对脚，从心里升起的是喜悦。哀乐声声，这喜悦像是从悲痛的池塘里游出的一队队调皮的蝌蚪。
在这种的场合，我这样的书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别人也不指望你，只有抄起两只手凑个热闹。走的时候想过带上在读的《巴黎隐士》，还是放弃了。在那样的场合看书，不说看不进去，就是看得进去也是不道德的。并非自愿，但你只能选择无所事事，东立西向，跟老熟人说一些好听的废话，开席了就坐席，在道德上与大家保持一致。
东立西向得实在无聊，一个人就去走走。站在天生桥上，想起了刚写完不久的小说《在飞地上》。这里就是飞地，卫生所在溪谷对面落光树叶的树木背后，地震后已经拆迁。压根儿没什么药剂师，药剂师仅仅存在于虚构中。我留意到，天生桥也做了加固，安了金属护栏。桥头是周德清的私人诊所，不存在什么裁缝铺，更没有小裁缝。最近感冒，人有点恍惚，总是把诊所看成裁缝铺。大佑住的客栈在哪里？当年下街子有一家“涪江旅店”，我觉得比较适合大佑居住，只是它并不在卫生所侧边。
走在因为震后重建搞得乱糟糟的丁字路，想到这一切，觉得很不是滋味又很是滋味。现实与小说纠缠，或者现实被小说包裹，像肉包子或馄饨。突然我不知道我究竟属于现实中人还是属于小说中人了。
从丁字路走震后新建的大街去后坪上，脑壳里想的是飞地上那座并不存在的木楼，它应该在哪个位置？大佑在幺师馆子喝醉的那天午夜，我跟在小裁缝的屁股后面去过。白天我去找过，再没有找到。它是一个在飞地上又不在飞地上的空间，是一个“异域”或者“未来”。从信用社旧址到砖瓦窑上，我一家一家叫得出名字。过去是老房子，现在是水泥楼。阔丰大队是一个记忆点，当年张晓罡、陈洪和画家马俊子都在这儿住过。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我过去看他们，三个人正在抗洪——夜里下暴雨，水进了寝室。我和枣她妈的结婚照便是在他们楼上的一间摄影棚里拍的。摄影师是一位姓何的跑摊匠。他见到你就会向你借钱，我印象很深。后来这里做了村幼稚园，枣小时候在这个幼稚园呆过一段时间。
板房卫生所不见有人，板房学校放学了。新区的大街和景点已经竣工，震后重建的小学在做一些打地坪、做围栏的扫尾工作。震前，这里是“飞地上”最好的也是不多的桑田，小镇上的人吃的蔬菜大都产自这些肥沃的田垄。每次来“飞地”，我都会到这里的田垄走一走，看黄连溪、葫芦溪和自治沟三个方向的山峰。写《夏歌》的灵感便是来自这里靠近溪谷的一方田亩。
我绕过施工的搅拌机和民工去残剩的老院子寻一棵老桂树，碰见过去班上的一位学生，一问才知道那棵桂树已经老死砍掉了。有一年中秋，我跟枣她妈来别过桂花，拿回去插在花瓶里香了很久。
我有一些失望，为老桂树，更为消失的桑田。巴掌大一块“飞地”，千儿八百人的小镇，做了二十米宽的大街，做了中山陵式的上山阶梯，做了“飞流直下三千丈”的活水景点。我很生气。震后重建问题多多，几十上百个亿如何烧？震后人口、单位并无增加，占地却扩大到了城郊的东皋湾、汇口坝。土地是这样失去的，心痛都来不及。从世界意义、人与地球的关系而论，这就是邪恶与犯罪。
往回走，叮嘱自己还是别去操心这些。让小说中的飞地遮蔽这一切吧。
在天生桥上，偶然的一次侧目，我瞥见了一张脸，它给了我梦幻一般的慰藉。小裁缝的原型。她已经不年轻了。当年在信用社门前摆摊缝衣服的时候，只有十八九，水灵的眼眸没有人忘得了。站在她身边等她换一条牛仔裤的拉链，心会砰砰直跳。
早上从关坝过来，在幺师馆子喝稀饭吃泡菜。房子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房子，只是幺师早已远嫁，她姐姐做了老板。看着干净的灶台和桌子，一边想起当年端了碗过来吃咸烧白喝白菜汤的情形，一边想起在小说里跟大佑、小裁缝喝醉酒的情形。
葬礼总是欢腾的。吃、喝、聊、麻将。承传下来的文化部分扑满尘埃，柔弱得像文言文里的一个虚词。但尚不可少，与两三位鹤发缺齿的老先生相配。梨园干爽、寂静，冬阳热辣，整个下葬的过程都没有制造出什么不和谐的声音。
我喜欢看四周的山，黄连溪的，葫芦溪的，自治沟的，也都显得干爽。太阳正从江南岸兽脊一样的山凹射出来。这匹山决定了《在飞地上》的太阳出没的时辰和热度。
我问我的岳母梨园的梨树是那一年栽的，她居然不知道。我猜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偷过邻队的一棵梨树移栽到我们家的后院，如今也没有梨园的梨树高大。从八九年到九三年，我没有少看梨园的梨树开花，却没有什么记忆。想到假如这个人的葬礼推迟两个月，便是在“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背景中进行了。不要太阳，只要春雨和泥泞，该是怎样的感觉？
等开席的时候，我的视线又落在了天生桥和溪谷对岸崖壁的那一排苦楝树上。苦楝树背后就是我过去的居室和《在飞地上》的客栈。客栈是虚设的，苦楝树是真实的。还有那一棵柿子树，那一棵芭蕉树，那一棵枇杷树，都还活得好好的。地震后学校拆迁了，只留下树。
晚上，晓罡喝多了，拉我往老街上走。我们走到学校的旧址，站在房屋拆迁后留下的地板上说话，面前是那一排苦楝树。从第一间到第三间，便是我旧时的住房。两间套房做新房，一间做厨房。十七年了，看不出苦楝树长大、长高了多少。夜色渐浓，晓罡显得有些兴奋，跟我谈了一点旧时的人事，都淡远了。
2011年2月5日大晴
这次回飞地，情要比先前都满，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让我深陷。黄连溪背后驼峰般的三峰，再一次告诉我，到了飞地上要沉默。在碧蓝的天空下，能清晰地看见靠北的峰凹里那棵树的树冠，它几乎形成了一个小的山峰，可以想象是一棵多么大的参天古木。还有葫芦溪背后的二峰，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托着一轮圆月的。我默默地站在它们面前，一点一点地陷进记忆。
飞地的地形是奇特的，它的山绝无半点浑圆，都是刀砍斧劈的岩崖，但又绝不是裸的石崖，都是满满的树木。对岸的槭木山就是一匹竖置的刀刃，但也是茂盛的林子。黄连溪的青杠林从江边几乎长到了峰顶。画包真的有画一样的景致，秀丽的小山峰与阴柔的山坳彼此照应，再绵延到自治沟的大山。夜晚在葫芦溪看飞地小镇，那就是一个世外之世，小镇像一艘航行在黑浪碧涛中的船，在橘色的灯光和稀疏的红灯笼的点缀下，有沉睡与苏醒的两面，也透着世外之世的节喜气。头顶上的那些繁星，也是飞地上的一景，它们那么遥远，却能照见我们这些碎屑的事物，成为飞地的一个部分。
在飞地上，人是寄居状态的，看各处修的房子，看依着地势辟出的田地，看小街上、山道上、公路上走动的人，看人的表情，他们是一律的谦和、满足。包括开店的，摆摊卖小玩意儿的，开馆子的，都是很坦然的，没有焦虑。飞地上的人，就像是地震后废弃的学校里的那些树，过去书声朗朗的时候是怎么活的，现在人迹罕至满地荒芜还是怎么活。
我在飞地上到处走。它曾经是我的飞地，我在这里住着、上课、散步、爬山，去幺师馆子吃肉喝酒，去粮站的芭蕉树下洗衣裳，一边洗一边唱歌。涪江从黄连溪流下来，绕过飞地，流过关坝，流过葫芦溪。我每天都要去江边走走，对着碧绿的水喊几声。我离开飞地快二十年了，但年年都要回来，觉得它还是我的。一个人走在小街上，在早已不见幺师的幺师馆子门前停留，在荒芜的校园里伫立，或者走过周德清的诊所，对于很多双眼睛，我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我自己的感觉却是熟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保留至今的房子和树木。
飞地上从来不缺吃的。因为是过年，吃的还要好，还要丰富。几乎家家桌子上都有麂子肉、盘羊肉、麘子肉，至于牦牛肉野猪肉，不过是米面菜蔬一样的东西了。也有从外面买进来的海参鱿鱼大虾一类。涪江里的冷水鱼（我们叫白片子）是越来越少，也是美食。稍微有点遗憾的是酒——飞地上的人现在也都喝瓶装酒了，很难再见到土灶酒。用玻璃杯喝瓶装酒是一种文明，但与飞地是不相称的，与飞地相称的是土巴碗喝土灶酒。
很多人都到过飞地，在飞地上工作过，或者飞地本来就是他们的家，但他们回到飞地从来不寻找什么，也从来不陷进记忆，只是喝一台酒，打一通宵麻将，就又走了。我是一个容易陷入记忆的人，四处走走，也不是寻找，只是生情。我爱不够飞地的那些山，它们沉默的气质，它们的形体美，它们冬夏完全不同的色彩，它们穿越时间的永恒……我从废弃的学校捡回一块青砖，它曾经砌在我住过的房子的墙壁里，而今散落在老黄连树下。我在学校背后的梅园转了一圈，二十年了，梅园还是老样子，我注意到那段矮墙，那条从公路上上来的小路……坐在矮墙上读泰戈尔的《吉檀迦梨》的我只有二十四岁，跟枣儿她妈牵着手从小路走上来的我也只有二十六岁。我在下校园那棵枇杷树下站了很久。枇杷树已经有一点老了。下面的乒乓台早已不见，只有荒草。
我的散文《大峡谷》所记便是飞地上的事。小说《飞地》写的是想象的飞地，或者说可能的飞地——一种被我精神化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