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设置于泉州的福建市舶司，最终于明朝成化年间移到了福州，这与琉球人的选择有关。在明朝三大市舶司中，泉州市舶司的地理位置不如明州市舶司，更不如广州市舶司。因为，泉州市舶司夹于明州和广州两大市舶司之间，从北方国家到中国贸易的船只，大多到明州的宁波港；而从南方国家来到中国的船只，大多到广州港进行贸易，不论是从北方来的船只还是从南方来的船只，到泉州的都不多。自宋元以来，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当地民众自行到海外贸易，官府因而得以抽税，所以要设市舶司。自明朝实行海禁制度后，民众去海外贸易成为非法行为。闽南人不能从泉州港到海外贸易，只好自行冒禁下海。他们大多集中于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区域，泉州港在明代前期的私人海上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在官方的对外贸易中，泉州只能与来自东方的港口贸易。具体地说，当时自动来到泉州港贸易的，主要是东方的琉球和东南方向的三屿、苏禄等港口。三屿和苏禄应是分布于菲律宾群岛的小国，他们的经济较为落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大，所以，他们没有迫切的进贡要求，来到明朝的机会也不多。明代中叶以后，苏禄国不再向中国进贡。这样，泉州市有价值的贸易对象，实际上剩下了国家虽小、但对海外贸易十分积极的琉球国。琉球人从其海岛向中国航行，早期是沿着海岛向西南行驶，过了台湾之后，再由澎湖抵达泉州。这是一条曲折的海路，抵达台湾北部后，还得沿着台湾西部的岸线向南航行，然后在澎湖休整，择期向泉州航行。从清朝的记录看，这条水道一般要3~4天。但琉球人很快发现：他们到了台湾北部之后，只要顺着东风向西航行，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到达福建的口岸，而且大都是到福州沿海的港口。由于他们使者的地位，一到福建登陆，就可受到官方的招待。官府会让他们从驿道南下到泉州。这一路上，所有人员的费用及货物运费，都由福建省担负。“发现”这一诀窍后，琉球人大都选择从台湾北部直航福州，毕竟，航海是十分危险的行动，只要在海上，都有可能遇到风暴。早一天登陆，就多一分安全。
琉球商人总到福州登陆，也让福建的官员头痛。因为，让琉球使团上百人乘传到泉州，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都要由沿途百姓负担。他们在泉州晋见市舶司官员，并验明货物之后，又要乘传北上南京，或是北京。这样，他们又要从泉州顺驿道抵达福州，然后才从福州北上两京。如果说从福州到北京的驿站开销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琉球使团往来于泉州的费用就是浪费。节省的办法，是将位于泉州的市舶司迁到福州，这样，福建省就可减少一笔费用。当然，如果当时的泉州市舶司还要招待其他国家，为了琉球将市舶司迁到福州，则是行不通的。但明代中叶的泉州市舶司只有琉球一国的使者可以接待。认识到这一点，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将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这是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搬到福州的原因。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福州是省城，且是从泉州到北京驿道的必经之地。所以，早在洪武年间，琉球与福州之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琉球人来说，他们直接在琉球登岸，也节省了由福州到泉州的时间和精力。
三、明代福建与琉球的交往与划界
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是明清两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明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派遣闽籍学者杨载出使琉球，报知明朝建立的消息，并要求琉球进贡。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其弟入贡明朝，双方建立了贡封国的关系。明朝封琉球察度为中山王，并赐以王印，从此琉球诸岛的统治者频繁地向明朝进贡。赤岭诚纪据琉球古代文献研究，仅在洪武年间，琉球王察度、武宁先后派出的贡船达54艘次，使团人员达3510人次；永乐年间，琉球派出的贡船达64艘次，使团人员约为4480人次，详情见下表赤岭诚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冲绳タィムス社，1988。：明代琉球贡船数及搭乘人数琉球积极向明朝进贡，其实是在利用其独特的地位进行贸易。他们从东南亚及日本购入各种海外商品，到福建的泉州或福州换取中国商品，然后出售于日本及东南亚。他们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国家因而繁荣起来。对中国而言，尤其是对福州而言，与琉球的贸易也是一条财富来源之路。因而福州的商人相当重视与琉球的贸易。在福州城郭之外的河口码头，为招待琉球的使者，专门设置了柔远驿；为了方便琉球船只的往来，明朝官方在河口疏通港道，以便闽江上的大船直接驶入河口的柔远驿一带。此处被称为新港，设有供航海者朝拜的天妃宫。在闽江上的南台岛上，福州官吏专门划出一部分水域供琉球大船停泊，福州人称之为“番船浦”。百年过去之后，番船浦形成了一大块陆地，都是琉球人在使用。琉球人在福建死亡，有官府划出的墓地供其埋葬。这块墓地在福州仓山的白泉庵之后，距离番船浦约有数里路。在福州方面，数百年以来，也形成了专门做琉球生意的球商十大家族，他们居住于河口镇附近，经营包销琉球带来的各种货物，并为其提供各种商品。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了福州与琉球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也是研究中琉关系史的学者的共识。
中国与琉球之间往来密切，自然会形成各自活动的疆界，而且这一界限肯定在大家心中是明确的，否则不方便二者之间的交往与利益的划分。所以，明清与琉球之间，一定会形成疆界。而其划界，必然与福建与琉球之间的航路有关。
琉球和中国之间长期往来，逐步形成了传统航路。如前所述，这条航路有两种，早期琉球船只在经过台湾北部后，继续沿着台湾西岸南下，经澎湖到泉州；其二，琉球船只抵达台湾北部后直接向西，抵达福州的港口。从航路发现史来看，元代应有泉州商人向东航行，抵达澎湖列岛之后，又向北航行，因而到达台湾北部、琉球群岛、日本的东南部。杨载出使琉球，他也应是从泉州北上东进，因而得已抵达琉球群岛。
明代初年，中国人将台湾和冲绳群岛一概称之为琉球。因琉球人常从澎湖而来，所以，人们常以为来进贡的琉球人是来自台湾的。其后，福建人渐渐明白琉球人是来自冲绳群岛，以后赴琉球的航路从以澎湖为核心的南线逐渐转移到台湾北部为焦点的北线，这就是从福州到台湾北部再到钓鱼岛列屿再到琉球群岛的线路。自从陈侃记载了这条航行路线后，从晚明到清代，两国使者一直是走这条固定的航路。上一节的史料表明，明代琉球人平均每年都会派出1.79次贡船向明朝进贡，清代琉球的进贡也很频繁。至于中国方面，经常到达钓鱼岛的渔民及册封琉球的中国使者，也都走这一条路。正如中山王尚丰在其咨文中所说：“照得琉球世守东隅，休戚相关，毗连福建，壤绵一脉，天造地设，界水分遥。”转引自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地敏雄诸教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3页。
这就有了双方的分界问题。因为界限不明，会带来许多麻烦。
福建与琉球的关系，是中国一个省与附属国的关系，它必须遵行国家的政策。中国是一个崇尚儒学的国家，而琉球对中国一向十分尊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中国对琉球的朝廷，也是十分重视的。在明清时代的中外关系中，中国与琉球的关系常被视为中国官方视为一种模范关系。因而，双方界限的制定，中国从来不会强迫琉球，双方之间界限的确立，只能是双方人员活动自然形成的范围。在这一前提下，双方形成了自然边界。
对福建人来说，钓鱼岛列屿周边的海域，是一个很好的渔场，历来就有福建渔民到钓鱼岛打鱼，因而给钓鱼岛取了一个中国式的、与渔业有关的名字。至于琉球人，他们的人数较少，对他们而言，冲绳群岛范围内的海域，已经够了他们使用了。双方活动范围不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琉球西南的姑米山之岛，便是一个有琉球风味的名字。它意味着琉球渔民主要在姑米山以北的海域活动。到了钓鱼岛列屿，就是中国渔民（当时主要是福建渔民）的活动范围，所以有钓鱼岛之名。
有人会说，明朝实行海禁制度，还会有渔民在海上航行吗？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明朝的海禁主要是防止倭寇。自从明初洪武七年（1374）明朝水师在“琉球大洋”傅维麟：《明书》卷九五，张赫传记载：洪武七年，张赫在牛山洋（海坛岛）“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俘获多人。”见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70页。及辽东的某地大败倭寇之后，倭寇的活动逐渐沉寂，明朝的海禁也相应松弛。明代中叶，已经有许多渔船在海上自由航行。明代后期，虽然朝廷多次重申海禁，但禁止的只是对外贸易船只，对沿海贸易船及渔船，都不禁止。所以，从明中叶开始，福建等省的渔船自由地在海洋上活动，朝廷并不干预。不过，中国的渔民大都不识字，所以，他们也不会记载自己的活动地域。因而，在中国史书上，也很少这类记载。以福建渔民在台湾的活动来说，若非荷兰人留下了福建渔民到台湾沿海捕鱼的记载，中国学者不会相信，在明代后期，福建去台湾沿海活动的船只，每年会有数百艘之多。他们在钓鱼岛的活动也是这样，文献上罕有记载，但钓鱼岛之名，表明了它与福建渔民的活动有极大关系。
我认为，正是双方渔民活动自然形成的疆界，成为福建及琉球的分界线。这道分界线，自然反映于明清两代学者的记载中。
嘉靖十三年（1534），明朝第12次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说：“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船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船上的琉球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任何人读了这一段话，若非有特殊的政治立场，都会理解陈侃的这段话表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分界线。井上清先生说得好：“琉球的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以‘嘉靖甲午使事纪曰’的形式，摘录了大段的陈侃使录。其中原文照抄了5月10日和11日的记事，并未加任何注解。当时琉球统治阶层中，亲华派与亲日派的对立十分激烈，而向象贤是亲日派的笔杆子。《琉球国中山世鉴》与其说是部客观的历史书，不如说它是为把亲日派的立场当做历史的、政治色彩很浓的书更恰当些。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一部书中还原文照搬了陈侃的记述，这说明当时不仅中国人，而且任何琉球人也明白：久米岛是琉球领土的边界，赤屿以西不是琉球的领土。琉球政府声明中说：‘琉球方面及中国方面，任何一方面的文献都没有表明尖阁列岛是本国领土。’但是，这‘任何一方’的文献，中国的自不必说，就连琉球执政官、最大的学者也清楚地承认钓鱼群岛不是琉球领土。然而琉球和中国的‘任何一方’也丝毫没有写到那里不是中国的领土。诚然，在陈侃使录中，只表明了到达久米岛之前的赤居、黄尾、钓鱼等岛不是琉球的领土，但它们是哪国的领土呢？从这几行文字中不能说明什么，但郭讲到赤屿是琉球地方的界山。这个‘界’是琉球地方与何地的分界呢？郭从中国的福州出航，经过了花瓶屿、彭佳山等中国岛屿，又驶过了许多中国人早就知晓的、冠有中国名称的一个个岛屿，到达了这个列岛的最后一个岛屿——赤屿。郭在此想到如果顺风再行一日便可看见琉球领土久米岛了，回首望来程感慨道，这个赤屿就是与‘琉球地方分界’的岛啊。这个‘界’肯定是与他离开的、现又远隔座座小岛的那个国家，即中国的分界。如果把这牵强附会地说成是琉球与无主地的分界，那他一定是对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过于无知了。如此看来，陈侃在到达久米岛之后才说这里是琉球领土。这也不仅仅是寥寥几个字，而我们应该抓住他记述整个航程的文脉——从中国领土的福州出航，经过许多中国岛屿，到达久米岛，这样一来就可以看清，他认为从福州到赤屿是中国的领土。这对他及全体中国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不会想到要特意写出来这里是中国领土，而到了久米岛后，正因为他想到了这里已不是中国领土，而是琉球领土了，才有意记上一笔。”井上清：《尖阁列岛——钓鱼诸岛历史的解明》，日本现代评论社，1972。
在陈侃之后，许多出使琉球及日本的使者都提到明朝与琉球的分界。
嘉靖三十五年（1556），郑舜功出使日本，归来后撰成《日本一鉴》一书。书中记载：“钓鱼屿，小东（即台湾）小屿也。”此文认为钓鱼屿是台湾的附属小岛。
嘉靖四十年（1561）间出使琉球的使者郭汝霖于出使琉球，其《重刻使琉球录》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见姑米山（久米岛）矣。”其中“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一句明指赤屿为福建与琉球交界处的镇山。
同年，郑若曾所著《郑开阳杂著》的第一卷所载“万里海防图”，将钓鱼岛、黄毛山、赤屿都列入福建海防图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