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如果你的同学开着私家车来上学，而你却要靠到处打工才能维持生计，此时，除了“己不如人”的感觉，还能有什么？相信每一个有过贫困经历或正面临贫困的大学生都有过自卑的时候，有时候，这种自卑酷似一只笼子，使人将自我封闭起来，从此远离大家，特别是远离那些富有的同学，在心理上离群索居。
我的一个穷朋友，喜欢上别的系的一个女生，但那个女孩子嫌他没钱。他因而发誓说，等将来有了钱，一定要把所有的钱换成硬币，把她埋起来！另一位同学则说，等他将来有钱了，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或上海的南京路——见人就给钱。
《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随着行年渐长，一片沉重的关于贫困的阴影会渐行渐远……
授之以“鱼”？授之以“渔”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消费正在逐年提高，一些大学生消费已经高于普通的上班族，有些学生年消费高达2万多元。一些大学生在消费上濒临失控。超前消费、负债消费已经越来越被众多的大学生所接受。校园里刮起的负债消费旋风让不少成人瞠目结舌之余，自感落伍于时代之后。
“花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是当今有职业、有稳定经济来源人群的流行活法。贷款买房、买车将现代人张扬而新锐的消费理念体现得纤毫毕露。然而，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现代大学生也潮流般地加入到了“负翁”一族，让人对传统意义上“白衣飘飘、远离尘俗”的“象牙塔”的消费实力不敢小觑。
大学里的“超前一族”越来越多。昔日“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大学校园如今还夹杂着“手机声声”。大学生对电脑、手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已经被大学生认可。不少大学生拥有几部手机，分别用来和不同的人联系。
名目繁多的“人情往来”是很多大学生负债消费迈不过去的坎。谈恋爱要请客，拿奖学金甚至说笑打赌也要请客。大学生请客，出手阔绰，动辄千元一桌的酒席亦非罕见。
现在高校里“贵族化”消费是以负债消费为轴心的。很多学生，住的不是学校的宿舍，而是自己租来的套间。胸前挂个手机，手里提个笔记本电脑，从头到脚名牌包裹。一打听，却绝非“豪门子弟”，乃是负债消费催生的新新人类。这样的学生在象牙塔里也并非凤毛麟角。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学生“负翁”，你凭什么潇洒？
大学生的无计划消费、消费结构不合理会让自己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会为自己坠入债网而不安。在大学校园，负债消费使很多学生耽于物欲，发展严重者则引起经济纠纷，动武斗殴，影响同窗友谊，甚至引发犯罪事件，于社会治安不利。
大学生负债消费其实是一种预期消费。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个人行为，但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消费心理、消费意向、消费意识、消费嗜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社会、家庭、学校把一些大学生推向了另一个“消费神坛”，这种奇特现象结出的恶果便是可怕的“仇贫情结”。
伴随着“现代化”、“亮化”、“美化”、“环境创新”、“生活质量”这些强势话语的，是大众媒体上的欢欣鼓舞，白领一族的奔走相告。除了电视画面上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很少有人关注到那些失去了原有居住地和谋生手段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命运和感受。弥漫在城市主流人群中的有两种态度，一是坦然，认为这是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是欣喜，认为这样更有“城市味”了，更“清静”了，有利于“招商引资”，吸引游人。
在这种种坦然和欣喜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仇贫情结”——对身边贫穷的人和物的烦恼、厌恶甚至仇视。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中国社会曾有过根深蒂固的“仇富情结”——所谓“人无横财不富”、“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现在，这种心理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这种“反面”在大学生这个特殊阶层，正呈愈演愈烈之势。“花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是当今有职业、有稳定经济来源人群的流行活法。贷款买房、买车将现代人张扬而新锐的消费理念体现得纤毫毕露。然而，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现代大学生也潮流般地加入到了“负翁”一族，让人对传统意义上“白衣飘飘、远离尘俗”的“象牙塔”的消费实力不敢小觑。
《中国青年研究》调查显示，大学生这一群体内部在经济消费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其中年消费最高的达到1850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0元。大学生年支出均值为8383．96元。这其中有92．7％的大学生把家庭供给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占其总消费的70％以上。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统计，38.1%的特困女大学生每个月从家得到的生活费在100元以下，每个月生活支出在100元以下的贫困学生占28.7%；15.7%的特困女大学生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5.3%的来自城市家庭。
大学生这种“特殊现象”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不可回避的是，这种心态中还掺杂着日益强烈的对下层人士的不信任。穷人对社会贡献小，依赖性强，借贷信用差……流行的说法是，“无恒产者无恒心”。
在这种病态的社会需求面前，负债消费在家境清寒的学生群中尤为突出。当节约在高校成为难以启齿的话题时，不少贫困大学生“打肿脸充胖子”，拿钱包装自己。
贫困大学生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听任一个“穷”字肆无忌惮地“折磨”贫困学子，则可能对他们未来的价值观、心理素质、生活信念等产生深层伤害。学生物质上的贫困，固然可怜，但贫困对他们精神的“折磨”，很可能影响其一生。
随着这种“仇贫心态”的蔓延，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危害社会的“极端案例”。最为典型的，要数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了。
2004年6月17日上午，连诛4名同窗的马加爵终于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这个属于毕业生告别的季节里，几个月来的梦魇和罪恶终于随着枪声的响起画上了句号。
很多人为他惋惜，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骄子，在他举起铁锤砸下去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也悄悄地改变了。本来，他可以与那４位同学在临别的酒席上举杯畅饮的，可如今，他不得不与那４位同学一样，躺在冰冷的地下；本来，他的父母可以与天下的父母一样，静静等待享受儿孙福的，可如今，他们不得不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剧痛……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马加爵算错了一道题，而这道题，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4＝0。
1981年5月，儿子出生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马二村农民马建夫为其取名加爵，“加官进爵”，正是这个贫困农民对后代发自内心的期盼。
在高中毕业以前，马加爵的经历，基本上是一个寒门子弟发奋图强的故事。一直到事发前，马加爵年年都能得到贷款，一年三千多到七八千不等。用调查情况的林志强老师的话说，“他是相当贫困的”。与别的贫困生不完全一样的是，马加爵从没有用贫困争取任何同情，甚至是回避这样的话题。林老师说，和他谈学习谈志向都可以，但提到他家里的贫困，“刚开始表现得不感兴趣，问多了就明显地有些反感”。
不管马加爵愿不愿意面对，贫困的经济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同学见到的他“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别的消费”。而敏感好强的马加爵是不愿意让同学看到自己的吃饭内容的。
而马加爵每天所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色彩斑斓的交际世界。昆明本地的学生最突出，一般家境好，消费高，“新款手机、摩托车从大一就有了”。有的同学一次就买几百块的游戏碟，专挑正版的。云大校园本部通向东二院宿舍区的近500米的圆西路是学生们最集中的消费场所。近百家饭馆、服装店、咖啡屋永远生意红火，3公里外的“昆都”夜总会也是一些同学的光顾地。
一种特殊的“仇贫心态”日积月累，慢慢变成了对社会的报复。虽说举锤子的动机只是在一刹那间。
还有一个关于贫困的故事发生在大洋彼岸。1890年5月， 凡·高用手枪结束了他10年的绘画生涯和37岁年轻的生命。
这位艺术大师在世界绘画史上卓越的地位和他一生的贫困与磨难的反差给后人带来的思索并不让人那么愉快，他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他离世后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财富： 而他生前却是那么的贫困， 1990年，凡·高死后的一百年， 他的作品《加歇医生像》在一次拍卖会上被日本第二大造纸商以8250万美金捧走，创下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可是， 凡·高生前只在1890年卖过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幅作品在 1890年：《红色葡萄园》， 当时的出卖价值是400法朗，合现在60欧元，不到100美金，这幅画现被收藏在普希金博物馆，巨大的升值利润和他生前的贫困就像他画中浓重而鲜亮的色彩在世界的绘画史上涂上了重重的一笔！
看看一段对凡·高自杀前的描述： “他坐在小客店的树荫下， 恍惚看见了父亲的教区和花坛、 教堂坟地的高大树木， 看见了厄休拉 (凡·高初恋的情人)， 矿工们和蒙马特大街， 看见了南方，高更和那些姑娘们，听见他们的笑声。”这位天才预见了自己的死亡！这真是让我很难过和悲哀的一件事情！
一个族群分裂、缺乏同情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要消除这种“仇贫情结”，有必要破除简单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迷信，真诚地、负责任地考虑下层人士的利益得失和生存处境，合理地分担发展的代价。
